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伯同志口述录音

原作/李丙鑫整理

平南抗战史料图片

我是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城西何家庄人,离县城四里地。我从7岁上学,读了4年初小,后来又读过两年私塾,接着又上了3年高小,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年级。当时教育上实行的是7年制。小学毕业后我回家干了两年农活,后来又上了3年乡村师范学校。在我20岁那年开始在本县农村当教员。因此,我本人是学生出身我们学校里订了一份《大公报》,教课之余我常常仔细地阅读报纸,了解国内政治大事,特别留心有关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消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平原虎视眈,亡我之心不死。可是当时的报纸上,国民党政府不宣传抗日救国,却派大批军队对红军围追堵截,进行“匪剿共”。对此,我十分不解。

国难当头,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打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派军队围堵北上抗日的共产党呢?当时,国内各阶层人士宣传抗日救国的呼声很高,我在学校里也向学生们号召抵制日货,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宛平城,向驻守在宛平城卢沟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进攻,“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起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这时,学校停课了。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绝不当亡国奴。我就在1938年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总动员联合会。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我们那一带属于冀中区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冀中行署三专区。1938年2月间,冀中军区派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组成人民自卫军北上先遣队,赴大清河北开展抗日工作,在7月建立了第五军分区。因此我们那一带又叫三五分区,即冀中区第三行署督察专员公署、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到1939年2月间,冀中区又增设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党的地委和军分区按边区统一顺序排列,辖区与专区一致。这时,我们那一带就属于冀中行暑五专区,又称中地委五分区。

我刚参加抗日工作时,主要是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团结抗日,保家救国”等等。随着军区对地方上各种杂牌武装的收编解决,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到同年6月抗日总动员,这时组织上分配我到部队上去当文化教员,在同年8月党组织建立地方抗日的群众组织,又抽调我和另外十几个人集中培训,学习了1个月,建立霸县农民抗日救国会。这时候我已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38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党组织批准我转为正式党员。从1939年开始,党组织分配我到敌占区霸县东部天津以西、武清县铁路以南区域任联区长、县长,开展抗日工作。那时到敌占区开展工作,手下并没有武装力量。我要求给我一支枪,带着枝枪好开展工作,分区领导说：要枪和敌人去夺,用敌人的武器发展壮大抗日武装カ量。于是我在两位地方同志的带领下就开始了公开活动,一个人背着个挎包走村串乡,进村后贴上布告,宣传抗日救国,行使抗日政府的权カ。在敌占区开辟工作时,生活条件艰苦,敌我斗争激烈。

我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8年,曾兼任津武县独立营营长。那时侯民兵培训3天就能上战场和敌人面对面地拚杀,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基本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抗日爱国热情,靠的是党组织铁的纪律。尽管那时斗争残酷,环境恶劣,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部队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10月，冀中行署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大兴、涿良宛（即涿县、良乡县、宛平县联合县）、固安、霸县、永清等10个县划归冀中行署第十专区。

我是在1947年秋季参加十分区地委土地工作会议以后,按照十分区地委领导的指示,调到大兴县担任县长,接替杨韧同志工作的。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五 四指示》,要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

为了推动解放区士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到9月,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那时我还在津武县担任县长,我到平山县史家寨抗日沟参加晋察冀中央局主持召开的土地会议,一共开了两个月,到9月底我回津武县后,又出席了11月份十分区地委在任邱县梁召村召开的土地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在十分区地委土地会议上,提出要“一手持枪,一手分田”,在各县农村组织贫农团,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平分土地。

在1947年11月底，即十分区地委士地会议后期，我和大兴县派来的一个通讯员先回到津武县交待工作，在津武县呆了3天，12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从津武县趁夜掩护来到大兴县公各庄，这是我们的小根据地。我们找到村长了解当地情，问他现在这一带还有大兴县的干部没有，因为在地委土地工作会议以后，县里的干部还未来得及安排，这位村长说，村里面还有一位大兴县的干部，叫张伞。

