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13号，叶永烈来到陈家，拜访了陈伯达。由于之前两人就有过几次接触，此刻两个人的关系不像是“采访者”和“访问者”，倒更多的是忘年交。

两人谈了一下午，临走之际送给叶永烈的一幅字，没曾想竟然成了陈伯达的绝笔。而叶永烈也万万想不到，当时还好好的人，才过了一周的时间，说没就没了。

这人，太过于脆弱，总在悄无声息之中熄灭了烛光。

1989年的9月13号，天气十分炎热，叶永烈穿着短袖衬衫来拜访陈伯达。

陈家住在六楼，这六楼的距离让叶永烈早就汗流浃背了。他轻轻扣动门，不消一会，里面就有人打开小小的内窥镜，看到来人是叶永烈，就开了门。

开门的是陈伯达的儿媳妇张兰华，她办理了停薪留职，专心在家里照顾着一老一小。

叶永烈进到屋子里，就感觉到很闷热，原来是所有的窗户都锁着，大概是年事已高的陈伯达，接受不了风吹，这才紧锁着窗户。叶永烈穿着短袖衬衫，而反观陈伯达，里面穿着长袖衬衫，外面还套着藏青色的中山装；头上还戴着一顶藏青色的帽子，和叶永烈一比较，这两人仿佛隔了一个季节。

两人的谈话照例还是在陈伯达的书房里，这书房经过了一番比较精心的布置。内里放置一对沙发，地上铺设着墨绿色的地毯，这个书房通常是他会客的场所。

陈伯达的书桌上面，一如往常地堆满了翻开的书籍，叶永烈对这个场面是早已习以为常了。

叶永烈之前第一次来到陈家，和陈伯达的第一次会面，两人都显得有些生份，特别是陈伯达，心理上更是多了一些防备。

随着两人会见的次数多了，那一点生份也就消除了，两人倒是成了忘年交。有一次，叶永烈来得比较晚，两人之间与其说是访问，倒不如说是聊天更为贴切。聊得投机忘我，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这时候回去的公共汽车末班车已经没有了，叶永烈就住在了陈家。

“你在练书法？”

看到书桌上放着砚台，还铺开了一卷宣纸，叶永烈就开口问道。

陈伯达用他那浓厚的闽南话回应着：“锻炼锻炼身体”。

说这话的时候，他眉毛向上一扬，那眉梢尖有一根足有五厘米长的眉毛，兀自弯弯的垂了下来。

这时候的陈伯达，毫无病态，以至于在这次两人会面后的一个星期，得知陈伯达不在的消息，叶永烈十分的吃惊，甚至于有些不敢相信。

如果非要说这时候的陈伯达，有什么病的话，那就是健忘症了，这也是老年人的通病。

对于近期的事和人，陈伯达容易健忘，而对于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往事，他倒是记得十分的清楚，甚至于一些旁人都遗忘的细节，他也记得。

“你还知道我是谁吗？”叶永烈再次开口询问道。

“记得，上海的叶永烈嘛”，说完，陈伯达补充道：“我的那篇小说《寒冬》，还是你帮我找到的”。

《寒冬》这篇小说，是陈伯达21岁时候写下的，当时（1925年）发表在《现代评论》杂志上。

这篇小说是他一生中写的唯一的小说，陈伯达曾托付叶永烈，请他帮忙寻找一下。叶永烈回上海的时候，帮他找到了这篇小说。或许是刚午睡起来不久，陈伯达的精神头比较好，心情也不错，两人聊天的氛围很和谐。

因为陈伯达对往事的记忆比较清晰，所以叶永烈大多数都是在同他一起，回忆过往的点点滴滴。

“我的母亲说是福建崇武县獺窟人”，或许是怕叶永烈听不清地名，陈伯达还特意在纸上写下了“獭窟”两个字。

“小的时候，我按我们当地的习俗，对母亲叫娘，对祖母叫阿妈”，说道这里的时候，陈伯达笑了起来：“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就是从崇武下海的”。

一说到家事，陈伯达的心情就大好，顿时就收不住话口了。他聊到了自己的初恋，跟初恋褚有仁当年在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如何认识，在异国他乡又是如何相恋的。

1981年，保外就医的陈伯达曾在这里的干部病房里居住过又聊到回国后，他在天津被逮捕，和初恋失去联系，后来又在同乡会馆再续前缘。

聊得正投机的时候，一阵敲门声打断了陈伯达的絮叨。原来是有三个客人前来拜访，儿媳妇张兰华领着他们进来，这三人是陈伯达所在单位文史馆的同事。

这三人为首的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约莫有五十来岁，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两盒“稻香村”的月饼。

在他后面跟着一男一女，女的穿着一套连衣裙，一幅秘书模样，手里提着一袋苹果。最后一个是司机，手里提着一个水桶，里面几条鱼儿兀自甩着尾巴晃动着。

为首的中年男子首先开口表明了来意：“陈老，明儿就是中秋节，我们是来给您送月饼的”。

健忘的陈伯达，又记不得这三人是自己单位的同事了，他一脸迷惑，一开口就是三连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医院的？为什么给我送月饼？”

