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汉口法租界巡捕的许多老照片浮出水面，这里面有法租界巡捕出操，巡逻，站岗的集体照，也有装束细节十分清晰的个人照。这些老照片有诸多的历史信息，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研究武汉历史
钟岳、曾担任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文革”时期，他从1969年元月至1973年3月写了多份交代材料，详述了法租界巡捕的情况。尽管这些材料写成时有着“犯罪悔过”的心里驱使，但绝大多数史实与武汉地区的“正史”相吻合，与正史勾连的人物事件更为细致，也与目前发现的老照片“相得益彰”，实为珍贵的正史之补充。
钟岳1969年元月4日的交代材料（刘汉桥先生提供材料）
钟岳笔下的法租界巡捕概况
（为保持材料的原始性，笔者除将多份材料统一按序编排，纠正个别错字外，“钟岳自白”均原样照搬）
在一份历史档案：“帝资基础（法基）参加学习呈报审批登记表”上，有关钟岳填写的履历如下：
钟岳，男42岁（1907年1月出生）、 江苏武进县人，家庭成份：职员、个人成份：伪职员、职业及服务处所：中国人民银行江岸区办事处科员、文化程度：法文中专、现在住址：（汉口）海寿街海寿里11号
主要历史及罪恶事实：该钟（岳）自1925年至1943年在法国巡捕房任法文翻译达18年之久，（后）由汪伪？科长介绍到汪伪外交部驻湖北特派员公署任侨民科长、总务科长等职，具体管理侨民统计、档案等机要工作。
钟岳的自白：
前汉口的法租界巡捕房是租界内的一个警察机构，只属于法国领事府领导。巡捕房分内外两部分、号衣房和便衣房，号衣房的巡捕在执勤时均穿制服，下了班就脱下制服，号衣房管理的是街道上的治安，执行交通规则，办理婚丧喜事，在租界内通行的执照、吸鸦片的执照（根据医生的证明）和庶务（机关团体的杂务，笔者注）等事情。
便衣房的的巡捕均穿便衣，管理窃案、新闻和户籍。新闻的内容是报告市内发生的火警、车祸、抢劫、处决犯人、军政首长往来、车船码头军队过境和内战情况。巡捕房翻译的工资由50元至100余元，大头老的工资由30元至40元，班长的工资由20元至25元，巡捕为14元（每人有工龄补贴，每两年加1元）。
号衣巡捕（有）越南人50——60名，中国巡捕约100余人，中国巡捕中有大头老三人，1号大头老李炳南，二号名熊正海（此两人均能法语），三号刘文卿。下分为三班，每班有班（长）。李海山（住永贵里）、颜元章（现在解放电影院工作）都当过号衣房巡捕，现住忠义村。便衣房有付保正一人（法国籍），及监察尉迟钜卿，共同负责。中国巡捕在街道执勤时携带警棍，越南巡捕在租界各口执勤时则佩长枪。
（号衣）巡捕在执勤时均穿制服，夏季为黄卡机布制服，冬季青呢制服，领章上有号码，下班则脱下（钟岳自白）
（号衣）巡捕在执勤时均穿制服，夏季为黄卡机布制服，冬季为青呢制服，领章上有号码，下班后则脱下（钟岳自白）
图为法租界巡捕在霞飞大将军街（今汉口中山大道岳飞街）法国巡捕房对面马路上操练。举旗的为法国人，持长枪者是安南（越南）巡捕，后面左1投手靠墙站着的是中国巡捕
图为法租界巡捕在霞飞大将军街（今岳飞街）和利冰厂门前操练，除右边第一人为法籍长官，其余全是安南（越南）巡捕
图为法租界巡捕在霞飞大将军街与巴黎街（今黄兴路）交界处的马路上操练
巡捕打死日本人后果严重
钟岳的自白：
大约在1941年秋季，有一日本人于深夜酒醉后在租界里闹事，殴打行人，派往维持秩序的越南巡捕看见这个醉汉坐上汽车想走，有一越南巡捕向汽车放了一枪，误将此本人打死，引起重大交涉。结果，除赔偿外，法租界的法国军队和越南巡捕全部撤走，事件发生时的值班白俄监察解雇，华藉监察尉迟钜卿遭解雇，另由日本当局派来一名张良骥者（能法语）为华藉监察，管理号衣巡捕。并由伪警察局派来50——60名警察，填补越南巡捕的名额。从这时起，中国巡捕始在租界各口执勤时佩戴手枪。
张良骥来巡捕房后，他在租界内暗地包赌，被大保正带着巡捕去捉过。他怀恨是尉迟钜卿报告的。大约1942年夏季，有一天，他走进尉迟钜卿的星光花园，二人发生争执，张就向尉迟钜卿放了一枪，没有将他打死。张良骥就（被）交给了日本宪兵队。
笔者注：
这次发生在1941年法租界巡捕误杀日本人事件，为何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法国租界当局为何会如此忍让，既对自己的雇员“痛下狠手”，又允许日本人派人、派员前来管理、充任巡捕？不知是钟岳不知其内幕，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简短捷说？