第二天，村长带我们找到张伞同志，我和他商量，咱们不能老躲在地洞里，白天敌人经常出来骚扰，我们要想办法利用黑天开展工作，敌人摸不清虚实，晚上他也不敢出来活动，于是我们就利用夜晚开展访贫问苦，联络群众的工作。那时侯大兴县是敌占区，反动勢力很强大，群众对我们了解不多，有疑虑。我们的工作稍有不慎，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不象我在津武县工作时那样，老百娃、干部都熟悉我，到哪儿一叫门，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来了，有群众工作基础，遇到危险，群众千方百计掩护你。我到大兴县来工作，人生地不熟，自己也知道有危险，但我心里并不发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调你去你就得去，不能有二话，干革命不能怕牺牲。

大约过了十几天，十分区地委士地工作会议结東后，原来大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都陆续回来了，县委召开会议，调整了干部。我接替杨韧同志担任大兴县县长，马庆云同志接替苏玉振同志担任大兴县县委书记。不久，大兴县独立营也渡过永定河，挺进永定河北敌占区，接连袭击了礼贤、平地、南王力等处的敌人据点，收缴了刘各庄、苑上村等四 五个村反动武装的枪支，处决了几个大汉奸，使敌人受到极大的震慨，迅速地打开了局面。

大兴县委 县政府及时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田古营召开贫农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地委土地会议精神，发动群众，以这些贫农代表做为骨干，回村组织贫农团斗争地主，没收地主浮财，平分土地，从12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到各村去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士地改革，先在三区（现廊坊市旧州一带），ニ区（现廊坊市白家务一带）进行土改工作试点。我和王茂同志在郭家务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一直搞到1948年的1月中句。我们把地主的土地都分给贫下中农、雇农，这时侯中共中央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才正式批准公布下来，同时要求各解放区要纠正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等左倾错误，当时叫“纠偏”。

当时在大兴县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主要是我们对大兴县敌我斗争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估计不足，没有很好地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加区分地对地主，富农一律采取没收浮财，平分土地的作法，有的村里组织贫农团去“吃大户”，开仓济贫。到8户去借粮，其中有5户是中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当时的主要做法就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访贫问苦，忆苦思甜，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出的口号就是“砍倒大树有柴烧”。群众发动起来后，在贫农团的带领下把地主的浮财、土地都分了，镇压了一些恶霸地主。

虽体群众发动起来了，也暂时地获取了部分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当时大兴县是敌占区，我们处于劣势地位，本来应当积板地开展斗争，瓦解敌人，逐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可当时的作法是对地主、富农采取普遍斗争和打击，对他们的浮财、土地一律没收平分，没有区别对待，用不同的政策分化瓦解反动阵营。

同时，在斗争中不注意团结中农，粗暴地侵犯和伤害了中农的利益。因此，地主、富农也不敢待在村里了，都跑到城里或铁路北边儿去了，有的中农也对我们的做法不满意，一时间在这一带形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反动地主，富农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组成还乡团，回到村里反攻倒算，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使我们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局面。这段时期，大兴县独立营在大古营、白家务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正月初一又把南研垡据点里的敌人给端了窝，部队和群众的情绪很高。县委、县政府机关也在大古营公开活动，组织群众慰劳部队，在大古营敲锣打鼓，准备和驻地群众一起欢度春节，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

在1948年的2月4日，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五日那天，国民党军队突然向我们发起了进攻。由于敌人行动隐蔽，我们上级机关派来传递消息的交通员中途被敌人逮捕后杀害，所以事先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对敌人调集重兵，合围大兴县的严重情况，缺乏思想准备。等到发现敌人时，敌人的部队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东面、南面、北面都发现了敌人。我们赶快把群众慰劳的肉、粮食、布鞋等分给独立营的战士们，迅速地组织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随部队转移。

接照县委紧急会议研究的突围方案，一部分机关干部由县委书记马庆云同志带领，分别到各村，依据地道堡垒户坚持斗争，一部分干部由我带領跟着独立营向西突围，穿过平大公路，先躲过敌人的进攻锋芒。深夜11点钟，独立营开始向西突围，我们和独立营的一个班走在队伍后边。由于天黑，又刮着大风，走着走着，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听到朱家务方向有枪声，我们绕过村子一直往西插，在翁各庄找到村长，把随行的县政府机关干部都分散到各村隐蔽起来。

