王兰生（1679-1737），字振生，一字信芳，号坦斋，直隶交河（今沧县大褚村乡王芦庄）人，清音韵、乐律学家，官至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兼礼部侍郎。一生在学问著作和隶绩上颇多建树。

康熙和雍正年间，他编修《律吕正义》《音韵阐微》，重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陕西通志》；分校《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数理精蕴》；著作有《国学讲义》《交河集六卷》，其中《音韵阐微》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汉语音韵学研究达到顶峰。

王兰生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王宫桂官至山西汾州府同知，祖父王伯实，庠生，在家乡做私塾老师，性格耿直，担当起王兰生的启蒙老师。

王兰生自幼聪颖，勤奋好学。他不仅有天份，而且与其它孩子不同的是定力强，小小年纪对读书深感兴趣，一坐就几个小时，勤奋刻苦，读起书来往往忘了吃饭。

家庭贫寒的时候，也经常读书到很晚，为了省钱，常以香火代烛。进入小学的时候就知书达理，老师考问《易经》等书，兰生背诵起来，一字不差，应对自如。

他的祖父对他非常器重，曾对人们说：“此子芝颖茁，必为当代为人，非凡品也”。除了老师布置的课业外，王兰生自己还主动看些古代大家写的书籍，开阔自己的知识面，不久参加童子试，名列全县第一，顺利考入县学。

当时任顺天府学政的李光地（李光地博古览今，是当时的性理学家，有较深的乐律和音韵学理论知识，王兰生这一方面知识多来自李光地的授业）正有心选拔青年人才以备朝廷选用，具备才智和沉稳性格的王兰生被李光地慧眼选中，为二人一生浓厚的师生情谊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王兰生在县学期间，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不仅李光地视他为奇才，就是后来的学政继任者杨大鹤（明朝最后一位科考状元杨廷鉴次子）也非常认可王兰生。

1698年，李光地被提拔为直隶巡抚，李光地来到保定，特地把王兰生招来在抚衙旁的保阳书院深造。在这里又遇到了当时的名士孙峨山（后官至侍读学士，通政司右通。一代才子郑板桥曾赞誉孙峨山“文章满天下，子孙科甲无算”）等大儒新授学业，而李光地也常亲临授课，与王兰生等学子探讨程、朱性理学说等知识。

1702年，梅文鼎（清初著名的数学家，曾做过李光地的家庭老师，也曾与康熙有过历算方面的交流，深得康熙的认可）来到保定教授历算学方面的知识。

王兰生在这一时期幸得全国名师教导，如鱼得水，更加刻苦，除经书性理知识外，如乐律、音韵及中西历学，都精心探讨钻研。

在这一段时期，知识理论素养得到极大提升，颇得李光地、孙峨山的欣赏和同期学子们的钦佩。王兰生深学求真，前后共14年，为以后治学奠定了牢固基础。

当时清朝处于平定战乱、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百姓民心稳定的大好政治局面，康熙皇帝由武攻转向文治，再加上本人好学不倦，受西方传教士和科学文化的影响，他内心一直存在着出版大型系列丛书的博大愿望，目的一是便于百姓教化，提高整个社会文化素质，二是出于政治目的考量，更好地传承汉族文化，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计划一度搁浅。

1712年的一天，康熙与大臣们探讨起修书的计划，仍令臣子留意年轻人才，选拔精通易理的人。

时间留给有准备的人，李光地（自1706年，李光地开始担任内阁大学士一职，即宰相）向康熙推荐了王兰生等一干学生，康熙马上提出接见。

当时康熙与臣子间政事交流经常采用问对的形式，康熙经常将一些问题甚至难题向臣子们提出，要大臣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答案，这时考验的是大臣们的才识、经验、临场应对能力，再加上当时的康熙好学不倦，知识广博，而且他的科学观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绝大部分人，所以大臣们时常为难于与康熙的问对应答，包括李光地也曾遭到康熙的斥责甚至被贬，有相当的原因是问对时回应失当，从而给康熙造成不好的印象。

这种情形下，康熙在武英殿接见了王兰生，命王兰生讲乾坤义理，并提出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问题，王兰生没有迟疑，对答如流，一下子获得康熙帝的高度认可，连续两天竟被三次接见，康熙非常高兴，即任命王兰生南书房行走，享受翰林待遇。

王兰生初入宫廷，言行得体，康熙日益看重王兰生，出驾随行，伴驾夜读，秘书颁行天下，都少不了王兰生的身影。

一次王兰生伴读到深夜打了盹，康熙过去把王兰生碰醒，还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年轻人精力还不如我这老人呢”，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密切程度。

