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凤毛

油画 《洪湖黎明》 （局部），作者恽圻苍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8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西北特委委员贺龙等从上海出发，历经艰险，辗转武汉、荆江，回到家乡湖南桑植洪家关，领导发动桑植起义，拉开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至1928年7月，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贺龙履职湘西北特委180天。这是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初期的一段传奇经历，在其革命生涯中留下闪光的足迹。

南昌起义部队南撤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1927年11月，贺龙、周逸群等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经香港秘密到达上海，开始谋划新的革命斗争。

当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缉拿贺龙。中共中央认为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叛逆者，处境非常危险，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要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一道前往苏联学习。11月16日，中共上海党的一个地下联络机关遭到敌人查获，贺龙已抵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上海。上海军警特务如临大敌，封锁港口，监视街道，挨户搜查。因此，贺龙去苏联未能成行。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转移途中，在前委紧急会议上，贺龙就曾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贺龙到达上海以后，再次主动请求返湘重建武装，并阐述了返湘的四点理由：（一）党的八七会议提出“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二）湘西北的地理人情他很熟悉，且有他的旧部，桑植是他的家乡，有可以利用的武装。（三）有一批南昌起义后回到桑植再拉起队伍的军事骨干。（四）除了革命因素外，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从心底里不服气的思想。在不能公开活动的情况下，贺龙通过跟他并肩战斗几年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将他的请求和打算转告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根据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贺龙代两湖省委组织拟定了《湘鄂西暴动计划》。

贺龙的想法与中共中央的意图不谋而合。其时，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正在筹划全国第二次武装暴动的中共中央，期望两湖地区能够发动新的武装起义，开创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对举行新的暴动怎样实施才能成功，中共中央曾作过多次专题研究，把暴动的厚望寄托在湘鄂西地区，然后向各地发展，以引起两湖总暴动。

12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资深赴武汉，与湖北省委在汉口研究联合行动问题。何资深提出，此举关系重大，“两湖省委不能担负”，“要求中央组织派一特委，至少要派大员指挥”。中央听取汇报后认为：“两湖暴动，如失败，影响革命前途是很重要的，不能拿交省委随便去做。”随后，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割据湘西和贺龙要求回湘工作的问题。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军委书记周恩来参加会议，并作出可否考虑让贺龙去干的表态发言，决定找贺龙本人当面交谈。

12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派李维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何资深、周逸群等找贺龙座谈，就割据从哪里发起，暴动后的发展，党组织的关系以及贺龙返湘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割据湘鄂西，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分区割据的整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湘鄂西暴动应分步实施，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发动在南昌起义后回到湘西的原第20军军事骨干的作用。座谈会后，由周恩来将座谈会纪要呈交中央讨论决定。

中共中央对贺龙提出的返湘工作的请求，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代表不赞成，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说：“如果要变军阀，他早就变了，怎么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来参加共产党呢？”1928年1月6日再次复议时，周恩来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1月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两湖暴动问题，根据贺龙请求返湘所陈述的理由和条件，会议决定：（一）派贺龙回湖南，周逸群同行；（二）成立湘西北特委，特委书记由郭亮担任，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三）恢复两湖长江上游各省的中央派出机构，以加强对暴动的领导。

1955年，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

湘西北特委5名成员中，书记郭亮远在武汉，徐特立、柳直荀因中央已另作安排，仅有贺龙和周逸群同行。1928年1月11日，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中共中央交通员）等一行10余人，一番乔装打扮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发挥自身才智，连闯三关，登上小火轮，离开险象环生的大上海，驶往武汉。

按照在上海时制定的湘鄂西暴动分步实施的计划，贺龙、周逸群等西进武汉，一是联络特委书记郭亮，“计划下乡路线”，二是为了“在汉口组织通讯机关，由贺龙物色人员，秘密奔赴各地活动”。

贺龙、周逸群一行到达武汉后，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先去汉口东方旅馆。而东方旅馆被敌查封，只好秘密去谢弄北里17号直接与特委书记郭亮接头。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正准备在武汉组织年关暴动，原计划由贺龙以前下属的团长蔡申熙担任总指挥。当晚，湘西北特委和湖北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周逸群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割据湘鄂西的战略意图，贺龙就《湘鄂西暴动计划》作了说明，郭亮就湖北省委工作和计划方针与特委交换意见。联席会议决定祭灶节在武汉举行年关暴动，特委暂缓西行，留在武汉参加暴动，贺龙担任总指挥。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部第20军第1师师长贺锦斋（贺龙的堂弟）转往湖北洪湖地区，进行武装斗争。正当武汉年关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贺龙的族侄贺学定、贺桂如，受贺锦斋派遣，从藕池到达汉口，给湖北省委送来了1000多两黄金作为军费，给暴动以有力的支持。

1928年1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地下印刷机关遭国民党武汉军警查获，暴动计划泄密。汪精卫部署缉拿“共党巨魁贺龙”。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湖北省委和湘西北特委立刻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暴动取消，郭亮继续留在武汉领导湖北省委工作，处理暴动善后事宜，湘西北特委书记由周逸群接任。周逸群、贺龙一行撤离武汉，按计划继续向湘鄂西转移。