这时，独立营已经到了榆垡以西的辛庄，又派韩凤楼带着几名战士回来找到了我们。躲过敌人的合击以后，我和县政府的干部又返回平大路东坚持斗争。那时侯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县政府、各区干部三四个人ー组，化整为零，分散隐薇，坚持斗争。我和刘蒂、任志成，还有一个女同志，转移到北顿垡的一个堡垒户家里，隐蔽在地洞里。这地洞实际上只是个藏身洞、蛤蟆坑有进无出、敌人要是一发现往里边儿扔个手榴弹就全交待了。有一天敌人进村来搜捕我们，这家堡垒户把我们藏好，对我们说，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要乱动，我不叫你们，你们千万别出来。这时敌人已经进村了，我们在地洞里听到上面敌人到处翻腾得很厉害。这时我们几个人已经做好了和敌人拼死的准备。把子弹顶上，张开机头，心里琢着怎么和敌人拼，拼死一个够本儿，拼死两个赚一个。说起来也奇怪，那时干革命几乎天天都有生命危险，一旦到紧要关头反而一点儿也不害怕，心里想的只是怎么和敌人斗。

1948年的2月,国民党华北“剿匪”总部调遣主力部队及王风岗，朱占魁的保安队共25个团的兵力，在平南地区对我革命军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军事“围剿”。同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大乡队四出破坏各村地道，搜捕杀我们的地方干部在这期间，大兴县ー区区长张万里、区武委会主任李英、区干部张德录、李志民等被驻在礼贤镇的敌人堵在义和场地道里，李英同志被敌人用烟需死，张万里等同志被烟黛昏过去后，被敌人抓走杀害。当时敌我斗争相当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地区环境日益恶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县委在永清县小第六村召开会议，按照十分区的指示，块定留下少数领导于部和交通员留在地区坚持斗争，其余大部分同志撒住大清河南军分区根据地。

我们接照县委会议的决定,做了一下分工。当时我想,我是大兴县县长,应该留在地区坚持斗争,于是我要求带一部分同志留下来。县委考虑我是新到大兴县来的,对县里的情况还不熟悉,决定由我和县委组织部长刘砚古各带领一队人,分批撒往后方根据地。县委书记马庆云、联络部长赵建华、宣传部长刘蒂和李忠勇留在当地坚持斗争、我带二十多人乘黑夜从付各庄出发向大清河南转移,一路急行、队伍住南顺着永定河大堤奔永清、津武县一带行进,忽然,前面遇上敌人,这时就听见敌人拉抢栓问我们“口令”。我们没答声儿,就势蹲下隐蔽,这时敌人就开枪了,我们这支队伍忽啦一下子就散开了，我身边只剩下警卫员石振山一个人了。因为是黑夜,敌人也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打了一阵枪,但也没敢追过来。我和石振山把同志们聚拢在一块儿,一集合,二十几个人ー个不少。拂晓时,我们安全地回到了后方根据地。

我们后边那批同志由范平带着也是顺着这条道儿转移的,在我们遇到敌人的那个地方,敌人又开了枪,走在队伍前面的联络部干事林风桐同志不幸牺性,在大兴县地区坚持斗争的县委书记马庆云、联络部长赵建华以及刘蒂、李忠勇等同志住在团城,被敌人包围,在突国时,警卫员李希香同志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后来地区形势越来越恶化,无法再继续坚持斗争,马庆云、赵建华等几位同志就准备撤退回来,但这时,住南激退的道路根本走不通了。于是,马庆云等同志就穿过北宁路,经过海子里奔通县,进入冀东,又绕到平北、平西,辗转回到十分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终于在任丘县找到了地委。十分区地委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称赞他们的这次转移行动是一次“小长征”。到4月下旬,在大兴县坚持斗争的区县干部,都陆续地撒到了大清河南。

