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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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澳政府军警开枪射杀抗议群众8人：1966年12月3日：澳门群众与警方爆发严重警民冲突，随后演变为反对澳葡政府的大规模动乱，造成至少8人死亡，200余人受伤。

澳门同香港一样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情况却有很大区别。

澳门经济无法同香港相比，香港人多认为澳门只是一个大县城。

为什么会这样？

同葡萄牙人的管理有关系。

葡萄牙帝国的强大辉煌，是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事情了。

到16世纪，葡萄牙就衰败为欧洲二三流国家。

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葡萄牙更是沦落为欧洲三四流的小国，国土曾被法国完全占领，王室仓皇逃到巴西。

葡萄牙一蹶不振，尤其巴西独立以后该国更是衰败。

葡萄牙混的这么惨，主要还是本土面积太小，仅有9万平方公里，还没有江苏省大。

该国仅有西部沿海地区为平原，其他地区都是山地和丘陵，自然环境不佳。

葡萄牙人也没有好好建设殖民地，除了巴西以外，他只在非洲控制了几个较大的国家，其余在美洲和亚洲殖民地都非常小，大多是一些商贸港口城市。

随着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崛起，葡萄牙这些殖民地都丢掉了，尤其在巴西独立后更是一塌糊涂。

到了1910年，葡萄牙封建王朝被推翻，葡萄牙共和国建立。

然而，葡萄牙共和国被认为是西欧最混乱、最低效的国家之一。

从1910年到1926年，葡萄牙政局动荡，连续更换了45届政府，平均一年三次。

这段时期葡萄牙几乎是无政府状态，乱到无以复加的局面：“持续的无政府状态、政府腐败、暴动和抢劫、暗杀、任意监禁和宗教迫害”“ 在1920年至1925年间，有325枚炸弹在里斯本街头爆炸。英国外交官乔治·伦德尔爵士表示，他无法用“政治图景”来形容这件事，只能说它是可悲的……”

在这一时期，欧洲人提到葡萄牙，就意味着“一个被残暴，破产，肮脏，疾病和贫穷所充斥的地方。”

从1926年开始，葡萄牙建立军政府，从1928年开始进入安东尼奥·萨拉查独裁时期，长达40年，直到此人中风瘫痪为止。

财政部长出身的萨拉查虽然结束了葡萄牙混乱局面，也没有涉足二战，然而却维持低效的专制统治。

1960年，葡萄牙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仅为欧洲共同体（EC-12）平均水平的38%。

萨拉查下台后的10多年，葡萄牙又陷入混乱期。

直到1986年，葡萄牙才建立民主化的文官政府，稳定了政局。葡萄牙也是西欧国家中建立民主制度最迟的国家。

可惜，葡萄牙的发展很落后。该国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却是发达国家中收入最低的一个。

该国农业水平一般，工业水平则很低，基本没有高科技工业，国内依靠旅游业维持大约20%的GDP。

所以时至今日，欧盟成员国仅有东欧的穷国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五国人均收入低于葡萄牙。

自己国家尚且建设成这样，澳门的衰败就可想而知。

相比英国人全力建设香港，葡萄牙人在澳门则是得过且过。

澳门历史上最赚钱的生意，就是黄赌博。

葡萄牙在1851和1864年分别占领氹仔和路环两岛，正式确立了澳门的地盘。

然而，早在1851年澳门就开始大搞色情业，还是政府出面公开的搞。

1851年，澳门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娼妓管理行政法规，要求妓女必须到政府登记，限定卖淫的区域，妓女必须进行定期医疗检查等。

澳门政府从此公开允许色情业的存在，还将妓女分为三个等级，妓院妓女、独自卖淫妓女、船上妓女。

公开管理目的自然是为了钱，澳门政府从此公开向妓女收税，成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之一。

早在1851年时期，除了妓院必须大量纳税以外，即便是独自卖淫的妓女，每年要交单20到30元，这个数字在当年算很多了。

在这之前的清政府统治澳门时期，一再禁止当地的中国妇女卖淫，违者会被严惩。

在政府纵容下，澳门色情业异常发达。在抗战前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澳门红灯区被誉为东亚一流色情区。

作为另一个有名卖淫区的香港石塘嘴，也不能同澳门相比。

小小的澳门，就有大小妓院就有一百多家，妓女至少有千人之多，“濠江风月”赫赫有名。

黄赌毒是不分家的。

澳门的赌博业也有很多年的历史。

早在1847年，澳门就开始了合法的赌博行业。到了1851年，澳门政府干脆直接颁布赌博牌照，允许合法开办赌场。

一水之隔的香港，港英政府虽在1867年允许合法赌博，却在各界强烈抗议下在1871年就禁止公开赌博。香港有识之士认为，公开的赌博虽可以获得很多税收，却严重影响社会风气、降低社会治安、造成大量赌客家破人亡，是地地道道的捞偏门。

