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9日，作为一位同时在人类智力世界和权力世界都达到鲜有高度的强者，亨利·基辛格博士走完了自己整整100年的人生。

消息一出，全世界都为之动容。

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开始，基辛格成为中美关系里一位极其独特的“关键先生”，此后，基辛格到访中国100多次，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在为中美关系工作，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并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辛格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一个符号。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是，最优秀的政治家总是考虑长远。正如评论家们所说：有很多人佩服他，有不少势力憎恨他，但没有谁敢低估他，无视他的学说与策略。即便在100岁高龄，他对中美关系全局那种清晰的洞见和智慧，仍然无法替代。

近期，基辛格遗作《论中国》三部曲最终章《论领导力》即将面世。在这本书里，基辛格首度从领导力的角度，剖析了杰出人物对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从国际关系历史出发，带领读者读懂中国和世界。

百年变局正加速演变，未来的路怎么走，中美关系通往何方，我们或许应该听听基辛格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忠告和建议。

来 源 | 中信书院(ID:citicbook)作 者 | 亨利·基辛格编 辑 | 三 昧

自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1914—1945）结束以来，即时通信和技术革命共同给国家领导人面对的两个关键问题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紧迫性。这两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需要什么？

纵观历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虽然历史上曾有过多个帝国，但它们对世界秩序的向往均因地理和技术条件而局限于具体地区，就连幅员辽阔、覆盖多个社会与文化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例外。它们的秩序是自诩为世界秩序的地区秩序。

从16世纪开始，技术、医学以及经济和政治组织的飞速发展扩大了西方向世界各地投射力量和治理制度的能力。

自17世纪中叶起，欧洲内部发展出了以尊重主权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在殖民主义结束后在全世界扎根。摆脱了西方统治的国家靠着这一体系得以兴起。这些国家坚持要求参与确立现有世界秩序的规则，有时还对现有规则发起挑战。

3个世纪前，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

他的设想太绝对了，国际秩序的问题不是以非此即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最近几十年中，人类都生活在一种平衡之中，一边是相对安全，另一边是由他们的领导人确立并诠释的合法性。

今天，这个平衡一旦打破，后果将史无前例，人类或将万劫不复。当今时代拥有的破坏力使人类能够摧毁文明本身。这反映在今天的一个大战略中，这一战略的概念由“相互确保摧毁”这个短语（它有一个著名的缩写——MAD）做了精准的概括。

设计这个战略显然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不是为了用于冲突，因为大家知道，一旦爆发冲突等于自杀。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已经无法估量，利害关系已经与后果脱节。

70多年来，先进武器的威力、复杂性和精准度不断提高，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使用过这些武器，即使在与无核国家的冲突中也没有。核战略的这种两难困境从未消失，而是发生了演变，因为更多的国家研制出了先进武器，也因为各种高科技选项纷纷出现，造成的局面更加复杂，可能也更不稳定。这种局面取代了冷战期间毁灭能力基本上两极分化的形势。

网络武器和人工智能应用（如自动武器系统）加剧了现有的各种危险。与核武器不同，网络武器和人工智能无所不在，开发起来相对便宜，使用的诱惑力很大。网络武器能造成巨大打击，同时有可能隐蔽攻击方。

人工智能甚至不需要人类操作，武器依靠自己的计算与精准瞄准的能力自动发射。这类武器使用的门槛低，破坏力巨大，所以它们的使用——哪怕只是威胁使用——可以把危机变为战争，或者通过无意的或无法控制的升级使一场有限战争发展为核战争。

由于革命性技术的影响，充分应用这些武器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将这些武器的应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又很难把握，几乎不可能做到。目前还没有任何外交手段能够明确威胁使用这样的武器却又不会引来先发制人的回应。在如此巨大的挑战面前，军控努力渺小得可怜。