1713年，康熙六十大寿特恩科取士，钦点王兰生为举人，自此王兰生充满学术研究的仕途生涯正式开始。1722年，康熙又钦赐王兰生为进士并参加殿试，最终以二甲第一名被录取。当时康熙为了更好地推行官书编修工作，在北京畅春园成立了蒙养斋（以今天的眼界来看，地位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王兰生初入翰林后，即与当时的一干精英参与到康熙的大型系列丛书编撰当中，初期参与分校的有《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

当时《康熙字典》（《康熙字典》《音韵阐微》《佩文韵府》《钦定词谱》为清初四大文化建树）已初版成形，康熙正主持准备编撰《律吕渊源》系列丛书，因为看中了王兰生乐律方面的才华，把音乐方面的官修书籍交给王兰生领头编修，1713年精通音律的王兰生正式受命并与魏廷珍、梅彀成一起编修乐律丛书，但主要还是以王兰生编修为主，次年成书，共五卷，分上、下、续三编，康熙帝钦命为《律吕正义》，并以御定名义刊布。

清乾隆十一年（1746），和硕庄亲王允禄及张照等人奉命编纂《律吕正义后编》，以补前书之不足，此是后话。

《律吕正义》是以乐律学为主要内容的音乐百科全书。其规模巨大,分为上、下、续、后四编。前三编主要由王兰生等人完成于康熙年间，主要记载了当时的律制、乐器和西洋传入的五线谱等。后编完成于乾隆时期，共120卷。

书中详细记载了大量的清宫廷中的乐谱、舞谱和乐器图。包括丹陛大乐、清乐、铙歌大乐、蒙古族的笳吹乐、番部合奏诸乐之乐谱及回部(维吾尔部)、瓦尔喀部和朝鲜族诸族之乐器，这些均为珍贵的史料。

《律吕正义》编撰完成后，康熙很快又给了王兰生又一项重大的编修任务，这一任务可以说呕心沥血，倾尽了王兰生半生的才华，耗时11年的时间，这就是——编修《音韵阐微》。

现在的我们读书识字，只要会拼音就可以自己用字典识字，既简洁又省事，轻松识字，不断提升自己的语文水平是很幸福惬意的事，可是现代汉语拼音是新中国成立十余年后才由国内一些语言专家交流综合研制而得。

《汉语拼音方案》于1956年2月拟订，1958年2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并正式推行。古人没有汉语拼音,他们用直音法或反切法给汉字记音,即用一个字给另一个字注音,或者用两个字同时给一个字注音。

当《康熙字典》完成后，康熙皇帝的心中想着如何让所统辖的士子臣民更方便的识字，而旧的反切方法繁而取音难，需要编撰新的音韵书籍一时竟成为康熙夜不能寐的夙愿。

而完成这一愿望缺少的就是专业人才，有较高音韵知识素养的王兰生的出现给了康熙实现愿望的契机。

康熙自身也是音韵专家，他自己通晓蒙、满、汉、藏、俄多种语言，对自己的母语满语拼音深有心得，他想让满语拼音的优点和西学中的特点结合中国人识字的记音方法，探究出一种更方便的汉字识认方法来，这说明康熙是有远见的，只是宥于当时的知识框架未突破而已，后来清末时期汉字改革不断被有识之士提起，认为汉字改革关乎民族的强盛，并设想出多种拼音方案。

康熙也素知李光地乐律、音韵有较高的造诣。所以他下令让李光地和王兰生师生二人着手编撰汉字音韵方面的书籍。

1715年初，王兰生即奉康熙旨意开始着手这一重要的任务，他认真思考，潜心研究前人关于汉字音韵方面的理论。

《音韵阐微》编撰之始，凡编撰宗旨、韵谱与韵书构架、编写体例与内容，李光地、王兰生二人反复磋商斟酌，最后奏请康熙定夺。

康熙精通满文拼音之法，又有意传承汉语传统韵书的正统；李光地为福建安溪人，精熟乐律和音韵，代表方言为闽南语；王兰生是直隶交河人，代表方言为河北方言。这样三个人的语言知识背景、韵书编撰的价值取向、实际运作中的具体作用，都是各有差异的，三者反复交合碰撞，形成一致意见后定稿。

从三人讨论《阐微》编撰的折子、书信来看，李光地揣测圣意，最初打算参照满文和曲韵，编一部“合时谐俗”反映时音的当代审音韵书。王兰生主张“《唐韵》、今韵宜分二部”，即仍采用传统中古音系的韵书框架，又兼顾时音系统，也就是暗含古今两个音系。康熙皇帝尽管满意于自己的满语拼音知识系统架构，但最终亦倾向于王兰生意见并折中。

1714年12月王兰生之父重病过世，1715年5月，王兰生之母重病，王兰生再次向康熙请假侍母，期间仍手持编修书稿，笔耕不辍、思索不断。1715年8月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回到北京重新投入到编修中。