得知贺锦斋在洪湖一带打游击，贺龙和周逸群计划离开武汉后，逆江而上与贺锦斋会合。1月18日，特委一行租用一艘小火轮离开武汉。

1月20日，贺龙等到达监利县反嘴（今监利县三洲镇上沙村），与贺锦斋会合。贺龙发现，此处北倚汉水，南及潇湘，西通巫峡，如果在此开辟根据地，将富饶的江汉平原和武陵山脉连成一片，互为掎角，进可攻，退可守，对实现中共中央赋予的割据湘鄂西的战略意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湘西北特委一行暂留监利，与当地党组织联系。通过监利县委，贺龙、周逸群先后与鄂中特委、石首中心县委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在监利县黄家墩召开联席会议。会上，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湘鄂西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将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分别掌握的革命武装，集中到监利下车湾与贺锦斋部会师。三支革命武装会师后共300余人，编为2个大队，打起工农革命军第49路军的旗帜，统一由湘西北特委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

随即，贺龙指挥49路军配合各地年关斗争，转战荆江两岸，先后攻克监利的上车湾、朱河镇、尺八镇，华容的砖桥、长岗庙，石首的调关、藕池等敌军驻点，消灭大批土匪和团防武装，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震惊。这些斗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不久，贺龙率49路军缴获国民党一个骑兵团的部分武器，49路军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洪湖地区最大的革命武装。2月中旬，应中共石首中心县委的请求，贺龙、周逸群率工农革命军49路军进攻监利县城。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加上装备上敌强我弱，攻城失利。

在荆江地区革命斗争告一段落后，贺龙、周逸群决定，将洪湖地区的革命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并嘱咐：留在鄂西的革命武装，要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敌人，待湘西北武装及鄂西武装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在公安、松滋一带会师，开创更大的局面。2月20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李良耀等10余人，按照原定计划前往湘西，继续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边地区各种武装蜂起。当时，桑植县有近20支武装3000余人。其中，有的是北伐时期队伍在武汉整编时被遣散回乡后拉起队伍等待时机的，有的是在汪精卫叛变前夕准备和敌人对抗的，有的是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返回家乡准备继续斗争的。这些队伍，都经受过大革命的锻炼，有的还直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虽然内部成分复杂，但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阶级基础可靠，容易倾向革命。

2月28日，贺龙、周逸群一行到达桑植洪家关。当天深夜，在贺龙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就建立中共桑植县委、宣传发动群众、联络和争取各类地方武装、迅速建立起义军、筹备武器装备和给养、设立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等涉及桑植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3月下旬，组建中共桑植县第一届委员会，李良耀任书记。

当时，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团防在内的各种反动武装对桑植构成包围态势，对发动桑植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采取了“拉关系”“挖墙脚”的统战策略。

特委以贺龙的名义，向邻近桑植的反动武装头目送去近百封信函，或规劝他们改变立场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反动派，或动员他们为革命支援粮食和军费，或规劝他们保持中立，或希望他们采取假打真和迂回策略等。这些信件在各地团防中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大多数团防维持中立，不少人还主动献粮，捐枪弹。与此同时，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胆敢疯狂进犯的反动团防坚决予以打击。

贺龙、周逸群还以个人名义，同桑植县内外的一些名流打交道。这些人不仅在湘西一带有较高的声望，而且与当地的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贺龙、周逸群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革命。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湘西北特委通过一系列工作，组建起一支拥有3700余人、1500余支枪的革命武装力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正式打出湘鄂边区第一面红色军旗。4月2日清晨，湘西北特委率领工农革命军分三路向桑植县城逼近，发动桑植起义。经过近1个小时的战斗，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桑植县城。4月3日，湘西北特委在县城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并颁发《工农革命军布告》。随即接管了国民党桑植县政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1937年7月，红二方面军领导干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合影。前排 （坐者）左起：甘泗淇、关向应、朱瑞、贺龙、王震、贺炳炎、周士第

桑植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极为恐慌。蒋介石迅速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扑向桑植，企图扼杀工农革命军于摇篮之中。

4月15日，国民党军独立19师师长陈渠珍急令向凤翔、姜文周2个团，配合国民党第43军龙毓仁旅向工农革命军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刚刚组建，未经过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承受能力较差，战斗力不强，双溪桥、梨树垭两次战斗失利，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相继失守。为保存革命力量，工农革命军被迫退到凉水口、罗峪一带休整。为迅速恢复部队，周逸群、贺锦斋等在原地指挥部队，迎敌作战；贺龙带卢冬生等到桑植的仓关峪、蹇家坡和鹤峰的堰垭、红土坪等地扩充队伍，筹集军饷。敌人乘势进逼，苦竹坪一战，革命军再受重创，大部失散，周逸群险遭不测，与贺龙失去联系。革命军余部转入白果垭、罗峪一带深山老林中，与敌人周旋。此后，周逸群率部转移到湖北沙市、石首一带坚持武装斗争，与段德昌、万涛等领导创建了洪湖根据地。