高科技时代的一个悖论是，实际军事行动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或在作战中部署小型高科技武器，如发动无人机攻击或网络攻击。同时，对于先进武器的使用则指望通过相互确保摧毁来予以遏制。这个模式太不稳当，将来无法持久。

历史是永不放松的监工，催促着政治伴随技术革命而变化。就在当下，世界正在目击大国竞争的回归，令人惊叹的技术的传播与进步更加剧了这种竞争。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踏上重归国际体系之路时，它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经济潜力，但技术能力和实际国力相对有限。如今，中国经济和战略能力的提升迫使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对一个资源可能与自己相差无几的地缘政治竞争者。

华盛顿对此不适应。北京同样不适应，因为它历史上一直把外国视作中华帝国和中华文化的朝贡国。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例外，但例外的方式不同。

美国自认为它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最终会被所有国家接受。中国则期望自己独特的文明和亮眼的经济成就能使其他社会尊重它的发展权。美国的传教士冲动和中国的文化自信都意味着一方不会屈从于另一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高科技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彼此侵犯迄今为止自己心目中的核心利益。这部分是因发展势头所致，但很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

21世纪的中国似乎正在担起它认为自己因数千年来的成就而理应担负的角色。为应对全球秩序遇到的实际的和概念上的挑战，美国正在向世界各地投射自己的力量和意图，并开展外交活动，以维持它在战后主持建立的全球平衡。

对双方领导人来说，这些确保安全的需要似乎不言自明，也得到了本国公共舆论的认可。但是，安全只是等式的一部分。就世界的未来而言，关键问题是这两个巨人能否学会将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与共存的理念和实践相结合。

至于俄罗斯，它明显缺乏中国的市场实力、人口优势和多样化的工业基础。俄罗斯的版图横跨11个时区，几乎没有天然防御屏障，所以俄罗斯的行为是由它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把一种神秘的爱国主义变为帝国权利。因为俄罗斯历史上屡次遭到越过东欧平原而来的入侵，所以它的不安全感始终挥之不去。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的专制统治者一直试图沿着漫长的边境线设立一条安全带来保护俄罗斯的广袤领土。今天，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再次显示了俄罗斯的这个优先关注。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安全线就将移至距莫斯科300英里之内，等于消除了俄罗斯历史上所依赖的缓冲区。法国和德国先后在两个世纪中企图占领俄罗斯时，多亏这个缓冲区救了俄罗斯。如果安全边界设在乌克兰西面，俄军就可以打到布达佩斯和华沙。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这主要是战略对话失败或开展不力的结果。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实体即使不对彼此使用这种终极武器，仅发生军事对抗本身就足以突出这个根本问题的紧迫性。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表现不佳，它的军事行为受到广泛批评，针对它的制裁范围广、影响大，因此它的力量将受到削弱。不过，俄罗斯依然保留着能导致世界末日的核能力和网络作战能力。美、中、俄三角关系总有一天会恢复。

美中关系的难题是，这两个对国家伟大持不同概念的国家能否学会和平共处以及如何共处。对俄关系的挑战在于俄罗斯能否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虽为外国却被它长期视为自己地盘的国家（主要是中亚和东欧国家）的自决与安全，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中遵守国际体系规则。

自由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尽管在构想上可敬可佩，但现在看起来，它实际上可能在无法确定的一段时间内被一个至少部分脱钩的世界所取代。此种分裂将激发在边缘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若是这样，无法就全球行为规则达成共识的国家如何能够在商定的平衡之中运作呢？对支配地位的追求会不会压倒对共存的认识？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如果两国当前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设施方面的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发展步伐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第三方也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相对影响力强于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挑战。

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做此尝试。

这样的共同进化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

第一个层面涉及大国正常交往中出现的问题——30年前形成的磋商机制被证明大体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磋商，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了共同利益，如贸易关系和具体问题的外交合作。当危机出现时，一般都通过讨论来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尝试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在东北亚整体概念中处理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谈判各方无能为力，朝鲜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态就到了危急关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