1948年春季,我们撤到大清河南的县、区干部根据十分区地委的指示进行了学习,要端正政策,向在整党运动中被伤害的同志、基层干部赔礼道歉,进行勉励,使革命队伍更加团结了。又对在土改工作中抓来的恶霸地主做工作,劝告他们要认清形势,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地委領导指示我们要端正政策,注意在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大兴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冀中根据地的前阵地，要做好恢复地区工作的准备,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948年5月中旬,由几十名大兴县区干部、交通队组成武工队,回到了永定河北,开始进行恢复地区的工作。此后,县区干部也陆续回到地区。当时主要是组成小分队,向群众宣传政策,争取村政权,慰问在敌人大扫中牺性的干部战士家属。7月25日,地委书记王之、副书记徐英来信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地端正政策,改变士改工作中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赤白对立现象,想办法在大兴地区站住脚,长期坚持,隐蔽积蓄革命力量。到8月中旬,十分区地委又在永清县的吴家场召开大兴、涿良宛、永清、安次、津武、新固6个县的县委书记会议,大兴县是刘蒂去开的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永定河北几个县的工作怎么开展的间题。经过讨论、研究,最后确定永定河北的几个县属于敌占区,要按照敌占区的性质,采取隐蔽斗争方式,缓和阶级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隐蔽的根据地,积蓄发展力量,准备迎接北平的解放。根据地委的指示和吴家场6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县委、县政府按照敌占区的工作性质,调整了工作方针。从8月到大兴全境解放这段时间内,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贯彻两面政策,改造村政权，端正政策,纠正在平分土地中出现的错误。同时还领导群众进行反抗国民党军队抓兵的斗争,对水定河洪泛区灾民进行救济等。

我们对敌人的军政人员一共搞了3次政治攻势。在政治攻势中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大好形势,指出国民党的统治不会长久,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了。在政治攻势中我们还采取用事实教育敌方人员,家属的办法,把我们独立营在太子务战斗、平大公路截车战斗、西梁各庄战斗中抓到的俘虏40多人,经过教育以后,分三批释放回家,对敌人、敌方人员家属震动很大。在前两次政治攻势中就瓦解了84名敌方人员。团城的一家敌方人员家属说,我就盼着八路军打胜仗,把我儿子救回来就好了。许多地主、保甲长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由过去倾向依靠国民党逐浙变成中立态度,有的躲起来不敢再为国民党办事。这三次政治攻势影响到全县的120多个村庄,分化瓦解了140多名敌方人员。广大人民群众也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密切了和我们的关系。

在我们对敌方人员展开政治攻势的同时,我们还对在整党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员、干部登门赔礼道歉。县,区政府在各种场合采取不同的形式,承认在前一段整党、平分土地运动中出现的“搬石头”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是错误的。该退赔的退赔,错分了地的、错定成份的都进行了纠正,对被斗争和分了土地的地主富农生活难的也做了妥善的安置。

我们在二十多个村里进行了土改纠偏工作,南边到辛立村、石佛寺,过了永定河柳园一带村庄都开展了土改纠偏工作。搞这项工作主要是要端正政策,弥补裂痕,和阶级矛盾,消除前一段形成的赤白对立现象,使我们能在这里站住脚,为今后开展隐蔽斗争打好基础。事实上证明这样一来,党的政策很得人心,一些被改正了成份的下中农说,以前是左了点儿,说我们是富裕中农,这一改正过来人们就安心了。还有的中农说,粮食退不退的没关系,把我的地主 富农帽子摘下去就行了。再有就是贯彻两面政策,化敌为友,改造旧政权的问题。在我们县区干部撒走以后,国民党军队,还乡团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利诱各区村干部为他们服务。敌人在全县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也有盘查组、农会、传递组等情报组织。我们原来的村干部都成了保甲长,迫不得已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在我们重新进入地区以后,这些人都很害怕,有顾虑。有的躲起来不和我们见面,被我们碰上了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保甲长,还有的村儿里用每户轮流值日的办法应付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县区干部就通过个别谈话、捎信儿等方式,向他们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说明我们也知道他们这样是迫不得已的,我们共产党还是相信他们的,劝他们“人在曹营心在汉”,只要不真心事敌,可以利用保甲长的身份支应敌人,与敌人进行合法的斗争,保护好群众利益。

