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国慈善事业从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苗头。

齐国名相管仲在当时的举措更是成为了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理论来源。

今天就让我们从《管子》出发，看看管仲都提出了哪些利民惠民的政策吧！

管子，“后世皆以仲称之”。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他辅佐齐桓公的四十多年中，国家正值王室衰微，各诸侯不断扩张领土、以强并弱、群雄征战的起始时期。

在此期间，管仲对内大力实行改革，致力于提升经济实力，发展生产生活，使民众安居乐业，对外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历史上管仲在位时重新确定了各国的社会秩序，抵御了外族的侵略，他的治世之举、尊王攘夷的外交主张与取信于民的用人原则深入人心。

梁启超称赞管仲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则有《管晏列传》来论其轶事。《管子》一书是根据管仲而命名的，其中载录了管仲的齐家治国之举及其思想。

其中，《牧民》、《入国》等篇，虽然主要记载了管仲治国理政的方针及举措，但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

（一）上任之初提出民本思想

《管子》中多处提及民本思想的重要性，管仲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实践。例如《轻重甲》中谈及夏桀灭亡的原因，管仲就指出是因为统治者的暴虐无道，但商汤与夏桀不同，他关爱百姓，与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不谋而合，这是商汤豪取天下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些理论的积淀，管子说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他强调想要成就王业，第一要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一切要以人民为主体。

只有顺民心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也是告诫君王，人民对于国家至关重要。顺民心就是要做到，解除忧劳，让民安定；扶持贫寒，让民富足；解决困难，让民幸福。一切以民为本，这是管仲治理国家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不难看出，管仲认为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是，协调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把人民摆在核心位置，国家就能够团结富足。

（二）为政重民、爱民

基于民本思想，《管子》倡导应以民为本，提倡把百姓疾苦作为重中之重，采纳民众意见，“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权修》）想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审慎使用国力，将民众置于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

《管子》还提到“君人者，以百姓为天。”（《说苑》）作为人民的君主，要时刻把百姓看做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众信服依赖，国家就能平安和睦；民众协调配合，国家就能团结强大；民众人心向背，国家就身处险境，逐步走向衰亡。

这也充分体现了管子的重民思想。《管子》中还从中衍生出爱民、利民、益民、安民的思想，古代君王只有将这些思想运用到治国理政中，才会一匡天下。作为国家统治者，必须遵循规律，以民众和国土为核心就能使天下归顺，以私利和专治为重则民心所背。

关于重民思想，《管子》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在他看来，古代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内政修明、爱恤民命、后世难忘，都得益于深得民心。

而我国古代专横残暴的统治者，由于不为民考虑，而导致朝不保夕、失去宗庙国家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平治天下的首要任务是归拢民心、重视百姓。

基于民本思想，《管子》将国家的政通民和归功于争取民意，深得民心。并要求将爱民列为为政之本，注重实施德政、爱民如子。

《管子》的爱民之道就是要做到：用国家管制国家，用社会管制社会，用宗室管制宗室，形成自我调节、自我监管的治理体系。

使他们间的人情事理联系更为紧密，俸禄也能相互补充，百姓就会团结一心，和谐共处，轻徭役，薄赋税，百姓生活就会日渐宽裕。《五辅》中还论述了兴六德的爱民政策，即“厚其生”“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输之以财”及“遗之以利”。

虽然这些爱民政策均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识，是为了收拢民心，使民能够听从于统治者，但是，它也在实际中达到了关爱百姓，救助弱势群体的目的，成为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力。

（三）办利民惠民实事

《管子》倡导通过利民思想来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正世》）《管子》的利民举措就是从为人民谋利益的角度出发，保证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管子》利民的慈善思想。

至于利民的意义，《管子》认为：首先，利民是获得民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利民才能获得民众的爱戴。其次，利民有助于使民归顺，在有矛盾出现时，百姓会站到国家角度，听从君主。但只做到利民远远不够，要在利民举措中充分融入爱民思想和举措，为实现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奠定基础。

爱民思想的实施，拉进了百姓与君主的距离，促使百姓顺服于君主，利民与爱民结合起来就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也使民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

《管子》治国，关心全局，重视慈善。《管子》慈善思想是对夏商西周的养老敬老举措的深化和发展。首先，《管子》注重“旦暮利之，众乃胜任。”（《版法》），要经常给予百姓利益和爱护，铲除私心，百姓才会幸福欢悦。

其次，《管子》强调想要招致天下人民，服从我们像流水一样，就要施惠于民，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

此之谓致天下之民”（《轻重甲》）对丧失纳税能力的百姓以长久借贷，对死后无处安置的百姓以安葬位置，尽全力让饥寒交迫的百姓有衣可穿，有粮供给，只有贫穷的人得到救济，百姓才会顺服亲近。

最后，《管子》将国家的安定团结与救济贫困、养老敬老等慈善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管子》提出了九种政策来实践惠民利民思想，即“九惠之教”。《管子》主张，要以国家为中心，将国家长治久安，民心归附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目标。

主张在国家中设置专门官职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及贫穷死难家属实施一系列扶助救济，着力解决百姓最实际、最关心的困难。“九惠之教”的出现使老有所养，孤幼有助、病有保障，整个社会形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和谐风貌。

（四）以富民为目标

春秋时期，君主已经认识到粮仓丰足是百姓生活的主要保障。粮食由谁来储备，《管子》主张藏富于民。《管子》认为：人民穷困，就会孤注一掷，作乱犯上，造成国家混乱。只有人民生活富足，才能安分守己，遵守法律，服从君主，国家才能安定。

富民首先要以发展农业为目标，“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五辅》），君主要将根本基础的事置于首位，去除无用的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使民众富裕，还主张在耕作时要停止对无用作物的种植栽培，大力倡导百姓“种桑麻，养六戌”(《牧民》)帮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其次，要省刑罚，薄赋税。

《管子》认为种植作物受时节限制，百姓不能长期劳作。所以，要从自然规律出发，百姓也可以适度休息，这样即使国力没那么强大也能国泰民安。如果对百姓暴取豪夺，无限使用民力，那么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

最后，要保护工商业。“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霸形》）通过减缓租税，加强与国外民众的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较之于《论语》、《孟子》、等诸子学说，《管子》一书规模更加宏大，内容更加丰富。

洋洋洒洒约十六万字，卷轶浩繁、体大思精，其中蕴含着道、名、法等诸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知识，是我们研究当时国家治国之策以及法律思想的重要依据。

但是，由于《管子》的成书过程太过漫长，一些珍贵的细节早已流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世人大多赞同《管子》的名称依据管仲事迹而制定，《管子》是稷下学宫推崇管仲之作，由刘向整理编订而成。

可以说，管仲、稷下学宫和刘向三者均为《管子》的作者。我们可以将《管子》的成书过程比作在土地上耕耘，那么早期记录的《管子》思想能够看作在播撒种子；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则可以看作细心地浇灌、提供养分；最后西汉刘向的编订，就是《管子》结出饱满果实的时候。

先秦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成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其生平经历由史官记录，并以文字记载，口传相授。《管子》一书也就由此诞生。

虽然《管子》的成书不是专门为慈善而编订，但其中的诸多人文关怀思想均对慈善事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