更为重要的远见卓识是把世界推向第三个层面，一战浩劫前各国领导人从未达到的层面——走向太平洋共同体。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共同目标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略焦虑。只有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尤其是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

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在全球范围内，有无数问题正亟待解答。如何对人工智能网络平台进行监管，而不会引发担心其安全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网络平台是否会侵蚀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由此产生的变化会给世界带来苏联解体以来从未有过的两极分化吗？小国会反对吗？试图调解这些后果的努力会成功吗？或者有成功的希望吗？

当今世界，日益迅猛的技术发展可以提升人类文明，也可以将其毁掉。作为战略家的领导人面临一个固有的悖论：一旦情势需要采取行动，决策空间最大之际恰恰是相关信息最少之时。等到有了更多的数据，活动余地已经缩小。

不完美是人类经验中的常态之一，尤其是在领导力方面。通常，决策者会因偏狭的担忧而杯弓蛇影。有时，他们的行动基于错误的假设；有时，他们的行动纯粹是出于感情用事；还有一些时候，意识形态扭曲了他们的视野。无论用何种策略来构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伙伴关系，它们都必须适应人类。如果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显示出超人的能力，则其使用必须能够被不完美的人类环境所兼容并包。

当然今天的大国领导人不必立即就如何解决上述困境制订详细规划。然而，他们必须清楚什么是必须避免的、不能容忍的。明智的领导人必须在挑战演变为危机之前先行予以解决。

1967年，康拉德·阿登纳（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在去世前3个月与我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他提的两个问题现在有了新的意义：还有哪位领导人能推行真正的长远政策？今天还可能有真正的领导力吗？有没有性格坚强、智力超群、不畏艰难的领导人站出来应对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

这个问题过去提出来过，也的确有领导人不负众望。阿登纳提出那两个问题时，萨达特、李光耀和撒切尔夫人都还默默无闻。同样，目击了1940年法国的沦陷后，几乎无人想象得到戴高乐能在他30年的职业生涯里带领法国实现复兴。尼克松开启与中国的对话时，没有几个人对此举可能产生的后果略有所察。

19世纪晚期，弗雷德里克·恩格斯预言，“人的支配”将被“物的管理”所取代。但是，历史上的伟大在于拒绝将支配权让给巨大的非人力量。那些力量的决定性要素是人创造的，也必须继续由人来创造。马克斯·韦伯这样描述造成巨变的领导力的关键品质：

唯一将政治作为“使命”的人确信，如果他看到世界太愚蠢、太卑鄙，不肯接受他想提供的服务，他的精神也不会因此而消沉。他面对世人的冥顽不化，仍然会说“然而……”。

伟大的领导人都具备同样的品质：能够看透自己社会的处境；能够设计战略来管理眼下、塑造未来；能够以高超的手段推动自己的社会走向崇高的目标；随时愿意纠正自己的缺点。

对未来的信心于他们来说不可或缺，今天依然如此。一个社会若是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或者对自我认知产生全面怀疑，就不可能继续伟大。这首先要求领导人愿意把关心的范围从自身扩大到全社会，并唤起慷慨助人的公共精神，激励人们做出牺牲，为别人服务。

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写道：“我们无法选择外在环境，但我们总可以选择应对环境的方法。”领导人的作用是帮助引导这样的选择，并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激励鼓舞人民。

当今时代缺乏合乎道德的战略性远见，像一艘无锚的船。未来如茫茫大海，是一片未知的疆域。浪峰愈加陡峭，令人头晕目眩，浪谷又深不见底，加之水底浅滩危险四伏——这一切都呼唤着思维新颖、意志坚强的领航员，好引导各国驶向未知但孕育着希望的目的地。

参考资料：《论中国》《世界秩序》《论领导力》亨利·基辛格《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亨利·基辛格 / 埃里克·施密特 /丹尼尔·胡滕洛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