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父亲陈其潜，是一个秀才，一生没有步入仕途，而是在老家福建惠安，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先生。

父亲陈其潜，也是陈伯达的启蒙教育老师。

陈伯达身上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识，和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不过，因为父亲在陈伯达八岁的时候，因为感染了鼠疫撒手而去，因此，在陈伯达的印象中，父亲的具体形象是比较模糊的。

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在学习上，父亲对他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

年幼的陈伯达在父亲所在的私塾里求学，陈其潜对待其他学生，是严宽相济；而对待陈伯达，就只有严苛，没有宽大了。有一次，陈伯达因为贪玩，忘记了背诵古文，父亲一气之下打了他，这一次打他打得很凶。

晚上睡觉的时候，陈伯达虽然睡着了，但是迷迷糊糊中因为伤痛，还疼得哼哼唧唧。

母亲听得他发出的声响，举着油灯走到床前，小心掀开了被子，在昏黄的油灯下，看到儿子身上的伤痕，难受得哭出了声。母亲的哭声吵醒了睡梦中的陈伯达，他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迷茫又迷糊地看着母亲。

昏黄的油灯下，母爱柔软的泪水一滴滴，深入了小陈伯达的内心。

看到吵醒了儿子，母亲一遍遍抚慰着儿子，在温柔的母爱关怀中，陈伯达又慢慢熟睡了过去。对于母亲，陈伯达怀有深深的爱和依恋。以至于后来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他还曾放声大哭，责怪自己没有尽到孝道。

在陈伯达长到八岁的时候，村里和乡里闹起了鼠疫，父亲陈其潜不幸染上了鼠疫，没过多久就撒手而去。陈家一下陷入了困境，因为家里的开支是靠着父亲的薪水，父亲没了，陈家的顶梁柱也垮了。

陈家只留下一个寡母带着两子一女，孤苦的生活着。幸而陈其潜的妹妹，看到嫂嫂一家生活得很苦，就把嫂嫂一家接到了惠安县城里生活。

父亲撒手而去后，陈伯达被大伯父送到了另一个私塾里求学，这个私塾是大伯父出资创办的，一年的学费只需要三元钱。

这里的私塾先生姓贺，是一个晚清秀才，在陈伯达的心中，这是他的第二个启蒙老师。

和父亲的教学方法对比，陈伯达认为贺先生的教书方法比较人性化，他不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而是要弄懂了文章的意思，再去背诵。贺先生讲课，也是很有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解文章内容，有时候还会随机抽取学生，让学生自己起来讲解。在贺先生的影响下，陈伯达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大伯父因为入不敷出，陈伯达在这里上了三年的学，这个私塾就关闭了。不过陈伯达是幸运的，他的求学之路并没有因此终结。

他辗转来到了梅山小学，这所小学是由他的二伯父牵头创办的。

这个梅山小学，其实是在一个古庙里面，附近三个乡村的村民都会来这个古庙烧香，捐一点香火钱。等香火钱攒得差不多了，在陈伯达二伯父的牵头倡议下，就用这些香火钱在古庙里，创办了一个小学。也就是梅山小学。

陈伯达的大伯父，也来到梅山小学，当了一个教员。

当时，这种旧式的私塾学校，一般只教“四书五经”，而那些新学识，譬如算术、地理这些是不会教授的，因为即使是教书先生，也不懂得这些新学识。在这种旧式的教育下，陈伯达的偏科就很严重了。

十五岁那年，陈伯达报考泉州师范学校，因为偏科严重，算术、地理这些新学科吃了零蛋，名落孙山。

这让一直学习很努力，心性比较高的陈伯达接受不了，哭得很伤心。后来，他又去报考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虽然算术又吃了个零蛋，但好在国文考得很优秀。

等发榜的时候，他榜上有名，不过仅仅是位列最后一名，而且还是候补生的最后一名。陈伯达一看榜单，自己的名字居然在候补生的最后一名，他心里觉得肯定和上次一样没戏了，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虽然是候补生的最后一名，也是可以进到学校学习的。

