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总理与世长辞，举国悲恸，工作人员在整理周总理遗容时，从他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画面是周总理与张云逸大将等四人的合影，在照片的背面还写有几个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劳山在哪里？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周总理会如此珍视这张照片呢？
西安事变后，国共再一次合作，携手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段时间常常率代表团往返于延安、杭州和西安等地，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937年4月，周总理再次奉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就红军改编问题谈判。
由于当时的延安还没有修建飞机场，更没有火车等较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周总理等人出行往往只能通过汽车，既不安全，也不舒适，还非常的耗时间。
延安机场还没有建设，那时候周总理一行想要从延安前往南京，基本上只能先乘汽车到西安，再从西安转乘飞机飞往南京。
4月25日，周总理启程前往西安，执行警卫任务的是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总理的副官陈友才同志，一同出行的还有时任红军副参谋长的张云逸大将和红军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中将。
与此同时，也特意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32人作为护送的警卫排，担任周总理的护送任务。
正常来说，周总理一行也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因为当时国共之间正在谈判，国民党方面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行下作手段以落人口实，而沿途的土匪武装素来与红军无冤无仇，更不会主动招惹红军队伍。
但是，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他们一行仍然被列为绝密，出于安全起见，延安方面还租用了三辆汽车作为长途远行的交通工具。
出发前，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还对警卫排明确指示要严密保护周副主席的安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切准备妥当后，周恩来一行人于25号当天上午九时从延安南门的兵站出发。或许是出于一种天生的警觉性，陈友才请周总理务必将自己的领带和西服换下，改穿军装。而他自己则穿好西装，打上领带，扮做周总理的模样，还换了座位。
正是因为陈友才的这一举动，才在关键时刻救了周总理。
车队刚刚驶到距离延安不过六十公里的劳山地区，陈才友和警卫排的战士们就听见“叭”的一声响。
“什么声音？”陈才友警惕的问道，在山谷间，这样的声音显得极为不寻常。
“好像是牧羊人挥鞭子的声音”有战士说道。
“不对吧，这里怎么会有人来放羊呢？山高林密的，不大可能”也有战士当即提出了不同意见。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很快就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高处向三辆汽车射来，一时间，周总理等人处在敌人优势火力的压制下，情况非常危险。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周总理当机立断的命令大家赶紧跳下车：“快下车，分散还击，不要聚在一处”。
张云逸将军也立即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保护周总理转移，其他人则向敌人还击掩护。
陈友才命令剩下的四名战士撤下公路、向树林里转移，而他则决定用自己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在警卫战士的顽强作战下，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始终无法靠近周总理。陈友才则穿着周总理的衣着，在汽车前面镇定的指挥，这使得躲在工事后和树林里的敌人以为这个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头戴礼帽还指挥若定的人就是周恩来。
“活捉周恩来”，一时间，敌人嚣张的声音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间。但是子弹还是潮水般的倾泻在了陈友才身上，他英勇牺牲后，敌人在他身上还翻出了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认定了此人就是周恩来，也就一哄而散了。
由于陈友才用自己做诱饵，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再加上负责掩护的警卫排战士们英勇作战，最终也掩护了周总理安全突围。
劳山的枪声也惊动了驻扎在附近山头的红军某部，他们连忙向总参谋部报告，很快，毛主席和刘伯承元帅都被惊动。
毛主席着急万分，只对已经集合完毕准备前去支援的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说了一句话：“什么都不要顾忌，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把周副主席安全的救回来”。
而刘伯承元帅则是将当时集中饲养的中央首长骑的马都统统牵来了，以使得部队能够快速救援。
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和张云逸、孔石泉以及刘九洲等人突围之后最终安全，等到与前来救援的部队汇合后，周总理还立即命令他们前去现场。等到骑兵们感到现场后，敌人早已经逃之夭夭。
劳山遇袭一事也震惊了延安，毛主席尤为震怒，最终，中央派出刑侦专家谢滋群侦破此案。如果不能迅速查明真凶，必然会给延安局势带去动荡，首长们的安全也会处在危险中。
谢滋群先是发动群众，进而了解到李老汉可能目睹了此事，在对李老汉做了许多工作后，终于问出了一个关键人物冯长斗。
通过冯长斗，又挖出了土匪头目李青伍，李青伍正是此次袭击的背后主使。
这帮土匪偶尔获得了周总理的出行消息后，决定做一票大的，想趁机杀了周恩来，将水搅浑进而渔翁得利。他们策划并施行了整个过程。
找到真凶后，红军部队不可能放过这样一帮为非作歹又祸害相邻的匪帮，最终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剿，全部歼灭了这帮土匪，并活捉了匪首李青伍和民团头目姬延寿等十人，最近将其一一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