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日本留学，在那里他认识了蒋介石，19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某报社的总编辑，清政府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他，以至于他逃到了日本，也是在那时他加入了同盟会。

戴季陶重新回到上海之后，写下了许多反对袁世凯的文章，后来被袁世凯下令关入了大狱，直到这时他才明白革命的意义，被营救出狱之后，他开始投身革命，协助黄兴起义，后来他在孙中山先生的身边当了一名秘书，陈炯明叛变的时候，戴季陶劝说蒋介石立即回到广州保护孙中山先生。

1919年戴季陶曾经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的伦理问题，赞扬马克思是天才，称赞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

但是共产党成立之后，戴季陶又表明态度要忠诚于孙中山先生不能够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不同，戴季陶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后来直接成为了蒋介石的幕后参谋，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后，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抗战开始的时候，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10年左右一定会重新回来。抗战结束之后，戴季陶劝说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听他的，后来的局势已经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

戴季陶的亲朋好友祝贺抗战胜利的时候，戴季陶竟然一反常态地表示有什么可以值得庆祝的，哭还在后面呢……

自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份之后戴季陶一直在广州养病他患有非常严重的失眠症，有的时候需要吃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够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的时候，他曾经因为吃过过量的安眠药被及时送到医院去抢救。

戴季陶的妻子说在戴季陶跟随国民政府迁都到广州之后，他就已经闭门谢客了，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也只是带着一双耳朵去，从来不发言，一门心思都想着不想去台湾，想要回成都，那里才是他的故乡。

在戴季陶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吃过多次安眠药仍然非常亢奋，头痛欲裂，他对妻子说这样的感觉比死还要难受，妻子简单的劝过了之后就回去先休息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已经是起床的时间，但仍然没有见到戴季陶起床，家里人进房门发现戴季陶侧卧在床上，面色赤红，当时立即打电话派医院的人前来医治，9点左右政界要人和军界要人齐聚病房前，见戴季陶仍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

10点之后戴季陶气息已绝，医院宣布戴季陶因服药过多已经病逝了。

在很多的历史书籍中把戴季陶的死描写成了自杀，其实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有过两次过量服食安眠药，因为即使干预及时抢救才得以苟延残喘的病例。

中山大学为戴季陶开具的死亡证书中写到患心脏衰竭症于民国38年2月12日凌晨突然发作，至10时40分死亡，这个原因与此前国民党当局宣布的陈布雷的死因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