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明深、马明潜口述 张东生整理

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前从右至左）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历史证明，党的隐蔽战线是党和军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是党的钢铁脊梁。周恩来在战争年代说过这样一段话：“党不能为情报保卫部门到处宣传，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上要写上去。”然而，情报工作常常事关重大，有些情报内幕甚至是永远不会为人所知的。

父亲马克勤，山东省新泰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担任情报员。他长期潜伏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最高核心机关，秘密为我党我军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南京解放后，又分别率母亲王芸仙、叔叔马克余等潜入台湾执行任务。虎口十年，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1942年夏，由于叛徒袁晓轩（第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出卖，父亲不幸在河南鲁山被捕，同年7月被遣送到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关押，并和联络员中断了联系。1943年春，组织上开始了对父亲的营救，并由重庆陶育玉（1939年马克勤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的领导，中共党员，其父陶钧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通过国民党徐复观（驻延安第18集团军联络参谋，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出面进行疏通。徐在去延安途中特地停留西安，并去“西北青年劳动营”探望了父亲（徐与父亲1939年就已相识，曾作为徐的随员去河北检阅国共游击队，有过生死之交）。以谷正鼎（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为首的几个上层人物，得悉父亲与国民党中央重要官员有密切关系便出面保释。从此，父亲有了外出活动的机会，并能开始秘密通信了。

父亲回忆：“1944年的新春，我终于得到党的营救，结束了一年半的集中营生活，恢复自由了。尽管严刑使我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但坚强的革命意志并未被摧毁。我依然充满了革命的斗志和信心，决心继续投入革命的洪流，奔向新的战场。”1944年3月，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根据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条件和人事关系，决定派遣父亲再赴重庆，以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少将为对象，争取打入敌人心脏，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去重庆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从宝鸡乘汽车。父亲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几年的山城重庆，下车后，直奔民权路南方印书馆去拜谒徐复观。旧朋见面，分外高兴。徐知道父亲有过一段在“西北青年劳动营”担任会计的经历，就和印书馆董事长、总经理等人商量，决定聘请马克勤为该馆的会计主任。虽然父亲并非专业财会人员，但想到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父亲立刻答应下来，并决心努力做好，以取得对方的信任。

南方印书馆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钧是军人兼企业家。该公司股东虽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是湖北籍人，多数是国民党党政军警官员，且与陶有密切的关系，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徐复观也是股东之一，并与陶是同乡世交。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承印外来的书刊，少量是该馆编辑部编写出版的。经理部下设一个门市部，经售该馆的书刊。印刷厂设在长江南岸弹子石，是一个设备完善、规模较大的厂。为了熟悉业务，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工厂，但也考虑到扩大接触面，常定期去经理部办公，为打开局面、获取情报创造有利条件。

一年多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父亲取得了南方印书馆董事会的信赖，有了一个稳定的隐身之处。特别是通过处理和协调徐的家庭纠纷，维护了徐复观的社会声誉，从而加深了与徐的友谊，使他待父亲情同手足。外人均以为父亲是徐复观的副官，徐夫人王世高则直称父亲为马副官。凡此种种，都为父亲后来深入开展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马克勤

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为适应其独裁的需要，就急不可待地提出还都南京的计划。影响所及，原来稍有生机的工商业又开始萧条起来。特别是外来的企业主，更是无心经营，都争先恐后地制订计划，积极筹备内迁。顿时，空中、水上和公路交通都为之堵塞，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南方印书馆也不例外，临时召开紧急董事会，专门讨论迁武昌的计划，积极准备内迁。

形势急转直下，给父亲带来新的问题。由于联络员已被派至外地，在与组织取得联络前，去留问题难以作出决定。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徐复观来了。他开头就说：“南方印书馆即将迁武昌了，不知你有何打算？”徐的提问正触及马克勤的心事，因此他就毫不迟疑地说：“这些天来，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我在印书馆的工作是称心如意的，这主要是先生的关照和支持，到武昌后，我就失去了先生的依靠，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如果先生能为我另谋职业，我愿继续追随先生工作，还请先生费神了！”想来徐对马克勤的去留已有考虑，听了他的回答后，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武昌也好，就留下来吧，工作问题我另设法解决。”说罢就握手告别了。