这三人显然也已习惯了陈伯达的健忘，女子回道：“陈老，我们来过八九回了，您又不记得了？每个月都是我给您送工资”。

女子随即指着那个中年男子：“这是您的领导，也来过好几回了。”

原来这中年男子是陈伯达所在单位的主任，姓徐。

徐主任望着陈伯达，说道：“陈老，去年十月份，您刑满的时候，分配在我们单位，我还在您的刑满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呢。”

经他们这一提醒，陈伯达一拍脑门：“哎呀，真该死，真该死，我居然把顶头上司给忘了”，他这一开口，大家都笑了，气氛也瞬间变得好了些。

随即，陈伯达立马调整了脸色，很严肃地说着：“我上了年纪，记性不好了，请你们多多原谅，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你们为什么还给我送月饼呢？”

“您已经刑满了，分配到我们单位，我们就有责任关心您、帮助您”

听得徐主任这么一说，陈伯达不由得有些感动，眼眶都变得湿润了。

“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有人还给我送月饼，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时候的陈伯达，话语间已掩饰不了激动。

“这月饼是软的，适合老人吃，还给你带来了鱼和苹果，祝您中秋节快乐”，随行的女子说道。

“太谢谢了！我实在心中有愧”，陈伯达回应着，这时候的他看起来很正常，完全想不到仅仅只过去一个星期，他就因为心肌梗塞逝世，实在是人生无常啊！

说道这里，陈伯达又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我过去归公安局管，他们常来，所以我认得他们。后来归你们管后，你们一两月来一回，加上我记性不好，连自己的领导都给忘了，太对不起了”

为了缓和气氛，转开这个话题，徐主任就询问他的身体近来如何。

陈伯达连声说道：“快完蛋啦！快完蛋啦！”，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兀自笑着，没曾想这句玩笑话，既然成了真。

来人坐着和陈伯达闲话了一阵，便起身告辞。

陈伯达站了起来，弯着腰身，缓慢地移动着脚步。徐主任走出房门之际，回头说了一句寒暄话：“过些日子，我们再来看你”。

没曾想，下次再来看望陈伯达的时候，会是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送走了这三人，陈伯达回到书房，坐在沙发上，又接着和叶永烈谈及他的往事。

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叶永烈提出是否可以拍几张照片。他知道陈伯达是个不喜欢拍照的人，原本想着也是会被拒绝的，可能是刚才的客人拜访，让他的心情极好，面对叶永烈拍照的请求，他这回一口就答应了。

上一回拍照，陈伯达戴着帽子，这一次叶永烈想拍几张他不戴帽子的照片。

一开始陈伯达是拒绝的，架不住叶永烈的再三请求，再加上他自己此刻心情也比较美妙，这回居然同意了摘帽拍照。

陈伯达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寒暑，还是室内室外，他都总是戴着一顶帽子。

其实，他并非是个秃子，而是同其他老人一样，脑袋受不住凉，即使是大热天也总戴着一顶帽子。

陈伯达摘下帽子，戴起了老花眼镜，顺手拿起茶几上摆放着的报纸，斜靠在沙发上，摆好姿势后，就让叶永烈拍照。

拍完照片后，叶永烈询问，能否题诗送给自己。

陈伯达随即用《论语.微子》中的《楚狂接舆歌曲》中的这么一首诗赠给了叶永烈：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句诗，倒是很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悔过自新的心态。

这首题诗的落款署名并非是“伯达”二字，而是“仲晦”，这不算是陈伯达的正式笔名，只是给别人题字的时候，才会用到“仲晦”两个字。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陈伯达给别人题字，落款的署名就是“仲晦”。其中，“仲”和“伯”相对应，“晦”和“达”相对应。

题完诗后，陈伯达并没有当场就给这首题诗盖章。这是他之前的习惯了，当场书写的作品是不会当场就盖章的，只有把他的作品裱装好送过来，他亲自过目无误后才会盖上自己的印章。

有人说他这是怕别人拿他的题字“做文章”，也有人说这是他看重自己作品的表现，至于真正原因是怎样的，叶永烈没有过多询问，陈伯达也没做任何解释。

可惜的是，陈伯达赠送给叶永烈的这幅绝笔诗，等叶永烈找人裱装好以后，陈伯达已经去世了，这绝笔字也就没了他的印章。两人一直谈到暮色来临，叶永烈这才起身告别。

临别之际，陈伯达托叶永烈给帮忙办一件事，请他回到上海后，找寻一本《真理的追求》文集，书中有一篇《论谭嗣同》，若是找寻到了，还得烦请他帮忙复印一份，给自己带来，或者寄过来。

这次会面过后的一个星期，陈伯达就因为心肌梗塞离世，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憾事了吧。

叶永烈给陈伯达拍的那些彩色照片，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记录在录音磁带上的声音，也成了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他赠送的《楚狂接舆歌曲》，成了人生中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陈伯达留下的告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