所以，香港虽有很多黑社会控制的地下赌场，始终没有公开的大型赌场存在。

澳门的赌博业则火红了200年，全盛时期竟然有200多家赌场。

赌场日进斗金，各大巨头都试图分一笔。

1930年，豪兴公司以每年八十万澳门元赌税投得经营权，开设中国式赌博项目。到1937年高可宁、傅老榕组成泰兴娱乐总公司以每年一百八十万元赌税投得赌权，并于新马路的中央酒店（现新中央酒店）六楼开设赌场。至港资背景为主的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合组的财团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于1961年10月投得赌权并由此垄断控制逾四十年。

澳门政府通过赌博捞钱很多，然而惨剧也是不断。

且不谈其他方面，每年都有不少赌客在澳门自杀。

远的也不说，2024年8月，就有一个香港中年男人在澳門路氹一家赌场酒店上吊而死。

类似的新闻，每年都有不少，要多惨就有多惨。

比如2016年，32岁北京富二代拿着菜刀要杀死父亲，结果杀人未遂被捕。

杀人原因不复杂，这个富二代在4年内在澳门赌博输了2000万巨款，父母被迫将生意和房产全部变卖还债。由于儿子不能戒赌，母亲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服毒自尽。母亲死后，父亲断绝和儿子关系，不再为他偿还新的赌债。这个富二代借口母亲是被父亲逼死，竟然拿着菜刀去弑父，万幸是没有成功。

说实在的，赌场造成别人家破人亡，赚这种钱属于地地道道的伤天害理，是一种断子绝孙的钱。

至于澳门的毒品问题，同样很严重。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澳门就是对中国大陆走私鸦片的一个重要据点。澳门政府意识到贩毒是一个大生意，很快也将鸦片生意当作自主贸易。

除了走私鸦片以外，澳门到处都是鸦片馆。在澳门吸食鸦片不违法，当地民众抽大烟者相当多。

在1892年，澳门吸毒居民接近1万人。要知道，当时澳门人口只有六七万人，妇女的人数高于男性（很多是葡萄牙或者华商的家眷）。这么算起来，澳门成年男性抽大烟的比率非常惊人。

那么，澳门的黄赌毒又让当地居民富裕起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些捞偏门的钱转化为财政收入，被澳门政府、葡萄牙大商人和当地的华人豪强家族瓜分。

澳门老百姓仍然贫穷，还深受其害。

以吸毒为例，他们每天平均要吸食2到3钱鸦片，毒瘾大的则要每天6到8钱甚至更多。

这么算下来，澳门的吸毒者每月要吸食鸦片6到9两之多。对澳门的普通家庭来说，全家人一年收入还不够男主人吸毒。家中只要有人吸毒，基本也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

而澳门正式禁止鸦片，还是二战后1946年的事情。

然而，澳门民间仍然有很多地下烟馆，当时不少香港的老年瘾君子都去澳门抽大烟。

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的地下鸦片烟馆才绝迹，这是因为新型毒品海洛因占据了市场。

上面也说了，自古黄赌毒是不分家的。

澳门的赌场、色情业，必然会同毒品挂钩。

在2024年10月，澳门抓获一名入境的台湾男子，搜出重达11公斤的病毒，价值人民币3000多万元。这个男子承认，自己得到1万元负责运输毒品。

时间到了60年代，相比香港经济飞速发展，澳门经济则死气沉沉。

受到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冲击，澳门的对外贸易完全衰落，以往依靠鸦片贸易赚钱也不可能。至于澳门传统的渔业和三大手工业（神香、火柴和爆竹）都是低收入行业，澳门老百姓连基本温饱也难以维持。

其中，搞爆竹生意还经常引起灾难。

这种爆竹家庭作坊是非常危险的，经常一次爆炸就杀光全家的人。

让人无语的是，此时澳门的经济支柱都是偏门。

除了污秽的色情业以外，澳门政府财政主要依靠赌博业。澳门赌博业为政府，提供了百分之二十几的财政收入！

这些赌博业基本都是各种黑社会控制，互相之间使用暴力手段争权夺利。而大量赌客来到澳门后狂嫖滥赌吸毒，期间有众多犯法犯罪的案件，自杀自残更是家常便饭，已经变成了一座藏污纳垢的城市。

整个五六十年代，澳门经济发展停滞，官僚系统高度腐败且等级分明。

澳门政府被认为是亚洲最腐败的政府之一，政府各级官员同奸商、黑帮勾结，包庇各种违法生意。

办任何事情都要向官员行贿，尚且办事缓慢混乱。警察和司法系统是腐败重灾区，很多警察不是黑警那么简单，直接就是各种黑帮成员。司法系统更是毫无公证可言，根据原告被告行贿数量多少宣判。