不过，因为他早早回了家，那会信息和通讯又没这么发达，招考教师就只能把他当作放弃入学资格处理了。

陈伯达第二次名落孙山。

当年很多有名的人物，都会去报考师范类的学校，这是因为师范学校通常是不收取学费的，对于成绩拔尖的学生，还会给予一些补助。

陈伯达第二次报考集美师范的时候，过程有一些小小的波折。国文这一科，对他来说就是信手拈来，小菜一碟，不一会功夫就出了考场。

可等到了考算术的时候，陈伯达就变得紧皱眉头了，他几乎是一点算术基础都没得。

中午吃过饭就走进了考场，一直到傍晚六点，他的算术考卷上就只写了一个名字，一道题目都没做出来！好吧，又得交白卷了，这回估计又没戏了。

不过，监考老师对他的国学造诣倒是比较赞赏的，于是就给了一个“宽大处理”，让他先去吃晚饭，吃完了饭再回考场考试。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先例了，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来自同乡的学子，看陈伯达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由得坐到他跟前，低声告诉他怎么解算术题目。

不过，陈伯达的心性比较高，他认为靠这种作弊的方式，即使是被录取了也是不光彩的事。他婉拒了同乡的好心，等吃完饭，他转头重新走进了考场。

他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干坐着，到了晚上九点钟，监考老师来收考卷的时候，陈伯达的试卷依旧是一张白卷。

等走出了考场，陈伯达心想着这一次多半又得玩完。

他回到家，母亲看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安慰着，说这次不行，咱下次再考吧。母亲这一安慰，陈伯达的心里就更加难受了。没有被录取自然是不开心的一件事，其实他是想给母亲减轻一些负担。

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养活三个小孩，就帮人浆洗衣服，或者是给别人做一些针线活。

收入十分的少，一家人每天吃的几乎都是芋头，油荤都见不得。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少一张吃饭的嘴，大哥就去了南洋打工；如果自己考取了师范学校，家里的负担就又减轻了许多。

等自己毕业后，还能赚取工资，赡养母亲和小妹。

这时候的陈伯达，也没想到日后自己会飞黄腾达，成为新中国显赫一时的人物。这时候的他，想的就是考进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一个教员，或者是在报刊杂志工作，领取一份薪水。

人生的际遇就是这么迂回难测，谁能知道下一秒，或者是明天，自己是飞黄腾达呢，还是跌落深渊。

本来这一次考试，陈伯达多半又会被刷了下来，不过好在校长翻阅考卷，无意间看到了陈伯达的国文试卷，一下被吸引了。

校长给批了四个字的评语：国文尚可。

虽然，这一次陈伯达的算术仍旧是挂了个零蛋，但是得以上了录取榜单，不过，这一次他位列在正式录取名单的最后一名。

年仅十五岁的陈伯达，被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录取。

当时的集美师范学校，主要是以培养小学老师为主，用我们现在的教育术语来说，这所学校在当时属于“中专”。陈伯达所读的这个师范学校，位于美丽的海湾之滨集美镇，是一个安静秀丽的小镇子。

在集美师范里上了两年半的学，17岁的陈伯达毕业后，回到福建惠安老家，在一个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中专”就是陈伯达的最高学历了，而且只上了两年半的学，是以倒数第一的成绩进去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陈伯达可算是妥妥的学渣一个了。

晚年的时候，陈伯达也时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人”：

“我没什么文化，只读过两年半的师范，第一学期，成绩只是丁等，并不优秀”

毕业后的陈伯达，在惠安老家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去到了厦门教学。

这还是一个同乡给他找寻的机会，他在厦门异常的忙碌，这是一位他不只是在一个学校教书，而是同时在三、四个小学里任课。

在厦门当教员的日子，他不仅教授自己所擅长的国文，还兼顾着教授英文和美术。有意思的是，当年自己畏惧如虎的算术，这时候也在他的授课范围之内。

青春绽放的年龄里，喜好写诗；到了中年时期，人变得沉稳，就写文章去了；等到了老年，剩下的只有回忆录了。

在厦门当小学老师的陈伯达，彼时还只有18岁，正是青春涌动的年龄。

这时候他的文采都用于写诗去了，他十八岁写的诗歌《兵？匪？》，发表在杂志上。有趣的是，他当时主要是往厦门的《厦声报》投稿，由于被采纳的稿件很多，这家报社直接给他发出工作邀请，聘请他担任报社的编辑。

20岁那年，他还叫着几个好友和同事，一起创办了《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这时候的陈伯达，正处于是书生意气风发的大好时光。

晚年，在同叶永烈的专访中，陈伯达和他絮叨得最多的，就是他二十多岁的这段意气风发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