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上海名流七人，即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世人称之为“七君子事件”。但对这七人的审判长达一年，最后无果而终。2004年3月26日，上海福寿园树立了七君子雕塑来纪念他们。 “七君子事件”距今已经88周年，他们七人究竟做了什么，能让后人如此怀念？

一、爱国入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政府不思抵抗，却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策略，致使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此后蒋介石政府不思悔改，不思军备，反而积极剿共，致使北方防御空虚。1935年，日本又策划了华北事变，妄图将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东北，华北岌岌可危。面对中国危局，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号召当局抗日。

1935年，上海文艺界推荐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人为委员，在华北事变中，他们代表文艺界发布了抗日爱国宣言：“东北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中，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尽餍！”以知识分子为先锋，上海的工人、学生、爱国商人被广泛发动起来，进行三罢运动，以督促蒋介石觉醒。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代表团体出席会议。最后联合会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政权。大会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40多人推举为委员，代表联合会发声。

7月15日，以沈钧儒为代表发布了联合会纲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为联合会中社会名流极多，除上述七人外，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也是委员，也在该文件上签了名。这份文件的社会影响极大，给了蒋介石政府巨大压力。

至11月23日清晨，上海政府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逮捕，时人称之为“七君子事件”。

二、漫长审判

七君子因爱国被逮捕关押。至12月4日，七人被转移到苏州监狱。但法院自知理亏，仍然关押不审。时间到了1937年4月，各界对七君子事件十分关注，中共也公开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政府释放七君子。无奈之下，4月3日，高等法院第一次开庭审判七君子，检察院以七君子危害民国罪为名提出诉讼，认为其主张与三民主义不符，触犯《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上海、江苏等地20多名律师自愿承担诉讼，帮助七君子辩护。第一次审判无果而终。

6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次开庭，这一次法院打算强行将七人审判。这次审判也牵动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心。为了营救七君子，冯玉祥想出一条计策，即让宋庆龄也自愿入狱，一同接受审判。宋庆龄可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社会影响力极高，法院是不敢对其进行判决的。宋庆龄听闻此计后深表赞同，于是一场救国入狱运动开始了。

审判当日，以宋庆龄为代表，社会名流16人起草了《为沈案呈苏州高等法院文》，宣布：沈钧儒从事救国运动，无罪；沈先生一日不释放，我们愿意和他一同坐牢。此举给蒋介石政府极大的难堪，致使二次审判也无果而终。

7月6日，宋庆龄以私人名义在上海给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领导发文，宣称“断不敢坐视沈等瘐困，而己身而可以独享自由”。第二天，即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31日，迫于国民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释放了七君子。这起长达半年多的七君子事件才算结束。

三、日本人兴风作浪

七君子事件，似乎就是一场寻常的文字狱，是爱国知识分子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但2004年七君子铜像揭幕后，记者采访了邹韬奋的女儿，据她所说，这七人都是社会名流，社会影响力极大，七君子事件背后有日本人的操作，这一点和以往的爱国抗日运动不同。

国际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了方向，按她的指引，后人探查了1936年日本驻沪领事馆和日本国内往来的23封机密电文，其中8封和七君子事件有关。原来日本国内军部要求日本驻沪使馆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必须逮捕反日积极分子。

按照《日本外交文书》所说，1936年11月18日，驻沪领事寺崎拜访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寺崎以日本军事力量为后盾，威胁上海政府必须逮捕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等8人。4天后的22日即发生了七君子事件。23日，日本驻沪领事馆给日本国内军部传回电报，声称在法租界已经将李公仆、沈钧儒、王造时、史良等七人逮捕。此外，驻沪领事有田八郎给外务大臣发的私密电报也称：本官本日下午（23日下午）因他事而会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市长备述逮捕之苦心！坦陈将尽量作出努力，本官对此努力表示谢意。可见逮捕七君子之事完全符合日本心意，日本也是七君子事件背后的一大推力。

文史君说

七君子被释放了，这件事只是旧中国千万政治狱中的一起，在抗日大背景下，蒋介石政府不敢追旧账，七君子事件也就慢慢淡出人民的视线。邹韬奋在1942年11月进入苏区，但因为常年颠沛，1944年在上海因病去世。李公仆则在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暗杀于云南。其余五君子则迎来了新中国，获得了相应的尊重和地位。

参考文献

杨肆洋：《呈现·动员·参与——媒介视野下的“七君子”事件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赵文库、沈谦芳：《“七君子”事件之后……——可歌可泣的“救国入狱运动”》，《党史纵横》1995年第9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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