贺龙得知起义军再次失利后，急忙赶回罗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避敌锋芒，分散活动，以利再战。接着，敌人四面搜山“围剿”，工农革命军风餐露宿，日奔夜转，处境十分艰难。5月初，因交通员叛变，部队损失惨重，贺龙几遭不测，只好率部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白竹坪等地隐蔽。

桑植起义的武装，大多是贺龙利用亲族和旧部关系建立起来的，包括：贺龙亲族的武装1500余人、800余支枪，贺龙旧部的队伍1000余人、400余支枪，农民自卫队600余人、200余支枪，新入伍600余人、100余支枪。在桑植、鹤峰边界隐蔽期间，贺龙认真分析了工农革命军举事失利的教训和部队受挫的原因，深刻认识到用旧的封建关系建立的革命武装，不经过彻底改造是经不起风浪的。要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主要是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依靠群众建立的革命武装才能巩固，才有战斗力。在旧军队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改造，要在他们中间配备一定数量、经过斗争考验的骨干发挥带头作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为了坚持斗争，贺龙决定主要负责人分头活动，派贺锦斋回桑植收拢失散部队；李良耀与鹤峰党组织联系；贺英（贺龙的大姐）负责安置伤病员和家属；贺龙、卢冬生等到鹤峰走马坪和慈利官地坪（今属桑植县）等地，利用社会关系进行活动，筹集枪弹粮饷，扩大队伍。

5月中旬，工农革命军会集400余人，并得到进步人士谷岸峭等支援的一批枪弹粮药，部队元气稍复。6月25日，工农革命军挥师南下，到小埠头葫芦壳设伏，截击西撤龙山之国民党军龙毓仁旅后卫。一举歼敌100余人，活捉敌参谋长张策，缴枪百余支和大批弹药。此役，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打败国民党正规军，士气大振。不久，工农革命军发展到1500余人。29日，复占洪家关。

此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暂趋稳定，从而铺开了全面的“清乡”“围剿”。湖南的“清乡”“围剿”重点是桑植和石门太浮山。陈嘉佑的第14军和陈渠珍的独立第19师对桑植形成包围之势。7月1日，湘西北特委和桑植县委在洪家关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准备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独立19师两个团和桑植团防从杜家山、双溪桥、梨树垭、南岔等方向偷袭洪家关。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贺锦斋等率部顽强阻击。由于敌众我寡，装备悬殊，正面战场失守；师长贺锦斋身负重伤，团长李云卿阵亡；部队损失570余人，洪家关被敌占领。随后，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大山中隐蔽休整。

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被迫转移到鄂西开辟工作以后，特委两名委员只剩下贺龙一人在湘西地区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两人分开后，贺龙感到部队里党的工作无法开展，军事工作也缺了一个高级参谋。加上工农革命军几次受挫，贺龙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为什么这支队伍“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散了呢？”失败的原因，客观上讲是敌人强大，力量悬殊；主观上是队伍尚未进行严格的整顿，党的力量薄弱，许多人只服从贺龙一个人，而对革命缺乏真正的认识。

贺英是坚决支持贺龙跟共产党走的贺龙亲族成员之一。在开辟湘鄂西根据地时期，她长期坚持在桑鹤边界，相对独立地开展游击斗争，与贺龙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保持着相互策应和互相依托的关系。听说贺龙兵败，退到苦竹坪，她专程赶来，姐弟促膝谈心。贺英认为：要想办法拴住战士们的心，心拴住了，就不会散了，就不会垮了，承受力就增强了。过去人家跟着你，是想升官发财，现在人家跟着你，你总得讲出个道理来。你们不是有CP、CY（指党、团组织）吗？应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队伍要伍，不伍不行”。贺英的一番话，对贺龙启发很大。

为加强对湘西地区党的工作统一指挥，1928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将活动于桑植的湘西北特委与活动于常德的湘西特委合并为中共湘西特委，并在工农革命军中组建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管辖工农革命军及所在地区党的工作。7月上旬，湘西特委委员陈协平到桑植传达省委指示，参加前委工作。与此同时，中共湘鄂两省党组织陆续向工农革命军派来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澧县党团混合特支书记汪毅夫及邓侠清、张一鸣，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团长刘达五、罗统一，以及曾任北伐军第2军政治部秘书兼第4师党代表、湖南省军委书记黄鳌等。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即成立，贺龙任书记，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为委员。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

至此，中共湘西北特委结束了历史使命，贺龙出色地履行了一名特委委员的职责，在共产党的阵营里重新担当重任。此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至1929年7月，开辟了以湖南桑植、湖北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建立起一支经过战斗锻炼、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基础的人民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4军、红2军）发展到4000多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湘鄂边苏区红2军和洪湖苏区红6军东西对进，于1930年7月在湖北公安南平胜利会师，组成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1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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