“女为悦已者容，士知已者死”，康熙和李光地堪称王兰生的导师，他们的情谊超越了当时的君臣和师生礼数，在一年多的交流、研判、更改编撰中，王兰生感受到被重视和赏识的精神愉悦，以百倍的精神投入到《音韵阐微》编修的世界中，这段王兰生因深感知遇之恩从而忘我工作的时光大约持续了两年。

1718年，恩师李光地病重去世对王兰生是个不小的打击，以后康熙忙于处理皇子争储事宜直至1722年驾崩，两位伯乐导师的先后离去，造成了王兰生在音韵学知己缺失的孤独感，但王兰生自幼养成的坚韧不拔性格使其在《音韵阐微》编修道路上独挑大梁，迤逦前行，雍正四年（1726），《音韵阐微》终正式成稿。

《音韵阐微》作为康熙朝四大文化建树之一，是辞书编纂史上的代表作，《辞源》《辞海》初版都是用《音韵阐微》的反切来注音，汉语老国音注音字母方案也是以《音韵阐微》的读音作为审定标准的，《音韵阐微》就是传统反切注音法到现代字母注音法过渡的枢纽。

清代名士全祖望为王兰生做《音韵阐微》铭志：“时臣公宿儒未能尽通其义，生以一布衣，亲接君相之绪言，披隙守窥，厘为一代石渠大制，作识者荣之。”

雍正继位后，把精力投入到整顿吏治,清查亏空的政务事宜处理中,开始设立会考府和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

没多久，蒙养斋被撤销。而王兰生因其性格谨慎沉稳不参与任何政治纠纷的立场得到雍正的重用，王兰生先后任浙江学政、安徽学政、陕西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之职，两次担任乡试正考官。

雍正六年，因查嗣庭、汪景祺（二人均是浙江人）案，雍正皇帝下令停止了浙江士子的乡会试。

此时满朝官员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说话。而王兰生想，取消浙江乡试非常不妥，官员犯罪与浙江乡试是两码事，不能因此不让学子们考试，从而耽误一些才子们的一生。于是他丝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提笔上书，建议雍正帝收回成命。

雍正看后，也觉得有道理，便听取了王兰生的建议并任命其浙江学政，主持浙江的乡试。

雍正六年，查嗣庭、汪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兰生奏言：“诸生当立品奉公，如有潜通胥役，欺隐钱粮，察出黜惩。臣按考所至，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必使输粮乃得入试。”上深嘉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

在浙江、安徽、陕西三省的学政任上，王兰生十分敬业，以清廉、慎重、勤奋三事为座右铭，并根据各地时政，不断向雍正皇帝建言，在雍正朝记载的学政进折中，学政共28人，折件192份，其中王兰生(28折)数量最多。

他在乡试科考中拒绝贿赂，不用胥吏，亲自批阅试卷，夜以继日，不敢有半点马虎。科举考试秩序一派井然，创造了学界以道行事的典范，王兰生对人才如同自己的兄弟孩子一样对待爱护，注重选拔有学问的人才，也使一些有才但屡未中举的人深受鼓舞，而中举的人才也以出自王兰生门下为荣。

王兰生主持三大省的学政，在为清朝选举大量人才的同时，也对稳定社会形势做出了贡献。清代诗坛有着“关中四杰”之称的诗人杨鸾（历官四川犍为，湖南醴陵、长沙、邵阳知县）、刘绍攽（后官至山西首邑知州）、胡釴（肃州学正，今张掖）等均出自王兰生门下，其中刘绍攽深受王兰生影响，亦喜欢讲古音韵及方程、勾股等算术之学。

雍正九年（1732），在安徽学政任上，王兰生为江南乡试正考官，这年的乡试中录取了郑板桥为举人。

乾隆元年（1736），王兰生升任刑部侍郎，兼礼部侍郎，并曾兼任殿试读卷官，三礼义疏副总裁、会试副总裁官、考汉教习阅读官，担任过会试副主考官一次。

乾隆二年（1737），王兰生做为礼部侍郎陪从雍正皇帝的灵柩去泰陵，走到良乡，突发疾病于途中去世，享年58岁。

乾隆帝体贴哀悼，赐给银钱五百两，命令直隶督臣代办丧事，乾隆五年，王兰生名字被入祀乡贤祠（明清时期，凡有品学德行的人，死后由朝廷级别高的官员提请祀于其乡，其名入乡贤祠）。

终其一生，王兰生是一个学者型官员，是康、雍时期的文化领袖，他的前半生献给了康熙的学术研究事业，编修了多部宏篇巨著，雍、乾时代则着力于清朝的人才科考选拔，个人品学深为当代士子推崇，其学术研究成果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