此前，徐结束延安高级联络参谋工作后，曾写过一份报告《中共最近动态》，详尽地介绍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这份报告经过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涂寿眉（徐武汉国学馆同学，曾任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阅读后，就直接转送蒋介石审阅了。蒋对此报告大为欣赏，认为能透彻了解共产党的整体实情，且对策中肯，多被采纳了。蒋还特别召见了徐，当面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委任他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调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工作。该组组长唐纵，是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后曾任军统局代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唐、涂、徐原为挚友，徐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但自他参加侍从室六组后，由于旧交的支持，得以直接向蒋介石陈述意见的机会增多。蒋对徐的印象也不断加深，徐从而逐步得到蒋的器重。后来蒋竟令徐参加官邸会议，甚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中委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45年5月5日召开）时，蒋又令徐为随从秘书，以备随时咨询。徐竟成为红极一时的头面人物，故友人曾戏称他为“太子太保”。

当时，父亲留重庆工作已成定局，而根据徐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工作条件，父亲极有可能进入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或军事部门工作。但前面同来的联络员在安排工作时被徐等派往他处，新的联络员却一直未到重庆，一旦事成，有关情报传递如何处理，成为最担心的问题。

父亲到重庆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和联络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探望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晋豫区洛阳办事处主任孟用潜（父亲在任河南鲁山工合办事处主任时的上级；孟在去洛阳之前，告经周恩来同意，将其所属的组织关系交与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未料八办主任袁晓轩叛变，导致多人被捕，组织被破坏）时，与第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邓颖超的副手）相识了，并建立了联系。当时考虑到工作的急需，父亲当即决定约她相见，商讨情报传递问题，希望在联络员到重庆之前，能得到她的支持。她当场表示同意，还说，根据工作需要和发展情况，具体联络方法还可另作研究。至此，父亲一件心事才圆满地解决了。

按照地下工作的要求，非经批准是不能与他人进行横向联系的。但由于情况紧急，加之对孟用潜和张晓梅情况的了解，父亲迫不得已出此下策。

日本投降后不久，徐约马克勤到他家吃晚饭，因为是常事，他并没有放在心上。饭后不久，徐约马克勤到书房休息，刚刚就座，徐就把一份写得很工整的报告交给马克勤，说：“你先看看这份报告吧！”当时父亲感到惊异，报告是由徐署名的，时间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当天夜里写成的，并有蒋介石审阅后批示的“照办”。报告写得简练，是针对日本投降后整个战局的调整、部署和对付解放区的一些具体措施，是个战略性、策略性很强的文件。全文共十余条，其中有四条是与解放区的战局有直接关系的。其一是电邀毛泽东来渝协商。其二是在西南要从速解决龙云，以除后患。其三，在西北要调离阎锡山，统一华北军事控制和指挥。其四，立即命令战区伪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共同作战，迅速向解放区发动总攻，就地消灭抗日军队。

看完这一份报告后，因吃不透徐的用意，父亲沉默很久未作任何表示。徐已看出了这一点，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看这个报告吗？”马克勤回答说：“不清楚！”徐说：“其实没有别的意思，主要让你看看这份报告后，商量一下你的工作问题。”他停了片刻后又说：“最近中央即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名叫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密处，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是个最高情报机关，是专门研究和对付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我打算介绍你参加这个机关工作。对你的情况我是清楚的，让你参加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工作，甚至于还要参加一些特务活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我们已是知心朋友了，没有意思拖你下水，因此事先和你商量，你应作认真的选择，由你自己作出最后决定。”他说话的语气很自然，也很平静，看起来似乎是商量的口气，其实是对笔者父亲的一次考验！

听完徐的一番介绍后，父亲心中窃喜，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考虑不考虑的问题，这个工作是完全符合上级派遣要求的，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为了顺乎自然、合乎情理，他就假装一本正经地经过片刻考虑后说：“徐先生为我选择工作的考虑是非常周到的，我是非常感激的。同样我对徐先生也是了解的，所以愿意追随先生工作，根本不存在顾虑！既然先生直接领导这项工作（联密处主任是萧赞育，徐为副主任，实际负责），我也愿与先生一道，共同效忠党国。我的决心已定，就请先生放心好了！”徐听完这一表态性的回答后，显得异常兴奋，说：“既然你有明确的表示，我就放心了，你的工作也就这样定了。但目前机关尚未宣布，编制问题也未最后决定，现有的名额有限，打算委任你为少校参谋，主要掌管机要和财务，今后有机会，会另设法推荐提拔你的。”父亲当面向他表示谢意，并说：“对名誉待遇问题我不会计较，只要能同先生一道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徐的报告，是件极为重要的情报，它充分揭示了国民党的两面手法。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协商，只是缓兵之计；谈不成是打，谈成了还是打，目的是在拖延时间，作好扩大内战的准备。这个重要情报的突然到手，是个意外的收获。父亲紧急通知张晓梅在约定地点见面，及时地把这份情报交给了张晓梅。中共南方局迅速将上述情报传到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手中。

