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回忆录中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四个惹不起”，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读者诸君一定能根据沈醉提供的部队番号和人员履历猜出那四个讨厌的家伙是谁。
那四个“惹不起”也只能欺负一下“同学（战犯互称）”，见了管理人员却比绵羊都温顺，他们的“惹不起”，实际是在占同学便宜的同时，要捞一个“表现良好”的评语，以便在特赦的时候能早一点出去。
其实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除了“四个惹不起”，还有令管理人员头疼的“刺儿头”，他们或者阳奉阴违，或者顽固执拗，想把他们从里到外改造好，还真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一提起“刺儿头”，看过《特赦1959》的读者诸君肯定会想到原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
认为徐远举和周养浩是“刺儿头”就对了，《特赦1959》实际也可以看做是一部纪录片，就连以化名出现的刘安国、叶立三、蔡守元，我们也能一眼看出他们的历史原型，就是当过军统中将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莱芜战役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被四野四十三军三八二团飞虎队俘虏的“罗盘将军”张淦。
蔡守元（张淦）表现积极且立有大功，他之所以没出现在第一批或任何一批特赦名单上，是因为他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出来之前就病逝了。
蔡守元（张淦）当然不是“刺儿头”，叶立三（韩浚）也不是“刺儿头”，韩浚于1931年第三批特赦，说明他表现良好，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韩浚的经历像文强一样复杂，如果表现不好，是不可能那么早特赦的。
周养浩和徐远举罪大恶极，被抓后仍然不老实，周养浩因为怀疑沈醉揭发自己而动了杀机、下了毒手，宋希濂就是见证者，徐远举也不老实——这个还是数百甚至数千被捕仁人志士的家伙，居然认为自己应该第一批特赦，这就是典型的不认罪。
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后，第一个跳出来闹事的就是徐远举，他大喊大叫，认为自己也写了交代材料，“认罪态度良好”，应该跟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第一批特赦，就连沈醉也十分不满，一开始坚决不肯跟告别的杜聿明握手。
沈醉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他的失落和徐远举的愤怒，却没问过自己一句：如果认罪就能免于处罚，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特务战犯与正规军战犯是有本质区别的：正规军疆场相见，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放下武器甚至可以惺惺相惜，而特务们则是对手无寸铁的被捕者施以酷刑甚至残忍杀害，两者本质上有绝对的不同。
沈醉自己也承认，他的罪过虽然比徐远举周养浩小一些，但也够枪毙几百回的了：“我和徐远举、周养浩来说，都记不清楚这十多年中，究竟抓过、杀过多少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
沈醉在担任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期间，尤其是在“九九整肃”中更是表现得冷酷无情：“准备抓四五百人，事先我只叫看守所腾出十几间房间。当天晚上刚抓到一百多人时，看守所长便跑来向我报告，说快关满了，再不腾房子，便无法睡下去了。我听后大发脾气，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坐牢就是让他们坐在里面，谁叫你来做好人让他们都睡得舒舒服服！’看守所长不敢再说，只好鞠躬而退。到半夜时，又有人来报告我说，已抓了二百多人，再抓来就连坐也坐不下了，我才允许再腾出十多间房子，这才把四百人挤了进去。对于挤在里面的人是怎样睡和坐，我躺在席梦思床上时从来没有去考虑过。”
要没有卢汉全力保护，不知道有多少仁人志士会死在沈醉手里，即使有卢汉保护，那些被捕者在沈醉手底下也没少吃苦头。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知道，徐远举和周养浩根本就没有真心改造：徐远举因为缝纫成品质量太差需要返工，他居然大喊大叫把自己气死了——他生气的不是那几条裤子，而是根本就不想接受改造。
周养浩伪装蛰伏到1975年被特赦，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跑到台湾去找老蒋，幸亏当时老蒋病入膏肓无暇顾及，如果他把周养浩收进台湾，周养浩会如何大放厥词，读者诸君肯定都能想象得到。
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刺儿头”有时候还会假装积极，而另外两个“刺儿头”文强和黄维，则是一直执拗地不肯认错——文强虽然当过特务，但他一直是与日特暗战，抗战结束后就去湖南当了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所以他跟黄维一样，都是正规军中将。
电视剧《特赦1959》并没有完全展示刘安国（文强）和黄维的倔强，事实是文强连一篇认错书都不肯写，黄维更是借口研究永动机，学习能躲就躲，躲不过去就说怪话出洋相，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和他曾经同在一个组，我亲自看到过，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就是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遇到这种场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厕所里去笑上一阵才敢回来。虽然事隔多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情况，我还会笑出声来。”
黄维自己在回忆录中说，他的名字是曾经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的，但是因为管理所坚决反对而没能早些出去，而文强则是根本就没想早点出去——他一直很不服气，要不然以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可能是要认个错，就不需要特赦了。
文强和黄维的表现，一直让管理人员很是头疼，但实际上这二位都是嘴硬心明，他们知道自己走错了路，只是碍于面子不肯承认而已，特赦那一天，他们就做出了与周养浩截然相反的抉择。
黄维当众发言：“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
黄维早已经在心里认错，但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他直到特赦那一天，才表明了态度：“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文强的态度也十分坚决：“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文强和黄维特赦后留在北京当了政协文史专员，享受厅局级待遇，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都承担了重要任务，文强筹办追悼会，黄维参加守灵，这些事情都足以表明这二位中将的态度：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跟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本质完全不同，他们的“刺儿头”很徐远举周养浩的“假积极”不可同日而语。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四个刺儿头”盘点完了，读者诸君肯定也有很多话要说：在您看来，文强黄维这两个正规军中将，跟特务少将徐远举周养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让您来决定他们的是否特赦以及特赦时间，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