1941年，法国被纳粹德国攻占已近一年，作为轴心国盟友，日本与德国站在一起。武汉沦陷后，汉口法祖界当局对日本占领军当局事事屈从，日本人借题发挥，进一步控制法祖界便十分容易。但是，在这件事中，尉迟钜卿被撤职的背景并非那么简单，至于他因与日本人派来的张良骥结怨，差点被对方打死，也并非如私人结怨那么简单。
“钟岳自白”勾连的军统法租界特别组
钟岳的自白：
华藉监察尉迟钜卿以前也是翻译，1933年，新来的大保正提升他为华藉监察，领导便衣房，管理中国巡捕和翻译。从此，尉迟钜卿勾结大保正，在外包庇（开设）赌场、（吸食）吗啡。巡捕房内设有青红帮的组织，听说尉迟钜卿是在帮的。解放初期，人民法院在街上张贴镇压尉迟钜卿的罪状，（我）始知他是军统特务。他在长清里、德兴里、公德里和庆平里都有住处，他有几个小老婆，因此分别住开。
便衣房内有大头老二人：刘少卿管理劫案和新闻，汪应云（住在三德里）管理户籍和妓女登记，此外有户籍班长李德安（现在新华电影院工作），便衣巡捕张春惠（文中有写为张惠卿，笔者注）办理劫案（现住海寿街）。
当时，张春惠的家中被日本宪兵队搜出发报机而被逮捕，巡捕房（随）即将他辞退。而住在立兴大楼的李养山不在家，没有捉到，只在他家中搜到密码电报。
1943年9月间，我于友人介绍进前汪伪外交部驻湖北省特派员公署做事。1944年5月间，汪伪外交部派来张履鳌接任特派员职务。解放初期（我）在街上看见过人民法院镇压张履鳌的罪状布告，始知他是国民党特务。
笔者注：
在这段“钟岳自白”里一共提到了五个同事的人名：尉迟钜卿、刘少卿、汪应云、张春惠、张履鳌。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展的军统特务。
图中：法租界法国兵营有两辆坦克，做防御使用，动辄开到马路上示威，司机是法国人，洗车工人是安南（越南）人。图中左侧为法国储蓄会姊妹楼
图为当年的汉口法租界巡捕房
图为20世纪80年代的法租界工部局旧址，当时为武汉市卫生防疫站办公楼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军统局为布置潜伏，成立军统武汉区，设据点于洞庭街立兴大楼。军统武汉区下设汉口组、武昌组、汉阳组等，军统头子戴笠亲自布置了汉口法租界特别组，组长尉迟钜卿，组员刘少卿、汪应云，并设有电台一部。另有军统局汉口直属组，与军统武汉区并存，组长则是张履鳌。
张春惠当时是便衣巡捕，从“钟岳自白”中“张春惠家中搜出电台”，可见军统法租界特别组因张春蕙的被抓而终结。张被抓后，尉迟钜卿似乎未出事，其实不然，有记载，尉迟钜卿后来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投降，并被汉口汪伪特务机关收买。
作家殷周撰写的《沦陷之武汉抗战》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尉迟钜卿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法租界特别组只是在沦陷前，由戴笠临时组建起来的一个小组。现在日本人杀了温安久，尉迟钜卿开始担心。刚成立不久的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武汉区在对付潜伏组织方面卓有成效，一天早上，尉迟钜卿被带到日军宪兵队特高课长伍岛茂的办公室，几轮谈话下来，他便决定投降，他提出‘保证在法租界的现有地位不受影响’，接着，他出卖了另一名特务叶昭文。伍岛茂乘机劝说他追随汪精卫先生，利用在法租界现有的地位和影响，为中和睦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做贡献。这正是尉迟钜卿求之不得的，他爽快的答应了。”有记载说，与此同时，张履鳌、张春惠、刘少卿，汪应云后来都加入了伪76号特务组织。
抗战胜利后，军统成立武汉办事处，尉迟钜卿，张春惠，张履鳖均回归军统，此时，军统加大了抗战时期就已针对中共的特务破坏活动，而汪应云不知何故没有恢复军统身份，就是这一点，救了他的性命。解放后，尉迟钜卿和张履鳖被镇压（布告中说明军统特务），而汪应云是历史问题被劳改，一直活到了“文革”之后。
1999年出版的《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登载过汪应云的一篇回忆文章《汉口法租界内种种》，文中对尉迟钜卿极尽声讨之能事，关于军统这段他写道：“当日本军国主义主义者接收法租界时，他又投靠日本人怀抱，抗战胜利后，他又和军统、中统勾结上，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人物。”关于他自己的军统经历却只字没提。
图为活到解放后的法租界巡捕，国民党军统特务汪应云1969年4月23日的交代材料（刘汉桥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