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声名狼藉、遭人唾弃的皇帝，而李世民则是一位备受尊崇、令人敬仰的皇帝。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史书是否一定如实记载呢？这也未必。本文对两人的历史功过进行比较，并非多此一举，实际上，这两人有许多可比较之处，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在为本朝平定天下方面，李世民战功卓著，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赘言。杨广也有平定陈朝的出色战绩。当时，杨广以晋王的身份率军出征，统领 51.8 万兵马和 50 位总管。在军事行动中，固然有高颎等参谋的决断之功，但杨广作为统帅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对本朝的战功方面，李世民更为显著。

隋炀帝与突厥启民可汗曾一度将双边关系提升至蜜月期，但启民可汗去世后，双方关系恶化。对吐谷浑的征服，使今天的青海大部分地区首次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颉利可汗被俘，以前臣服于东突厥的各族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对于高丽，隋炀帝三次劳师远征，第三次虽然高丽王乞降，给隋朝挽回了一些颜面，但隋朝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收获。唐太宗不顾众多大臣甚至后宫徐惠的批评和反对，执意征讨高丽，最终也未能取胜。总体而言，两人都为本朝开疆拓土做出了贡献，唐太宗的成绩更为突出。

经营洛阳和修建大运河是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大运河将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中国西部，与昔日北朝的高齐和南朝的陈所控制的东部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大多强调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枢纽作用，其实这是按照元朝大运河的走向和作用来理解隋唐运河的。在古代农业文明国家中，能有隋唐大运河这样的构思和决策，无疑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经济和交通上也极为有效。唐人有诗赞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实际上，从大运河的作用来看，隋朝大运河工程的意义绝不逊色于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功绩。尽管“水殿龙舟”的辉煌与奢侈令人瞩目，但大运河的持久价值是无法掩盖的。营建东都洛阳在政治上有利于控制东方局势，在军事上具备防御功能，在经济上与附近的洛口仓、回洛仓相结合，减轻了朝廷的漕运压力，为灾荒年份朝廷东迁觅食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炀帝营建洛阳，在中国政治中心从偏处西部的长安向东部的开封等地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两项工程对后代的影响巨大，其正面效益甚至超过了长城工程。因此，隋朝修建大运河和营建东都洛阳的历史作用绝不可低估。这也体现了隋炀帝的远见卓识，为他在历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

在个人品德方面，两人继承皇位都备受争议。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长夺取皇位，这早已为读者所熟知。而杨广究竟是正常即位还是弑父篡位呢？宫廷之事隐秘，千年之后，难以定论。在历史上，这两人在这方面的名声都不太好，经常受到指责。在男女关系方面，炀帝有好色的名声，甚至有在其父临终前急于调戏陈夫人的“绯闻”。在历代帝王中，杨广在这方面并非特别突出，陈夫人被调戏的故事或许还有文人渲染传播以污蔑杨广的可能。唐太宗的妻妾团队规模也不小，其中包括长孙皇后、贤妃徐惠，还有隋炀帝的女儿以及弟弟齐王元吉的妃子。在这方面，两人确实相差无几。

以上历史简述表明：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与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对本朝的贡献、对历史的影响还是个人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