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部队开展评定级别，为1955年推行军衔制度做准备。当老红军甘祖昌得知中央军委给自己评了个准军级后，他坐不住了，扬言要向中央军委讨要个说法，为什么呢？

关于甘祖昌不满自己级别一事儿，还是要从他的妻子龚全珍说起。

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是军区子弟学校的教导处副主任，她正因学校老师评定级别一事而感到头疼，为什么呢？

军区子弟学校和部队同时开展评定级别，在评定的过程中，学校里有些老师因为没有评到自己期望的级别而开始闹情绪。

“为什么你的级别比我高？”

“你的级别凭什么比我高？”

“我难道不如你吗？”

导致原本宁静的校园里开始出现各种高低起伏的争吵声。关于老师评级的事，原本并不在龚全珍的管理范畴，但是眼下出现了老师因为不满级别而罢课的情况，老师们对评级有意见确实可以提，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工作，不能影响孩子上课。

龚全珍出面进行调解，没想到那些老师们非但不听她的话，反而还语气不善地说：“你自己当然可以不计较，毕竟你是首长夫人！”

老师们的话让龚全珍感到很委屈，她只是想劝他们放平心态而已，对方不领情就算了，还要无缘无故奚落自己一番。

同事们的态度让龚全珍很难过，下班回家后心情一直不好，细心的甘祖昌发现她话变少了，晚饭也没吃几口，甚至一向工作到很晚的她今天早早就休息了。

“怎么啦？身体不舒服？” 甘祖昌关切问道。

“没有。”

“那你为什么很不高兴的样子？”

“因为你！”

“你怎么啦？到底出什么事？你跟我说清楚嘛！”

见甘祖昌着急了，龚全珍只好把今天在学校所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甘祖昌。

甘祖昌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听完好久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抽烟，不到一会儿，整个房间里便被烟雾所包裹着，龚全珍看了看甘祖昌，顺手拿过他不抽的烟给捻灭了。

见甘祖昌一直不说话，龚全珍便轻轻推了他一下，甘祖昌这才回应道：“你是对的，你没有错，评级有意见，可以去跟领导反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就不上课了，不上课是不对的！”

说完这句话后，甘祖昌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会，他扭头向龚全珍坦白：“说起这次评级，其实我也蛮有意见的。”

“什么？你也有意见！”

甘祖昌的话让龚全珍大吃一惊，在这之前，她完全没有听甘祖昌提起关于评级的任何事，导致龚全珍都觉得这次评级跟甘祖昌完全没有关系呢。

“我是真的有意见，我都写报告给中央了，要向中央讨要个说法……”

“什么？”

甘祖昌的话再次让龚全珍大吃一惊，甘祖昌是老红军，怎么会不满意自己的评定呢？还上报给中央，难道不怕中央因此事责怪他们一家吗？

甘祖昌没有继续说这个话题，他问龚全珍：“你们学校的老管理员评了个什么级？”

“连级。” 龚全珍回答。

“是啊，连级，你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吗？”

“具体点时间不知道，但听同事说，是个老资格了。”

“没有错，他是参加彭德怀和滕代远所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的，自从那个时候，他就当起了红军，你们有听到他对评级发表什么意见没有？”

“我没有听到他发表任何意见。”

“你们的总务主任，这次评了什么级？” 甘祖昌继续问。

“听说是个营级。”

得知总务主任被评为营级，甘祖昌瞬间激动起来，连带着眼眶里开始有了泪水，他沉默了一会儿，紧接着给龚全珍讲起红军时期的一段往事：

“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他是负责管理红军伙食钱的，长征的艰苦，是世上少有的，他为了不让红军的伙食钱有丢失，白天背着金子、银圆打仗，晚上又抱着睡觉，比一般人辛苦多了，也操心多了。像他这样一位对革命有着巨大贡献的人，在这次评级中也只评了个营级……”

