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星为何物？】

宝星，从专业角度而言，可界定为勋章。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国门被迫洞启后，中外交流频繁展开。彼时，外国军人、公使、领事以及传教士等群体大量涌入华夏大地。与此同时，伴随洋务运动的有序推进，外籍人士于海陆军、工矿企业、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为清政府提供服务的情形愈发普遍。

当外籍人士于为中国效力的工程项目中取得卓越成果时，朝廷通常会予以嘉奖。初始阶段，针对外籍人员的赏赐遵循中国传统模式，其中涵盖赐予顶戴花翎，亦或授予巴图鲁勇号，还有赏赐银两与功牌之举，甚至包括赏赐穿黄马褂这一殊荣。

同治元年，李鸿章向朝廷上奏，提议专为洋人铸造金银牌以供佩戴。在当时，除赏赐银两具有实质价值外，其余诸多形式多属徒有其名的虚衔，于洋人而言并非适宜之选。然而，因李鸿章所奏未呈具具体施行方案，致使该提议未获朝廷批准。

未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陈，称西洋诸国人士相较虚名，更青睐中国之功牌。遂建言朝廷，于原有功牌基础予以改造铸造，命名为“金宝星”，分一两二钱重与一两四钱重两类。

光绪七年八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手章程拟定工作，并正式颁行《奏定宝星章程》。此章程针对宝星的命名规则、等级划分、装饰样式及执照核发等诸多方面，均作出了详尽规范。

宝星体系共设五等十一级。具体而言，一等至三等，每等又细分为三级；四等与五等则不再作进一步细分。宝星之上镌刻清文，明确标注等级字样。同时，凭借独特的装饰设计以及色彩差异，以彰显不同等次。宝星初设之际，头等宝星形制为方形，后经调整改为圆形，而其余各等宝星皆为圆形。

据相关史料载，头等第一宝星，乃赐予各国国君。而头等第二宝星，其受赐对象为各国世子、亲王及宗亲贵胄。头等第三宝星，则颁发予各国世爵大臣、各部总理大臣与头等公使。二等第一宝星，赐予各国二等公使；二等第二宝星，授予各国三等公使及总税务司；二等第三宝星，给予各国头等参赞、武职大臣与总领事。三等第一宝星，颁发给各国二三等参赞及领事馆正使随员；三等第二宝星，授予各国领事官与水师诸军官；三等第三宝星，赐予各国翻译官。四等宝星，赐予各国士兵；五等宝星，授予各国工商界人士。

在光绪二十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针对宝星样式实施了意义深远的变革。此次变革摒弃传统中式制式，转而采用符合西方各国通行标准的样式，新样式呈光芒璀璨之态，意在凸显其尊贵华丽。

宝星制度的诞生，实乃在与西方诸国交往进程中顺势而为的结果。宝星初始，作为国际交往中秉持友好外交礼节的赠礼，主要面向外国君主、使臣等特定对象。

随后，宝星作为酬奖有功洋人的方式，渐趋成为通行之举。具体而言，向外国人颁授宝星，通常涵盖以下几类情形：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获赠宝星者主要涵盖以下几类：其一，当各国公使任期届满，即将撤离中国之际，为彰显中外友好情谊，清廷会向其赠予宝星；其二，那些为清政府竭诚效力，并在相应事务中取得卓越功绩之人；其三，在协助清政府采购武器装备，以及妥善接待中外外交人员等工作上建树颇丰者；其四，于中外发生冲突或产生纠纷之时，能够居中斡旋，致力于促进邦交和睦之人。

宝星之授予规程严谨。初，由任用洋员之基层官员对拟授予者予以考核。继而，考核结果呈递督抚大员或各部长官进行复核。朝廷作为终审机构，基于前期考核与复核情况，最终裁定是否予以颁授。

在宝星授予体系中，获颁宝星，不仅是对获得者工作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嘉勉。以德国军官汉纳根为例，因其于旅顺口炮台监造事宜功绩显著，故而获赏三等第一宝星，并加赐三品顶戴。据李鸿章上奏朝廷的奏疏记载，汉纳根深感皇恩，力图报答，不仅依照西洋建筑范式精心建造日岛炮台，且在相关技艺传授方面亦尽心尽力。

【本国人可以获得宝星吗？】

宝星，作为荣誉奖赏的特定形式，初始阶段，其颁赐对象主要限定于外籍人士。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荣誉体系逐渐拓展至本国人士。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国人。自光绪中期起，外交领域形成定制，凡外交官奉命出使各国，皆依规授予与其身份相符的宝星。

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为例，彼时外务部派遣的十五名出使大臣，均被授予等级各异的宝星。其中，总理外务部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获颁头等第二宝星；大学士那桐与会办大臣梁敦彦，则被赐予头等第三宝星。

步入宣统时期，随着清王朝的式微，诸如黄马褂、顶戴花翎这类传统赏赐，在时人观念里的价值渐趋低落，已难以再引发众人竞相追逐。与之相对，宝星与勋章的佩戴，却逐渐演变为一种彰显荣耀的风尚标识，备受青睐。

宣统元年五月，包括陆军部尚书铁良、海军提督萨镇冰、陆军部侍郎寿勋等在内的一众大臣获颁宝星。旋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等地方要员亦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