对一些顽固与人民为敌的保甲长,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争取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对村政权进行改造,使村中的保甲长为我们服务。这样一来,原来见到我们不敢承认自己身份的也承认了,躲在敌人据点里的保长也回来了,由事敌变为忠我,都表示绝不做对不起共产党和群众的事。有的保长把凡是支应敌人的事儿,都要先通过政府讨论以后才去办,遇事儿先找我们原来的村干部商量商量,甚至于开个路条都去问问。到1948年11月,全县5个区271个村庄忠我应敌的村政权已恢复到30多个,实行两面政策能执行共产党分配工作的村庄有近百个。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在北平近郊加紧“清剿”活动。为了弥补他们的兵源不足,从1948年8月底开始在四乡抓兵拉夫。他们先派保安队将村庄包围,然后进村搜抓,把全县农村摘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时期,通过我们的政治攻势和两面政策的贯彻,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敌人的军政人员已经了解了全国解放战场的形势,老百姓谁也不愿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给国民党当炮灰。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领导群众进行反抓兵活动,他来抓,你就跑呗:跑不了怎么办?我们就组织青壮年挖地道掩护自已,或者预先藏在外区县安全地带。在有的村庄里,青壮年群众被逼得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我们还利用改造过来的村政权利用合法手段一拖再拖,村里用钱粮顶替等办法,有力地挫敗了国民党大兴县政府的抓兵。

反抓兵斗争和在秋后组织的发救济粮活动,使共产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把共产党政府当做自己的主心骨、也积极靠拢和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为我们开展隐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迎接北平解放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全国解放战争进展的十分迅速,我们也没想到很快就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记得在1948年秋时节,地里还有点高梁,比现在(10月中旬)这个季节还要晚些。在那个时候,驻守在北平城的国民党傳作义的部队、骑兵活动得很厉害,经常出动到市郊四乡袭扰。我们在村子里不能住,县委、县政府干部白天都分散躲藏在青纱帐里休息,等到夜晚再分头到各村去开展工作。当时主要工作就是宣传革命道理,教育村政权怎样支应敌人,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通过各村的农会、妇联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征收公粮军鞋等。当时村里能进去的,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村政权。这些村政权都是两面政权,敌人选的保甲长,也是我们共产党的村干部。因此,我们也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教育,鼓励他们维护群众的利益,配合我们工作。

大概在12月初,东北野战军迅速地挺进,对北平市的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包围。这时刘蒂带着一排人住在团城辛庄。头天夜里听见廊坊那边枪响的厉害,第二天早晨就与东北野战军部队接上了头儿,并且见到了肖劲光同志,合他们在一起研究解决部队的粮食、蔬菜供应问题。我记得就在那天晚上,安定车站也被解放军拿下来了。当时我带一部分同志隐蔽在礼贤镇南边的青纱帐里,那会儿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有两三处,安定小营村里的人通过南各庄的线人到青纱帐地里找到我们说：东北野战军拿下了安定车站,驻到我们村里了,部队领导委托他们找县政府的领导接头,研究支前和部队供应工作。于是我们县政府就从礼贤一带转移到小营,也开始有了个准地儿办公。这时采育、青云店、庞各庄、黄村、南范机场等地方也相继解放了。

我们县政府和野战军领导接上头儿以后,我们很快恢复了政府的各项工作。当时县政府下设有公安局、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县政府当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支援平津战役,另一个就是清剿残余反动势力,维持社会秩序。

12月18日,大兴县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刘蒂、县委联络部长赵建华、公安局长任志成组成的平津战役支前委员会。当时在全县驻着好几十万参加平津战役的东北、华北野战军和民工,几乎每个村都有驻军,在黄村、采育、白塔、沙窝营等村还设立了兵站、粮站、伤员转运站、医院等。为了保证部队战士们吃好穿好,打好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部队”。大兴县组织群众为部队挖战壕、修公路,抽调了1000多辆大车组成运输团,为部队运了500多万公斤粮食。从平津战役开始到北平和平解放,到3月份支援大军南下,在两个来月时间内大兴县组织战勤民工约25000多人次,挖战壕160公里;为部队筹集粮食500余万公斤,蔬菜70余万公斤,肉8万公斤,柴草400万公斤,木材近300立方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8年12月中旬,驻在南苑的国民党大兴县政府的官员们逃到北平城里去了,大兴全境解放。这时县里派了三位同志到南苑去接收,南苑国民党大兴县政府里已经没有了人,一个烂摊子。我们委任赵建华担任南苑区委书记,刘明伍担任区长,张洪学任七区(黄村)区长。在北平城和平解放后,住在北平东城圣庙里的原国民党大兴县政府留守人员还到青云店来找过我,说现在北平城也解放了,我们这些人也是大兴县的人,在圣庙里还有原来大兴县政府的一些物品、文件,请大兴县人民政府派人前去清点接收。我说,现在北平城里成立了军管会,那里不属大兴县管辖了,你们到城里去找军管会联系吧。

