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显示出,敌情已经非常严重。红军刚刚结束金资战役,本应抓紧时间进行适当休整和补充,并针对敌情,做好反“围剿”的充分准备,然而苏区中央局给红军下达的命令却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33年1月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中央苏区。
博古不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也实际成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者。由于博古与其支持者坐镇苏区中央局,直接插手军事指挥,因此苏区中央局虽然名义上还在,但在背后发号施令的乃是博古等人,也就是临时中央。
博古等人与先前赶走毛泽东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属于“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大多曾留学苏联,用曾希圣的话来说,“喝了点洋墨水”,另一方面,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根本不了解战场实况,然而却偏偏都喜欢夸夸其谈,且特别推崇于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
尽管有二局破译的情报作为依据,但面对已经非常清楚的敌情,临时中央却置敌军即将重兵围攻的这一客观实际于不顾,仍旧坚持要红军主动出击,先头制人,具体来说,就是要红军攻占敌重兵驻防的南丰,为此哪怕损失再大,亦在所不惜。
在临时中央的多次强令下,不得已,担任前线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只得率部向南丰开进。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并于当天傍晚开始强攻。
南丰城池坚固,防守严密,驻守敌军多达一个师以上,红军又缺少攻城的重武器,至次日仅攻克一些外围据点,自己损失却很大,3军团牺牲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其他干部战士更是伤亡惨重。
这时二局破译密电,得知陈诚正一面严令南丰守军固守待援,一面命令其中路军各部加速南进,欲在南丰与红军决战。朱德、周恩来与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由此判断,敌人已在加速实施第四次“围剿”行动,遂决定放弃南丰,主力部队连夜分途行军,转移至老根据地中心区域隐蔽集结,待机破敌。
与此同时,总部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术,另派红11军伪装主力,前往黎川。
《孟密3》,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明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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