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蒋介石决定在取消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基础上，设立两个局，一个是“中统”，另一个是“军统。”

两年后，戴笠在一场演讲中指出：“我们工作有三件事，就是情报、行动和电讯，一切工作以增进着就三件事的效能为目标......”

在抗战之前，戴笠手底下的特务日常工作是：暗杀、绑票。抗战之后，戴笠的军统特务也开始适应形势的需要，大力增强情报和电讯工作。日伪情报在后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军统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戴笠身为国民党特工首脑，在这一方面极具天赋。

戴笠经常会和手底下的大特务们讲，收集情报，并没有什么技巧，最主要的还是要善于和人交流，了解对方的心理，从而获得对方的信任。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在离开之前，他带走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戴笠精心培养出来的特务，但是，特务并没有全部离开，还有三个人选择主动留下来。

这三个人分别是：戴以谦、王庆莲以及祝仁波。

首先是戴以谦。抗日战争时期，由戴笠一手策划和创建的军统，大都是用浙江江山人，他们在监视搜集侵华日军的情报工作上面，成绩尤为显著。

对此，戴以谦作出了解释：“军统多使用江山人，是因为‘亲戚套亲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都死心塌地。”

说起来，戴以谦和戴笠还有亲属关系。戴以谦称呼戴笠为本家爷爷。1943年之后，戴以谦就一直跟在戴笠身边担任机要参谋一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管理和收发戴笠的所有信件、来往的公函、文件。当时戴笠已经47岁，而身为机要参谋的戴以谦才18岁。

说起来，戴以谦会跟着戴笠工作，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戴以谦才会作出这样的职业规划。

1941年，戴以谦从江西铅山祝同中学毕业，两年后，戴笠带着一帮随从来到铅山办事处，在看到戴以谦后，戴笠用家乡话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戴以谦解释自己在这里有工作。

看着二人说话很熟稔的样子，办事处主任偷偷询问戴以谦，面前这个人是谁啊？戴以谦：“这是我十叔公。”主任没有见过戴笠，立刻将对方请到办公室里喝茶。

后来，戴以谦在安徽雄村训练培训，毕业后担任戴笠东南办事处机要参谋。一般到达机要室的情报都非常的重要，只要戴笠在东南一带，戴以谦都是随从，想必正是因为这层亲属关系，所以戴笠对他如此信任。

私下里，戴以谦都是称呼戴笠为爷爷，即便两人只相差29岁。

1946年，戴以谦他们收到电报，戴笠当天要从青岛飞到上海参加杜月笙儿子的婚礼，让他们几个去机场接机。但是戴以谦他们后来和飞机失去了联系。

刚开始出动地面部队寻找失事飞机，可一直都没有找到......

1946年之后，戴以谦归傅作义指挥，北平起义后，就没有人管戴以谦他们，于是，戴以谦在张家口公安处开了证明，返回了老家。解放后，戴以谦想到自己过去不光彩的历史，便离开家乡前往福建打工。

后来，戴以谦被自己的浙江同胞揭发了。1958年，戴以谦被戴上了手铐，等待他的是五年徒刑。

戴以谦出来后，每个月都有130元零花钱，看病也能报销80%的费用，他很满足于现状。

其次是王庆莲，王庆莲是三人中唯一一名女性。

说起来，王庆莲也是浙江江山人，她的身份是“军统女译电员”。戴笠所领导的军统结构有多大呢？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超过1.8万人。抗战结束时，军统在册人员4.5万余人。

说起来，王庆莲能成为军统局的译电员，还是一种巧合。

1943年四月，军统局设在江山峡口镇的一个办事处，招收10名译电员，10名打印员，当时王庆莲才15岁，她妈妈就在没有和她商量的前提下给她报了名，结果她被录取了。

译电工作译电都不轻松，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两个小时，每天10点钟下班以后才能安心睡一觉，每个星期能休息半天，早上七点外面就会响起号声。

当然，王庆莲他们在工作之余还得开会。

每到周一的上午，只要戴笠在重庆，工作人员都得去大礼堂，即便是外围单位也得派人来参加，听戴笠作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戴笠在台上洋洋洒洒说了一通，王庆莲他们就得站在台下静静地听几个小时的报告，最重要的是，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中途走开，就连午饭都得在大礼堂吃。

最后，王庆莲还是离开了军统，她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她的组长对其他人说她在工作时不认真，要将她管一段时间，王庆莲被他的这段话吓到了，于是，趁着组长不在，她赶紧想办法离开。离开军统时，王庆莲的军衔是少尉，支中尉薪，并有国防部发放的证明，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证明都烧了。

王庆莲离开军统后回了自己的老家，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前夫汪含芳，当时他要去浙江大学念书，王庆莲在外面呆习惯了，对于清净的生活也有一些不习惯，而且，她的母亲也不希望女儿离自己太远，便让她去福建工作，王庆莲被安排了一份助理会计的工作，在这期间，她一直保持和汪含芳的书信往来。

1948年3月，王庆莲嫁给汪含芳。

3年后，镇反工作开始了，王庆莲知道历史问题必须彻底交代，便将自己的所有问题都毫无保留地写成书面材料，和公安局交代。不过，最后王庆莲也没有完全避开，她之前的经历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最后她也为当初的选择买了单。

1981年1月，王庆莲的工作得到了落实，原单位粮食公司给她办了退休手续，她每个月能拿到39元的退休金。

1978年之后是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她知道自己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的晚年过得很幸福，并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

最后一位是祝仁波。

1910年前后，祝仁波转去重庆，三年后他进入了空军部，之前他是陆军上尉，进入空军后成为少尉。

1944年春夏，腾冲战役松山战役战况惨烈，电台损毁特别严重，祝仁波便领命从重庆出发，在炮火中抵达前线，修理更换机器。说到底祝仁波只是一名技术性人才，能修的了电台。

1948年，局势动荡，机关人员都接连撤离，而祝仁波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便回了上海老家，做起了电讯生意。

2013年10月，王庆莲接到一个消息，她70年都没有见过的老同事想要从百里之外的宁波赶过来看看她，得知这一消息后，王庆莲特别的意外，毕竟，在这70年的光景中，大部分的同志都已经离世了，她从未想过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当年的人。

这次和王庆莲见面的人就是戴以谦和祝仁波，其实，60年前，这三位老人可谓是素未谋面，如今60年过去，他们又因当年的身份军统而重新相遇。

这张照片堪称大陆军统特务的最后影像。站在左边的是86岁的王庆莲，中间的是89岁的戴以谦，最右边的则是特地从宁波赶来的92岁的祝仁波。这一刻历史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