以后,南苑区和黄村就划给北平市了，北平和平解放以后,驻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陆续地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改编。这些部队开出城后都分散驻在北平城郊农村。当时大兴县境内驻扎接受改编的国民党部队有十六军、一零一军等,分别驻在黄村、芦城、李营、鹅房、庞各庄镇等处,十六军ニ十ニ师师部特务连驻海子角。这些部队纪律涣散,不遵守社会秩序,经常借口粮草供应不及时聚众闹事。有一次他们四五百人在村火车站拦截客车,把火车头上的红五星、毛主席像,标语等都扯坏了,还乱放枪,勒索附近村民的玉米面、白面、花生、猪肉等。这时县政府的支前任务又转变成保证供应我们的驻军和被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当时的工作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县委、县政府想尽办法完成了供应任务。

为了保证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后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在1949年的1月12日,县委就作出了清缴国民党散兵游勇、地主、士匪武装的决定,这在当时是除了支前以外的头等重要任务。大兴刚解放时,社会秩序乱,暗藏的阶级敌人,土匪武装等反动势力破坏活动很猖狂,全县接连发生8起杀人事件。后来,在北平市公安局的配合下,抓获了30多名潜逃的反革命分子。

4月29日,县政府又在青云店召开了公审宣判大会,把冯兆文等3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镇压枪毙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党政军民总动员,掀起一场清剿残匪运动的高潮。在这时候,我们在全县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在各村建起了村公所,巩固了我们的基层政权。随着县里公安力量的不断加强,县区结合部都建立治安联防组织,各村也配备了治安员,全县的治安状况有了很大好转,社会秩序也稳定多了。

这个时候大兴县政府已经从安定小营搬家到青云店镇。县委,县政府开会决定要搬家以后,刘蒂就和县政府财政科副科长屈凤翥一起到青云店镇去号房子,他们到青云店镇号好了房，县委、县政府就开始撤家,县政府駐在刘迪家的大院里,县委驻在南边不远的另一所院子里。搬完家大概是1949年的3月中旬了。

县政府搬到青云店镇以后,大概在3月底,我到通县永乐店去参加支援大军南下工作会议。当时駐守在北平市郊的野战军部队经过休整,正为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做准备,官兵们士气高昂,到处都是一片练兵热潮。那天我从青云店镇步行到采育镇,见到了攻打天津主力师师长,姓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只有一只胳臂,大约有30多岁。我和他们谈了几句有关部队供应的问题后,便到街上商铺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到了永乐店。

在永乐店我正好赶上朱德总司令到那里检阅部队。野战军部队首长把我介绍给朱德总司令,朱老总对地方干部很热情。他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们在敌占区坚持斗争,条件艰苦,斗争残酷,能坚持到胜利很不容易。现在天津、北平都解放了,我们要争取在全国早日实现和平,如果蒋介石拒绝和平谈判,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和谈条件,我们还要做好打最后一仗的准备。我们要渡江南下,解放南京,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设新中国。朱德总司令勉励我们要再接再厉,继续为部队准备南下做好支前工作。我听了朱总司令的话,感到受鼓舞。后来果然像朱老总说的那样,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2年了。回想起那艰苦的战争年代,住事历历在目。我们的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确不容易。战争年代,环境劣,生活艰苦。夏天一身单衣服,冬天一件大棉袄,连铺带盖。吃的是黑豆、玉米面窝窝头,最艰苦的时期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病号也只能喝上一碗二米粥。

我们今天能过上这样幸福的日子,是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颜酒热血换来的。在抗日战争中,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6名小学同学就牺牲了4个、在解放战争中,我的许多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在了大兴县这片土地上。至今我深深地怀念他们。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到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50多年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和老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铁的纪律,我们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密切联系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草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李丙鑫根据张景伯同志口述录音整理)

校对/老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