听了甘祖昌的话，龚全珍感慨道：“这两位老红军确实难得啊！”

甘祖昌闻言点点头说：“就是，对比他们，我的资格也高不到哪里去！得知这次要评级，我觉得后勤部给我评个连级就差不多了，最多到营级，结果他们硬是要给我评个师级，报到中央军委去批，又给我批了个准军级！我很不满意，也有意见，我就是想写信给中央，想跟他们讨个说法！”

听完甘祖昌的话，龚全珍全部都明白了，原来甘祖昌说的不满，是不满意军委给他评定的级别太高了，他之所以向中央军委讨要说法，是因为他想让中央给他降级。

对于甘祖昌的要求，中央军委没有同意，显然，中央军委对甘祖昌是非常认可的，他也确实没有辜负党和中央。

想当年，甘祖昌为了到军人合作社落实一笔兴办工业的资金，差点丧命黄泉。那次他跟着司机两人出发执行任务，没想到过桥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这座桥被敌方特务动了手脚，再加上大雪天路滑，天也黑，司机压根就发现不了任何端倪。

车子过桥途中，桥突然断裂，甘祖昌和司机重重摔了下去，甘祖昌的嘴唇全部都破了，头部受了重伤，甘祖昌当场就昏了过去。

司机也受了伤，但是伤势没有甘祖昌那么严重，见甘祖昌伤成那样，当场就吓坏了，连滚带爬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给医院打电话。

甘祖昌被顺利送到医院救治，但是由于伤势太严重，导致他一直昏迷不醒，在家的军区首长都来看过，一再地叮嘱医生要好好为他医治。

万幸的是，两天后甘祖昌醒了过来，虽然现在伤得很重，但甘祖昌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他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用坚强的毅力同疾病斗争着。

当他大脑可以思维时，甘祖昌就想伸手去抓电话，医院护士看见了，赶紧上前阻止，说：“部长，你伤得很重，要好好休息，要静养！”

不能工作，这让甘祖昌很不高兴，他是个连做梦都想工作的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的了！

甘祖昌坚持要带病工作，善解人意的护士理解甘祖昌的心情，她知道这位南征北战过来的老红军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所以她主动联系了后勤部，把业务人员叫到医院，向他仔细汇报了他伤前过问的那笔工业建设资金的落实情况，后来很多下属会来医院向他汇报工作，为了方便，医院直接给他在病房里安置了个办公室。

这次受伤给甘祖昌造成明显后遗症——脑震荡，后来他就是因为经常发病，所以才请求组织上批准，让他回农村当农民，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甘祖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同年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

其实很多人都说，按照甘祖昌这些年的成绩来看，他完全可以再升的，起码能得个中将，但是因为甘祖昌后遗症的事，导致他的军衔只停留在少将。

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很值得高兴和庆祝的，家人们也都为甘祖昌感到高兴，甘祖昌并没有因此感到骄傲，他严肃地对家人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穿上了将军服，戴上了勋章，就很了不得，好像真的有功劳了，其实这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光荣和鼓励，我虽然为了革命做过几次贡献，但是跟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比，还是差远了，我曾经给中央军委写过报告，要求降级，但是军委都没有同意……”

听完甘祖昌的话，全家人都陷入了沉默，他们知道甘祖昌对自己要求一直很高，对家人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见家里人沉默不语，甘祖昌继续说：“我们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有一点优越感，什么时候都要低调做人，都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能做到吗？”

龚全珍带头响应：“你放心吧，我们不会靠在你身上沾光，我们会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在场的几位儿媳、儿子以及一众小辈也跟着一起保证，听到大家坚定的话语后，甘祖昌笑了。

甘祖昌以及家人说到做到，后来因为甘祖昌后遗症的缘故，他毅然选择带着全家回到山窝窝里当农民。

解放以来，还真没有谁能放弃将军军衔回归“普通”的。毛主席曾经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做革命，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要做官……” 甘祖昌听了毛主席的话，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