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谷雨，母亲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手里还攥着补了一半的粗布衣。窗外的雨滴答作响，那声音让我想起她这些年纳鞋底时拽棉线的声响。

去年开春，我辞去了城里的工作，父母身体不好，我得回家好好照看他们。父亲的肺病时好时坏，母亲的眼睛也模糊得看不清针眼。没成想，先走的却是母亲。

三月里，她给菜地浇水，脚底打滑摔了一跤，之后走路就不太利索。最后一次，她摔倒在灶台前，我冲进灶屋时，她正撑着凳子想爬起来，蓝布膝盖裤上沾满了草木灰。

我们兄妹五个轮流守夜。母亲总说夜里凉，让我们给她盖厚一些。有天半夜，我梦中惊醒，看见母亲给三妹盖被角。三妹都四十岁了，可在母亲眼里，却依旧还是那个踢被子的娃娃。

醒后，再无睡意，我坐在母亲床头，思绪万千，过往的点点滴滴，都在这一刻涌入脑海。曾经做起农活风风火火的母亲，此刻却安静地躺在床上，凭运气与毅力同病魔抗争。

1968年发大水，母亲怀着身孕去修河堤。生产队发的蓑衣太重，她干脆光脚踩在烂泥里。同去的婶子说她肚子尖肯定生小子，队长叼着烟卷笑道：“生十个也抵不上个整劳力。”

不知道母亲听到这话是怎样的尽情，依照她的性格，我猜想她肯定只是表现出些许不愠，断不敢反驳队长。但父亲不一样，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他耳朵里，他抄起铁锨要去拼命，被母亲死死拽住。

我7岁那年，偷吃供灶王爷的麦芽糖，母亲举着木棒追了出来。追到村口老槐树下，她突然蹲在地上干呕，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滚。我害怕了，赶紧喊父亲，把母亲抱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天才查出怀上了老五。对于大多数而言，怀孕其实是喜事，意味着家里有了新成员，添丁加口。可母亲却一个人在屋里哭了很久，因为家里实在养不起了。

1981年包产到户，我家分到七亩薄田。从此，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完家里的家务，就扛着锄头或其他农具下地，要么是翻土，要么是开沟，即便是没有任何事，她也要在田地里转一圈。

有一回，我放早学（乡村学校，早上有一节课）回来，路过芝麻地，看见母亲跪在里面扯草，汗湿的后背还粘着碎叶。我抢过锄头要帮忙，她急得直跺脚：“念书的手磨出茧子，先生要骂的！”

最难忘的是九八年抗洪。乡里摊派每家出个壮劳力，母亲把父亲的旧胶鞋往我怀里一塞，说，“你去，我给你烙一些油饼带着。”我在堤上扛沙包三天三夜，母亲心疼我，后来几天，都是她替我上工。

当时，父亲在外务工，家里的劳力，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我哪忍心让母亲去，哪怕身体再累，我依旧坚持自己去堤上。母亲发火了，冲我大声吼，“你把身体累垮了怎么办？”

母亲这辈子最远到过县城。那回我考了年级第一，学校开表彰会，要求家长到场。本以为母亲要忙于农活，不会参加，哪知她得到消息后，立马说，“参加，参加，这个我肯定要参加。”

于母亲而言，没有什么比子女的读书更重要。她常跟我们兄妹说，“只要你们愿意读书，只要你们喜欢读书，就一直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

太多太多的思绪，都在那一刻复苏，谁能想到，我那勤劳一生的母亲，竟然就要离开我们，她舍得我们吗，她舍得这个她操持一生的家吗？

临终前那天，母亲忽然想喝井水。小妹去村口老井里打水，回来时母亲已经不会吞咽了。井水终究没喝成，母亲终究还是走了。那一刻，我们觉得天都塌了。

下葬时，连续几天的雨终于停了，日头从云缝里漏出来。叔公说这是吉兆，母亲在那边能分到好田地。我摸着才起的新坟，想起她总说“人死如灯灭”，可我内心，依旧有她的温暖。

如今每每回乡，我总会往母亲的坟头捎把土。就像她当年往田地里撒菜籽、撒稻种一样，田地是母亲的全部，而母亲，则是我的全部，我期望以这种简单的方式，让母亲再次触摸她的田地。

有一回，我在坟边清理杂草，日头偏西，暮色沉沉，恍惚中，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我的小名，转身一看，却只见青树枝晃悠悠的，惊起两只灰麻雀。

上个月收拾仓房，找着母亲用过的煤油灯。玻璃罩里结着蛛网，灯芯焦黑蜷成个小疙瘩。我拿袖子擦了又擦，母亲曾经就在它的灯火下纳鞋底，缝衣服……我们曾经在灯下，围着母亲。

那天遇见当年的生产队会计，他拄着拐棍在村口晒太阳。“你母亲的工分本还在我家阁楼上。”他眯着眼说，“那年月她每天拿妇女工分，干的却是男人的活。”泛黄的本子上满是霉斑，但母亲的名字还认得真切。

又是谷雨，我给母亲捎去新蒸的槐花饭。青石板上凝着水汽，纸钱灰打着旋往天上飘。远处传来布谷鸟叫，一声赶着一声，像是母亲催我们兄妹“快快干活”的唠叨。

母亲啊，如今种田都已机械化，再也没有你当年的辛劳；你曾经舍不得点的电灯，现在整夜都亮堂着；后山通了公路，在村头就能坐上汽车去县城……这些新鲜事儿，我时时在你坟头念叨，你可都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