葡萄牙国家安全警备总署在事件发生后撰写的报告中，形容澳葡政府“道德极为沦丧，警察和公共部门腐败，军队得过且过，无所事事”。

除了政府腐败低效以外，澳门的阶级压迫比其他地方还要厉害。

掌握澳门大权的是本土葡萄牙官员，而在世代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萄牙人则只能从事中低级公务员，永远无法爬到高层，受到鄙视。这些本都葡萄牙人则以十倍态度鄙视和粗暴对待当地华人。

为啥？无论土洋葡萄牙人在澳门都掌握着一定特权，这是华人做不到的。

最倒霉的是澳门底层华人，他们被高层华人歧视，处于鄙视链的最低端。这些华人生活非常艰难，还在任何地方遭到歧视，普遍存在很大的不满情绪。

这四个不同的澳门阶层，互相基本没有任何交集，也不来往，导致澳门出现非常严重的族群割裂。

以澳门底层华人来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母国葡萄牙是什么样子，丝毫不了解葡萄牙人的文化和传统。

这种情况下，族群的冲突无法避免。

在1966年11月，澳门离岛氹仔的教育配套极差，学校规模太小，不能容纳全部的学生。

很多工人家庭发现孩子无法上学，就向澳门政府请求扩大小学规模。

澳门政府对此熟视无睹，试图借此榨取工人们的行贿款。

工人们本来就是底层老百姓，哪里有什么钱去行贿，导致工程迟迟不能进行。在连续24次申请和交涉无果后，工人们忍无可忍决定先斩后奏，也就是先扩建学校，同时进行申请。

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发现工人们自行扩建学校，立即派遣警察去镇压。

这是涉及到工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他们当然不愿意退让。

澳门警察就强行拆除和抓人，引起了公愤。到了这个地步，工人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的，因此派出5个代表同晏德地谈判。

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诱捕。

工人代表之一的阮子荣回忆：我们五人踏进市政厅后，被知会由代局长与各人单独见面。我是第一个与他见面的。当时代局长坐在大班椅上，双腿放到桌子上，一副傲慢潇洒的样子，我一进去便立即与他理论，突然有两名警察从房门两侧走出来，把我挟持住并带我到房门外。我的其余四名工友亦不知所踪。

在我步出市政厅的时候，发现氹仔已实行戒严，那条告利雅施利华街的两旁排满了警察。那次戒严，有十多名氹仔居民被打伤送到医院。

不久后工联会发现我们五位代表失踪，便派人四处找寻我们，并在商会里商讨及寻求协助。

我被警察押到海岛市政厅对面的码头，才发现其他四名工友早就被押到船上。我们齐集后，便被押送到澳门，于一号码头上岸。那时天色已黑，他们上岸后便带我们换乘“猪笼车”来到监狱。到达囚室后，见到其中一位囚犯，我们是认识的，那位囚犯非常关心我们，说：“需要吃一点食物吗？”然而我们没有心情吃东西，只要了一点水。

到了当晚九时左右，突然又有人把我们押上车，送到司法处，于那儿让我们办了一点手续，如拍照、打指纹等。

现在想起也好笑，我们每办一项手续的时候，都会吵闹一番，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所犯何罪。办完手续后，我们又被押回监狱中。

翌日早上，于司法处的小法庭开审。法官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只记得当时见到商会副会长崔德祺坐在一旁。开始时检察官以葡语宣读文件，法官决定判处我们五位代表两个月的有期徒刑，以缓刑执行。我们感到愤怒的是，当时司法处并没有把那份文件翻译成中文给我们看。当法官宣读完判词后，司法处的人员便离开小法庭，而我们五位代表当然立即举手提出反对，崔德祺便对我们说：“不用再说，没事了！”

我们当时被司法处罚了六十元作为堂费（审判时所需费用）。我们当然不甘心，崔德祺替我们交款后，便带领我们回到工联。

在工人代表们被诱捕的同时，警察使用武力强行拆除，同工人们发生了打斗。一场群殴导致24人受伤，其中2名工人被打成重伤，不治而亡。

此事引起了包括《澳门日报》在内多家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澳门底层华人群体的普遍愤怒。

澳门政府借口煽动罪，逮捕了《澳门日报》记者。

这些种种火上浇油的行为，引起了澳门底层华人群体强烈不满，多年的怒火被点燃了。

此时，澳门华人界精英发现了暴乱的苗头，试图缓解矛盾。澳门华人社群领袖的何贤曾拜会护理总督施维纳，请求他谨慎处理事件，施维纳以强硬的态度回绝对方的劝导。

1966年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惩凶、不要阻挠办学、伤者获得赔偿、撤销入狱20天之判案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共五项要求。

