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生，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所以我就跟着国家的号召，打算去农村，到那片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学习锻炼。我爸当时还劝我再等等，说我这高中文凭，找工作应该比其他人容易点。

那时候，上山下乡的风潮真是火得不行，街道的干部天天往家里跑，劝这个劝那个，搞得我爸妈工作都受影响。为了让爸妈少些烦恼，我一咬牙，跟隔壁家的小妹妹一块儿，报名去了山西的农村，准备跟当地的农民一起学习，接受再教育。

周庆香是我邻居家的小丫头，比我小两岁，老爱跑我家来借书，一来二去，咱俩就成了铁杆姐妹。1968年快年底那会儿，大概是12月底吧，我和庆香搭上了专门送知青的火车，离开了北京。为了不让家里人伤心，咱俩商量好，谁也没让爸妈和亲戚去火车站送。

经过整整两天两宿的行程，咱俩终于抵达了山西省夏县的牛家庄大队。因为我和周庆香一直恳求，这才被安排到了同一个生产队，都是牛家庄五队，临时在社员牛会耕家里落脚。

牛家一共有四口人，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老大，名字叫牛向晖，那时候已经十九岁了。女儿呢，叫牛勤勤，和周庆香年龄一样大，模样长得挺俊俏。牛会耕两口子那时候都四十好几了，我和周庆香平时就叫他们大叔大婶。后来房东大婶说，别老房东大叔房东大婶的叫了，直接叫大叔大婶就行。

牛大叔家有三大间正屋，外加两小间西边的厢房。大叔和大婶住在正屋东边的房间，我、周庆香，还有牛勤勤呢，就挤在正屋西边的那间。中间那屋，是招待客人的地方。西厢房里头，一间是厨房，另一间就当卧室用了，牛向晖就住那儿。牛大叔家的房子，墙都是用干土垒的，看上去挺老旧。不过，他家院子收拾得利索，屋里也摆得整整齐齐。我们住的那西间屋，有张大床，特别大，上面还有顶棚，三面围着木栏杆，跟别家的木床大不一样。我和周庆香头一回见这么气派的床。

过了几天，我们跟牛大叔一家就混得很熟了。牛大叔和他老婆都是热心肠，人特别好，对我们俩特别关照。牛向晖一见到我俩，就会放下胳膊，很客气地叫我们小妹，他总是显得文文静静的。

后来在大队开会那会儿，我和周庆香才搞清楚，牛大叔家其实是地主出身。那天大队搞了个斗争会，大叔和大婶都被叫上台，还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喊着斗争的口号。

那天会议结束后，民兵大队的头儿悄悄跟我和周庆香说，得多个心眼儿，得跟那些地主佬儿分清你我。我一听，立马就跟民兵头儿提议，让我俩换个住的地方。可他呢，摆摆手说他做不了这个主，让我们去找生产队的领头人去说。

后来队长透露，牛大叔家其实没那么阔绰，他们一家人都很心眼好，给他们扣上地主的帽子，感觉有点不公平。

说白了，咱俩就是随口那么一提，当不当地主跟咱俩真没啥关联。总之，大叔大婶对咱俩挺好的，这就够了。

快过年那会儿，天气突然变得特别冷，还飘了点雪花。吃完早饭，牛向晖跟他妈商量：“妈，要不让我妹她们搬到厢房住吧，我去大厅那边。厢房有火炕，晚上睡着暖和。”

大婶子问了我和周庆香，我俩都没意见，于是我们三个就搬到了西边的厢房住，牛向晖则去了堂屋。那西厢房里的土炕可真大，躺四个人都没问题。屋里也挺整洁的，墙上还糊着报纸。窗台那边摆着一堆书，都是初中和高中的课本，牛勤勤说这是他哥哥的，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后都会看书写字。

说真的，西厢房那边真够暖和的，躺在炕上压根不觉得冷，一整夜到天亮，褥子底都是热烘烘的。大婶子怕我们晚上起来上厕所冻着，还特意给我们备了个尿盆。瞧瞧大婶子，待我们跟亲娘似的，心里头真是又感动又暖和。

腊月二十八那天一大早，我看见牛向晖胳膊底下夹着两张红彤彤的纸回来了，就咧嘴问他：“向晖哥，你这是从哪弄来的红纸啊，打算干啥用呢？”“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我上供销社买了两张红纸，打算写春联。你们北京那边过年也兴贴春联吧？”牛向晖站得笔直，乐呵呵地跟我说。

真没想到，牛向晖这小子年纪轻轻的，毛笔字写得那叫一个苍劲有力，比我们学校的书法老师写的还要棒。那天牛勤勤也秀了两个“福”字，还拉着我跟周庆香一起写。我们俩哪敢在她面前献丑啊。

那次我亲眼看到牛向晖挥毫写春联，心里真是佩服得不得了。真没想到，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字竟然能写得这么漂亮。

春天一到，咱们就开始忙春耕播种了。我们北京来的知青也跟着社员们下田干活。队长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照，找了些轻松的活儿让我们干，还叮嘱社员们得多照顾我们，别让我们为难。说到照顾，大叔大婶子对我们俩那真是没得说。第一天挑粪，大婶子就亲手给我们做了棉垫肩，说是怕我们肩膀受不了。大叔呢，更是细心，他还特意把家里的土筐都称了一遍，挑了两个最轻的给我和周庆香挑。大叔大婶子的这些举动，真的让我们俩心里暖洋洋的，特别感动。

