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各地战犯管理所的将军级战犯的表现大不相同，曾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

文强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他的顶头上司、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与文强的心情截然相反，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军人，其次才是蒋军将领，这位在远征军时期就多次与英军美军打交道的黄埔一期生，对美军和英军都十分了解，他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委员王耀武一样，都想为抗美援朝尽一份中国军人的力量。

大病初愈的杜聿明最先发表意见并形成文字：“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王耀武身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委员，将学员（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不叫战犯而叫学员，学员之间互称同学）的意见和建议汇总并上报是他的职责，而且王耀武和宋希濂有专门的办公室，这两位性格都很豪爽仗义，所以包括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在内的很多学员，都喜欢到他们的办公室抽烟聊天，王耀武掌握的“情报”更多，而且他也有责任组织学员们们对抗美援朝战局进行分析并形成文字材料。

跟王耀武、杜聿明同样想法的，还有原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十四军军长覃道善、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以及一开始“幸灾乐祸”的文强，也就是我们在《特赦1959》中看到的那个“毒舌刘安国”的历史原型。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文强的“幸灾乐祸”只是表象，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领导过二十三个县红色根据地的复杂人物，对朝鲜战事实际是忧心忡忡，他也执笔撰文，为志愿军“出谋划策”，尽管他说的不一定对，但出发点还是不想让志愿军吃大亏。

文强复杂经历和社会关系，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也知道他是心里明白但嘴上不肯认错，他足足写了五千字的《美朝战争的预测》，虽然夸大了美军的实力，但其本意却是在提醒志愿军小心防范——文强这个人很怪，明明是好话，他偏偏要用难听的方式讲出来：如果文强真是希望志愿军吃亏，就不会把美军的特点剖析得那么清晰了。

文强是在跟他的亲戚和老师、同学赌气，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脚跟还是站得很稳的，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当年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献计献策的将军级战犯同学多得不可胜数，咱们今天只说这六位算得上志愿军“编外参谋”的将军，看看他们哪一位战术素养最高。

在这六位“编外参谋”中，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王耀武和宋瑞珂是黄埔三期的，文强和覃道善是黄埔四期的，杨伯涛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的。

战犯管理所“美军战术研究班”班长杨伯涛资历最浅，但却是“美械王牌军”军长、土木系头等干将——陈诚嫡系被称为“土木系”，得名于十八军十一师：十八为木，十一为土，杨伯涛当过十八军十一师师长，整编十一师恢复十八军番号，杨伯涛又当了十八军军长。

从小就失去父亲，放牛娃出身的杨伯涛在十八军当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起码在对美式装备了解方面，杨伯涛可以当土木系将领的半个老师，所以功德林这个美军战术研究班班长之位，非他莫属——该班“研究员”还有一些起义将领也参加了，但他们不属于战犯，所以这里就不能算志愿军“编外参谋”了——他们是可以当真参谋的。

跟杨伯涛前后脚被俘的第十军军长覃道善，是一个大胖子，沈醉集中到功德林，一开始就跟覃道善分配在同一间宿舍，他原本是因为在淮海战场施放毒气弹而被判处了死缓的，后来因为“一个不杀”的政策，他也作为高级战犯进了功德林，在学习、生活、医疗等方面，都享受了很好的待遇。

这六个“编外参谋”，王耀武、杜聿明、杨伯涛都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宋瑞珂1960年第二批特赦，覃道善1961年第三批特赦，只有文强一直到1975年才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

最后一批特赦的文强并没有怨言：“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很正常。共产党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大家对杜聿明王耀武文强杨伯涛都比较了解，但是对宋瑞珂却可能知道的不多，其实宋瑞珂也是苦出身：其父宋祥彬是个石匠，宋瑞珂念了五年书就到日本人办的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因为罢工而被开除，这才投身黄埔，开始了军旅生涯。

这六位志愿军“编外参谋”都是黄埔出身，也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并立有功勋，要评价他们的战术素养，依据只能是他们对美军的了解和在抗战中的功绩。

要论对美军和美械的了解，杜聿明和杨伯涛几乎不相上下，因为他们都是美械部队的指挥官，杜聿明还曾与美军联合作战，所以他对美军的分析，是十分精准的。

杜聿明了解美军，杨伯涛了解美械，王耀武家里有两台美制拖拉机，而且王耀武也没少跟美军打交道,这位蒋军中“少有的明白人”可能是最不希望老蒋翻盘的：王耀武在被俘后，多次在广播中公开喊话，号召其他蒋军将领起义投诚，气得老蒋砸碎了收音机并破口大骂，所以王耀武跟老蒋应该是早已一刀两断。

王耀武得罪了老蒋，老蒋得罪了杜聿明，杨伯涛则一直认为是“外行黄维”坑了自己而解放军救了他的性命：“我在没有没顶的水中感到水寒彻骨，便急忙挣扎上岸，走不到一百米，冲出一队解放军，上来两个战士将我左右挟住，急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烧火烤衣。”

解放军在战场上救了杨伯涛，功德林也救了黄维、杜聿明，杜聿明和杨伯涛怀着感激之情全心全意为志愿军献计献策，而黄维当时还没转过弯儿来，所以他还真没写《美军战术研究》。

即使黄维写了关于美军战术研究的材料，杨伯涛“班长”也未必会采纳，因为他一直认为黄维只会纸上谈兵，虽然黄维对美军的了解也很深，但是对志愿军的了解却未必全面，而且杨伯涛跟黄维还有些“私怨”，所以要让杨伯涛为志愿军选择“编外参谋”，他是一定不会选黄维的。

杨伯涛瞧不上黄维，本文提到的六位志愿军“编外参谋”又各有所长，这就给读者诸君出了两个难题：其一，如果让杜聿明、王耀武、杨伯涛去朝鲜战场当参谋，他们能否胜任？其二，您认为这六个“编外参谋”，谁的战术素养最高、写的材料更有价值？

第一个问题，笔者过几天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估计也难不倒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