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湖南永州祁阳市农民刘美志因反映村支书违纪违法问题进京上访，被劝返时收取镇干部五千多元路费，被判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出狱后，刘美志向祁阳市法院递交申诉材料，申请再审。他的律师认为，要求报销上访车旅费不能构成“强拿硬要”，且刘美志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引发了对寻衅滋事罪的界定和适用的争议，也暴露了信访制度的缺陷和困境。

湖南永州祁阳市农民刘美志上访被劝返时收取镇干部五千多元路费，被判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出狱后，他于7月18日向祁阳市法院递交申诉材料，申请再审。他的律师认为，该案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刘美志和村民多次反映本村村干部违纪违规，纪检机关查实该村干部存在部分问题并予以党内警告处分，刘美志等人因对该处理结果不满而进京上访。

2022年7月24日，村民李长庆、李长祝等人商量到北京上访。刘美志介绍，他生于1977年，曾在北京打过工，李长庆、李长祝分别83岁和70岁，所以此次他就和两位老人一起去上访。

2022年7月26日，三人来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后又到中纪委反映问题，因中纪委已下班未果。

当晚，祁阳市梅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邓振华、付建设来到北京对刘美志三人进行劝返。

“劝返过程中，被告人刘美志向邓振华、付建设索要其三人往返路费和开支，否则待在北京信访不回去。邓振华被迫答应刘美志的要求，用手机微信向刘美志转账5342元，刘美志收款后便与邓振华等人返回祁阳。”祁阳市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写道。

刘美志对澎湃新闻记者称，他当时没有威胁，也没有强行索要财物，“是镇政府人的纠缠要求我们不要再去中纪委，要跟他们回去，我们提出，一要处理好村支书的事，二要报销三人往返车旅费。他们打电话请示后，答应了，路费是他们主动给的。中间没有争吵，没有吼闹，更没有威胁。”

三人就此次上访花费写了个明细“证明”。“邓振华说不能写‘证明’，要写‘今领到’，后他拿笔添上‘今领到’三个大字。”李长祝说。

7月20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梅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邓振华，对于刘美志是如何强行索要财物一事，他回应称，“他要我们报销来回车费才肯回来。”

澎湃新闻从刘美志手机看到，转账一共分两笔，一笔是2022年7月27日14点28分转的4848元，转账说明为：“北京上访机票费、租车费、住宿费、伙食费、火车票费等费用”；另一笔是随后的16点44分转的，转账说明为：“北京上访费用，所有费用4848+494（补软卧差）共计5342元全部付清。”

随后，邓振华、付建设与刘美志等三人一起赶往火车站，搭上了回去的列车。

7月28日回到祁阳后，三人没有回家，被一辆车送到了祁阳市公安局。

李长祝称，警察查询了他们的手机、拿走了举报材料，直到29日下午才允许他和李长庆回家，而45岁的刘美志被拘留了。

刘美志称，从北京回来后，他就一直没出来，直到今年2月25日他刑满释放。

从上访户到罪犯，刘美志的刑事执行通知书。

祁阳市法院判决书显示，2022年7月29日，祁阳市公安局对刘美志行政拘留十五日。2022年8月10日，刘美志被祁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祁阳市检察院8月24日批捕了刘美志，随后对其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认为，刘美志采取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刘美志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

2022年10月21日，祁阳市法院认定公诉机关指控成立，判如所请。

一审判决后，刘美志没有上诉。他只有小学文化，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两个孩子，较小的孩子还在读小学。“这一耽误就是大半年，我要赶紧去赚钱养家。”刘美志说。出狱后，他就赶紧去广东制衣厂打工。

国家信访局12303信访投诉受理查询服务热线给刘美志手机发来的信息显示，2022年7月26日，国家信访局将其信访事项登记转交。查询链接内容显示，经过国家、省市县多级转交，2022年7月28日，祁阳市梅溪镇政府开始办理刘美志的举报，9月26日该镇办理完毕，并上传了《关于刘美志事项的处理意见书》的内容。

该内容显示，梅溪镇针对大伍村村支书李占刚贪污受贿、打击报复举报人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查证刘美志反映的部分问题属实。梅溪镇上传的一份2021年1月4日镇纪委《关于给予李占刚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显示，“李占刚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将应直接发放给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分配给他人，在村里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时占用基本农田，其行为违反了党的工作纪律和法律法规。”镇纪委给予李占刚党内警告处分。

2023年6月16日，大伍村村支书李占刚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称，他当村干部二十多年，任村支书15年，村子里有十多个人对他不满，一直在上访。

刘美志说，2022年9月26日，他在看守所签收了梅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送来的“信访事项公文送达回证”。镇政府在国家信访办上传的答复和处理内容，和此前答复过他们的并无二致，他们正是对此不满才进京上访的。

刘美志被判刑后，仍有村民继续信访。2023年7月18日，刘美志和李长祝向祁阳市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

要求报销上访车旅费能否构成“强拿硬要”？湖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贺小电分析，寻衅滋事罪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因流氓罪是“口袋罪”而拆分出来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2016年主编的《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下称《新释新解》）中指出，“其动机是通过寻衅滋事活动，追求精神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主观上，刘美志是上访反映村支书问题，并不具有这样的动机。客观上，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36条，刘美志等人不应进京向国家信访局反映本村村支书的问题，其应该向永州市纪委请求复核。但其越级信访，并不会产生违法犯罪后果。事实上，国家信访局出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还接待了他们。

澎湃新闻注意到，刘美志被定寻衅滋事的理由是“采取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财物”。贺小电认为，在劝返过程中，镇政府工作人员按刘美志等人要求支付5342元路费，如果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属于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的情形。

“何谓‘强拿硬要’，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对此的理解应当从常情常理以及刑法基本原则和精神出发。”贺小电认为，构成“强拿硬要”至少要符合五个条件：

一、强拿硬要者因为力量、地位等原因处于强势地位，可以迫使被索要者就范。“本案中刘美志显然不具有这种强势地位，而镇政府工作人员邓振华、付建设代表的镇政府，也不可能受两三个村民‘威胁’。”

二、强拿硬要者要采取流氓式的惹是生非、借小生大的手段。《新释新解》明确指出，此罪中的强拿硬要，“是指以蛮不讲理的流氓手段，强行索要市场、商店的商品以及他人的财物”。“刘美志等人只提出支付实际开支的要求，他并没有多要开支以外的钱。”

三、强拿硬要者要有明显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刘美志等人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他们只是想得到合理合法的信访权利保障。”

四、强拿硬要者要实际得到或者有可能得到他人财物。“刘美志等人收到的路费，并不是他们想得到或者有可能得到的财物，而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劝返任务而主动支付给他们的。”

五、强拿硬要者要造成社会危害。“刘美志等人收取路费，并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反而促进了信访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贺小电认为，刘美志等人收取路费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且刘美志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引发了对寻衅滋事罪的界定和适用的争议。一些网友认为，该罪是一个“口袋罪”，容易被滥用。一些律师认为，该罪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能将一般性纠纷或民事侵权行为定性为犯罪。

该案也暴露了信访制度的缺陷和困境。一些网友认为，信访制度应当保障群众合法诉求和权益，不能将信访当作麻烦和压力。一些专家认为，信访制度应当改革和完善，建立有效的信访渠道和信访监督机制，避免信访问题的反复和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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