在那之后的一次斗争会上，我见大叔和大婶子在台上站了好久，就顺手拿了条凳子过去，想让他们坐会儿歇歇。结果民兵连长把我好一顿数落，说我态度有问题，分不清敌我，还让我写检讨。大叔大婶子一个劲儿地给我递眼色，我这才不太乐意地把凳子给搬了回来。

1969年秋天过后，村里特地给我们这批北京来的知青建了五间崭新的屋子，这就是五队知青新住处了，我们十二个北京知青都搬过去一起住了。在搬家的那会儿，我和周庆香，还有大婶子，眼泪都止不住地流，心里头真是不愿意离开啊。大婶子一家对我们俩太好了，实在让人舍不得。

后来的日子里，我和周庆香老往大婶子家跑，但牛勤勤很少来我们知青这儿，牛向晖更是从没来过。他说自己家里成分不好，怕连累我们。其实吧，我和周庆香心里头一点都没在意这事儿。咱们就是下乡的知青，跟农民兄弟没啥两样，能有啥大不了的影响？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把咱俩赶回北京吧。

转眼间，1973年的夏天就到了，牛家庄有了两个工作的机会，一个是去供销社卖东西，另一个是去县里的副食店上班。因为我老去大叔大婶家玩，民兵连长就说我立场不稳，分不清轻重，所以我没能捞到这个当工人的好事儿。周庆香这人挺会来事，给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送了些烟酒，结果她就顺利被招到县里工作了。

那年，牛向晖都二十四岁了，还没找到媳妇，这可把大叔大婶急坏了。按理说，牛向晖模样长得俊，在牛家庄大队里，论文化程度，谁也比不上他，找对象该是多容易的事儿，挑挑选选的都没问题。可偏偏因为他家以前是地主，这找对象就难了。

没办法了，大叔和大婶最后商量着，让牛勤勤去跟她哥进行换亲。

媒人忙着张罗亲事的时候，我下了个狠心，打算给大叔大婶当儿媳，也就是说，我决定要嫁给牛向晖，成为他的媳妇。

我这个选择不光被爸妈给否定了，就连朋友们也都来劝我，说别太冲动，别因为一时感情就毁了自己的未来，婚姻这种大事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

不管旁人咋议论，我打死都要嫁给牛向晖。那年秋天过后，不顾爸妈和同学们的极力阻拦，我还是跟牛向晖领了结婚证，简单办了婚礼。因为这事我没先跟家里商量，爸妈给我写了封狠信，说以后都不会让我再踏进家门半步。

结婚后的日子挺美满，公公婆婆还是像以前那样疼我，牛向晖更是对我特别好，小姑子也从来不让我动手做饭。那些外头的流言蜚语，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只要自己觉得幸福，管别人怎么说呢。

连续三年，招工招干的事儿，愣是没我啥份儿。民兵连长还阴阳怪气地说：“李文欣啊，你就老老实实待在牛家庄，跟土地打一辈子交道，当一辈子农民算了。你这是自个儿不听劝，把路走窄了，可别怪到别人头上。”

1977年春天那会儿，牛家庄里头的北京知青就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了。说实话，我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也挺郁闷。不过还好，我有个乖儿子，还有个知冷知热的男人陪在身边，这让我心里头多少好受了点。

那个冬天，停了好多年的高考又开始了，我和牛向晖都跑去招生办公室报了名。那时候，村里有些人嚼舌根，说牛向晖家庭出身地主，我呢，也算半个地主成分，他们觉得国家肯定不会要成分不好的学生上大学。

结果真的就是这样，牛向晖虽然分数最高，但因为政审没过关，还是没被录取。我呢，就差那么一丁点儿没到分数线，我们俩口子这回都没考上。那时候的心情，简直没法说，特别是周围那些人的风凉话，听得真是让人受不了。

1978年夏天，我和牛向晖又一次参加了高考，结果我们俩都考上了大学，政审也轻松过关了，那一年政审没那么严苛，就是走走过场，跟前一年大不一样。我呢，考上了山西大学，牛向晖则是太原工学院，我们俩在牛家庄成了头一批大学生。正当我和牛向晖打包行李准备去太原上学时，民兵连长还跑到公社去举报我们俩，就因为老牛家是地主出身，说地主的后代咋有资格上大学。

哎，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还是白搭，因为我们俩的大学录取通知早就到手了。

大学毕业后，我就直接进了市里头的一所高中，当上了教语文的老师。牛向晖呢，他去了科研那块儿发展。我们俩，就这么在省城安了家，各忙各的事业。

工作以后，我带儿子回北京看望爸妈。他们看到外孙已经长成小伙子了，抱着他就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哭着还念叨：“向晖这次咋没来呢？下次你们可得一起回来啊……”

1992年那年的秋季，我儿子就把户口给迁回了北京，落到了我爹妈的户口本里头。在我爹妈的严厉管教下，我儿子高中读完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也就干起了科研这行当，跟他老爸干的活儿挺像的。

退休以后，我跟牛向晖在牛家庄过了两年舒心日子。后来公公婆婆走了，我俩就回了北京，跟儿子儿媳住在了一个小区里。周庆香也是退休回来北京的，巧的是她也住在我们小区，住的还是她爸妈的回迁房。这样一来，我们又做了邻居，她特别眼红我现在的日子。

说完我那知青岁月和感情历程，其实吧，那时候碰到了好多难关和糟心事，可我心里挺满足的。想想现在，咱们日子过得挺美满。就像老话说的，经历过风雨才能见彩虹，先经历点苦，后面的甜才更觉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