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其他近代国别文学相比，俄国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与史诗的亲缘性作为一种体裁，史诗在16世纪的意大利迎来了最后一轮兴盛。
17世纪英国弥尔顿的《失乐园》虽然是成就极高的史诗，但已经是孤立的现象。从那时起，作为最高贵叙事体裁的史诗基本上已经被世俗化、大众化的小说取代。
然而，俄国文学这个后起的国别文学在努力超越西欧文学的过程中，又重新将眼光转向了史诗。
18世纪的俄国诗人创作了一系列以古典史诗为范本的严格意义上的史诗，19世纪上半叶普希金的历史叙事诗《波尔塔瓦》也有意识地融合了史诗传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取得俄国文化统治地位的小说体裁也延续了史诗化倾向。
古希腊诗歌吸引俄国作家，是由于语言的关联和欧洲文学源头的地位；古罗马诗歌成为俄国作家的重要参照，则是因为他们和古罗马诗人一样，都置身于后起的国别文学之中，都面对一个已经发展至高峰的文学传统，需要在继承和学习这个传统的同时，不失去自己的声音，并且拓展新的天地。
但和古罗马诗歌不同，俄国文学更重要的任务是追赶甚至超越同时代的西欧文学，为成长中的民族意识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因此，俄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逻辑，其史诗体裁的发展也呈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轨迹，在它演化的不同阶段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分别成为俄国作家的重要资源。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打开了俄国的大门，同时俄国在军事上也开始崛起，俄国第一批有世界眼光的作家却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
俄国文学与西欧文学之间存在一系列明显的错位：首先是阶段的错位，西欧文学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进人兴盛阶段，而俄国文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次是体裁的错位，18世纪西欧的小说已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文学体裁，俄国此时诗歌仍是主要的文学样式。
第三是精神的错位，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西欧文学日益世俗化，俄国文学依然虔敬地信奉东正教。
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赫拉斯科夫等史诗作者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后两种错位不足为虑，甚至是俄罗斯文学的优势，俄国文学要迅速比肩近代的西欧文学，主要途径是诉诸更古老的传统，诉诸更虔敬的情绪，诉诸另外的语言。
按照这样的逻辑，史诗体裁由于其承载的文化内容和古老的权威，便成了早期俄国作家的一个优先选择。
正如古罗马诗人借助特洛伊血统的传说获得了不逊于古希腊的历史纵深，俄国作家也通过菲洛费伊“第三罗马”的说法确立了俄国文学的血缘正，并借助自己与欧洲文学源头的关联来压制西欧文学的优越感。将希腊传统改造为罗马传统，并对罗马民族意识有塑造之功的维吉尔在这个阶段理所当然成为俄国史诗作者效法的对象。
俄国在1812年的战争中击败强大的拿破仑之后，民族信心更为高涨。然而，俄国作家没有忘记贺拉斯关于罗马和希腊的判语：“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他们虽然羞辱了法国人，知识分子仍然以说法语为荣，建造第三罗马却不得不用欧洲的砖石。
他们日渐感觉，作为一种在西欧已经衰落的体裁，史诗难以在这场文学竞争中发挥作用，小说这种更现代、更直接的文学体裁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但他们同时也相信，西欧那种物质主义的、私人化的小说与西方支离破碎的精神现状相一致，绝非俄国文学的合适载体，因此俄国小说若要成功，就必须更宏大，更公共化，具有纪念碑式的标志性——总而言之，必须具备史诗性。
另一方面，1825年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的制服也标志着俄国知识界自18世纪以来与官方亲密合作的时代走向终结。在既要完成继续建立民族文学的使命，又要与沙皇立场保持距离的双重要求下，以歌颂为特征的史诗越发式微。
两种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就是大诗人普希金具备史诗色彩，但并非史诗的长篇叙事诗，其代表作就是《波尔塔瓦》。在重新评估与皇权合作可能的过程中，与古罗马皇帝屋大维关系微妙的贺拉斯在如何体现民族性、公共性却与官方性拉开距离的策略方面更具有启发意义。
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俄国社会危机的加深，现实主义的地位不断上升。虽然俄国文学的史诗化倾向依然明显，但经典史诗的写法已经遭到冷落。别林斯基说，“小说的视域之广阔，远非史诗的视域可比拟。
如其名称所显示，小说诞生于基督教国家最晚近的文明之中，在人类的这个时代里，所有的国家、社会、家庭和普遍人类关系已经变得无比多重化、复杂化、戏剧化，在无数元素的作用下，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这样的复杂性远非经典的史诗样式可以应对。
然而，史诗有一个漫长的传统，在两千年的演化中充满了异质性和矛盾性，即使《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也具备许多与理想英雄品质相冲突的性格特征，更不用提后来的古罗马史诗乃至文艺复兴以来的史诗早已融合了许多不同的体裁素和主题元素。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催生了以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史诗化作家。但史诗化的俄国小说与俄国文学早期的史诗相比，具有明显的反讽性和冷峻的批判色彩。
在古罗马史诗作家中，奥维德最具这种特征，所以成了作家们的一个重要参照，维吉尔作品的异质性也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启示了俄国小说。
在古罗马，正统的史诗在维吉尔这里抵达终点。在俄国，史诗化的小说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里走向终结。这并非偶然，也并非巧合。在《埃涅阿斯纪》中间，当埃涅阿斯预览了罗马的未来，从冥府回归阳间时，是从象牙门走出的，而象牙门在希腊神话中代表虚假的梦。
当帕斯捷尔纳克声言“史诗才是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时，他似乎也在暗示俄国新秩序的“罗马主义”窒息了俄国文学最擅长的抒情声音。当作家不再对宏大的集体主义梦想或完美的个人英雄感兴趣的时候，甚至都不愿再参与反讽的时候，史诗化写作的衰落就是一种必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