新工作开始，父亲深感任重道远，一种紧迫感促使他向张晓梅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对今后的联络工作重新作出安排，确定一个更妥善及时的联络办法，以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张晓梅答应了。不久，中共南方局派朱汉民担任父亲的秘密联络员。

多年后，涂寿眉在《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中也提到此事。他在文中写道：“第六组主任为唐乃建（唐纵）先生，与余为旧同事。徐先生与唐约定，勿拘限其工作范围。于是徐先生得以常向委员长条陈意见。日寇投降之夜，即条陈十余项。如电召毛泽东来渝协商，即是其中之一。因此，陈布雷先生亦器重其才识与文章。”

日本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电请毛泽东来渝的第一封电报已在14日发出；涂所说的“日寇投降之夜”显然不是8月15日，其中条陈十余项也和父亲所述高度一致。涂寿眉是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呈文经手送蒋是其常务。他的撰文证实了父亲亲眼所见，也首次证实了“电召毛泽东来渝协商”的提议是徐复观所写。徐呕心沥血出此“良策”，使蒋介石先拔头筹，暂时争取了战后国共斗争的主动权，表明了徐在中共问题研究上确有高明之处。由于此件高度机密，是谁写的知者极少，许多学者试图撰文一探究竟，但均无定论，所以许多文章谈及此事时均推测是蒋介石智囊团所为。

为了一探当年徐有关战局的四项条陈，笔者对其一一进行了梳理，也想了解一下当年徐的提议在抗战胜利之时在战略上对国民党究竟有何重要意义。到底是度蒋的心理？还是竭力而谋？而且，提议是一回事，办不办是另一回事。结果出人意料，徐的这四项提议可以说是立即照办执行了，且最后各项均演变成为国际国内的著名事件，即重庆谈判、昆明事件、上党战役、中原突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其影响之大，超出想象。令人称奇的是，此等绝密情报竟然在第一时间被中共军事情报员马克勤所截获，这大概是国共双方领导人始料未及的。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前，蒋介石发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从时间上看，第一封电报是在徐的提议（8月10日晚拟就）批复照办后立即发出的（8月14日发），其中仅相隔四天时间，可谓神速。毛泽东则回复了3封电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是：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徐复观多年后写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一天，我突然大吐其血。在重庆狂欢的晚上，我立刻想到，接下来的会是中共大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当时陆大的红蓝铅笔教育完全不能适应这种战争，使我心头感到一股很大的压力；所以一面吐血，一面把中共作战的特征，写成要点，附上简单地图，呈给委员长，希望在军事上要彻底检讨，早作准备，不可用对日作战的观念来对付共产党。”

毛泽东对徐很熟悉。徐在延安待了大半年，与毛泽东有多次长谈，互相欣赏学识，对战局也常有恳谈和争论。想必此情报传至延安后，徐呈蒋的这些提议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极大重视。过去对日作战，有以空间换时间之说，现在显然是要用时间争空间了，这对双方都是适用的。然而，1943年下半年起，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负责人已奉命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七大于1945年6月11日结束，但直到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各战略区的大批高级将领仍滞留延安。这些人要回到指挥位置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打，怎么打？谈，如何谈？打得好，才能谈得好。因此，在去重庆之前，一定要将高级将领们及时送回指挥位置，方才定心。

此时，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是不是可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运出去？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但事关重大，必须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由于这次空运非常危险，直到行动前一天的夜里才逐个通知相关人员。毛泽东还让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要求每个乘机者都要带上降落伞以防万一。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做好接机准备。1945年8月25日上午9点前，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江华、聂鹤亭、王近山、张际春、邓克明等20位各战略区负责同志（后来考虑到和美军的语言交流问题，黄华也参加进来，但没降落伞了）陆续来到延安城郊的东关机场。这些将领在此之前多数没有坐过飞机，十分兴奋。叶剑英、杨尚昆在机场与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亲切握手话别。登机前，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提议大家合影留念。陈毅幽默地说：“要是我们摔下来了，将来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吧！”自飞机飞离延安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报告，得知平安，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空运成功后，毛泽东遂决定于28日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这次绝密空运，使中共本来至少需要两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输送任务，在半天之内即告完成，其时间甚至早于美军开始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其中刘伯承、邓小平下飞机后，即由山西省黎城县长宁机场星夜赶到129师司令部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抓紧部署并及时展开上党战役，有力地支援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于1946年6月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看着父亲当年的手稿《虎口十年》，回忆历史的曲折、隐秘战线的凶险，常常感叹不已，也顿生钦佩和自豪！父亲、母亲及二叔、三叔一家四口，先后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党为国为人民，置生死于不顾。他们埋头苦干，无怨无悔。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专函重申了马克勤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其中专门提到了在重庆谈判这一重大事件上立下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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