11月25日，新任总督嘉乐庇到达澳门，在29日下午接见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一事上动用警察属于处理失当。他承诺将成立一个由官方和民间中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事件。

搞笑的是，这个所谓的调查委员会迟迟没有组建。

于是，民众还是每天在澳门总督府门口抗议。

到了12月3日，双方终于再次发生冲突。一些民众冲入澳门总督府抗议，推翻了警车。

警察们用警棍对抗议群众进行殴打，唯恐再搞出人命转而用防暴水车驱散。

听说警察又打人，无数群众开始在总督府门口集中。

下午3点后，群众摧毁位于议事亭前地、在关闸事件中带领葡萄牙士兵占领关闸的美士基打的纪念雕像，又破坏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险家欧维士的石像，市政厅和位于仁慈堂大楼地下的公证署也遭冲击。

此时的群众行为，已经逐步演化为暴力冲突！

下午4点多，群众冲击澳门警厅，警厅立刻关上铁门。群众们随后冲撞大门，警察立即释放催泪弹，发现效果不佳后直接开枪扫射。

群众们做梦也没想到警察会开枪，顿时有很多人中弹，有2人当场被打死，幸存者迅速逃散！

总督在傍晚6时颁令戒严、实行宵禁，违者格杀勿论。

很多群众没有及时收到宵禁令，当晚仍在街上示威。

此时的澳门军警毫不手软，对准群众胡乱开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又打死多人。

这几天内共有8名群众中弹而死，另有212人受伤，还有62人被抓捕。

当地媒体报道，一些警察以开枪射杀为乐趣，甚至对准在楼上伸头看热闹的群众开枪，导致出现伤亡。

此时葡萄牙还是独裁专制统治时期，澳葡政府立即进行实施新闻封锁，澳门葡文报刊被禁，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的报章也被下令禁止报道事件。

澳门的葡萄牙人唯恐继续暴乱，一部分逃到香港，一部分逃入当地葡萄牙军营。

中国大陆唯恐暴乱殃及自己，在边境增加了军队。

此次澳门的群众事件，被中国大陆认定为工人群众运动，被帝国主义殖民政府残忍镇压，必须进行支持：1966年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与澳门亲北京社团向澳督嘉乐庇提出包括“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签具认罪书”在内的六项要求，亲北京社团也向嘉乐庇致抗议书提出类似要求。会面后翌日，嘉乐庇向葡萄牙殖民地部发出电报，“他（何贤）还告诉我已经有一万个红卫兵集结在澳门附近，而陆军总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军集结在关闸附近。海军方面则通知，有4艘中国军舰进入了澳门水域。”

澳门群众更是愤怒，要求展开全面罢工、罢市：执行“三不”政策，“不向澳门政府缴纳一切税项”、“不售卖物品给澳门政府及其官员”、“一律不为葡萄牙官兵提供服务”。

澳门出现的严重暴乱，民众的聚众反抗，以及中国大陆的强硬态度，引起了葡萄牙政府的恐慌。

葡萄牙政府拒绝让澳门总督公开道歉，还是在12月12日表示完全接受澳门民众以及中国大陆提出的要求。

1月27日，澳门政府发表声明：“此次事件的死难者遗属、受伤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种损失的受害者，以及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并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6项要求，以及承担死难者的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合共澳门币2,058,424元。

1月28日，澳葡政府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复》，由澳葡政府代表送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在梁培、何贤、马万祺与谭立明等13个当中斡旋的华人代表见证下，一二·三事件方告一段落。涉及氹仔事件的护督、行政官员及镇压民众的官员，先后离开澳门。

此次事件后，澳门华人地位有所提高，葡萄牙人的势力大为削弱。

到了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归还澳门的要求。

中国还在文革的混乱时期，自顾不暇，没有接受这个提议。

此后澳门政府更是得过且过，澳门逐步转变为几大家族管理，局面依旧混乱。

以黑社会问题为例，澳门黑社会在随后几十年坐大，完全成为澳门第二政府。80年代，黑社会几乎是公开在澳门活动，到了90年代更是成为燎原之势。

90年代澳门出现了几十起街头仇杀案件，没有一起被侦破。

澳门14K的头目尹国驹，在助手石永祥被敌对黑帮乱枪打死后，竟然派小弟用AK47扫射澳门著名的新世纪酒店。

此次暴行，造成多名保安及外国游客受伤。这件事可以说是震惊全球。当年，有不少国家将澳门列为危险区，并发出旅游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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