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中将康泽在襄樊战役中被俘，毛主席亲自下令，要求以可靠武装押送，加上镣铐，以确保安全。

当时，毛主席为何对康泽的处置如此重视？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改变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标志着解放军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正式拉开。

在这场征程中，六纵作为开路先锋，由王近山一手铸就。不久前，王近山不幸在行军途中腿部负伤，伤势严重休养了一段时间，六纵指挥权暂时移交给政治委员杜义德。

1948年，王近山伤势逐渐康复，再次披挂上阵。同年六月，中原腹地的豫东战场硝烟弥漫，国共两军为争夺这一战略要地展开激烈的较量。

在这一背景下，刘邓两位统帅将目光投向鄂西北孤立无援的15绥靖区，决定发起襄阳战役，以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进一步压缩其战略空间。

康泽是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的司令官，还是复兴社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军统特务之祖师爷”。

当时，康泽充分利用地形优势，结合周围的水域和山脉，构筑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调集精锐部队和炮兵团，企图坚守襄阳等待援军到来。

在这场战役中，被誉为“王疯子”的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被赋予主攻襄阳、生擒敌军司令康泽的重任。

面对襄阳城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敌人重兵把守的西门，王近山深入敌后，详细勘察地形，最终制定出“撇山攻城，主攻西门”的作战计划。

这一决策之所以被视为大胆，因为西门正是敌军防御最为严密、兵力最为集中的区域，王近山却选择从这里突破，无疑是对传统战术的一次大胆颠覆。

为实现这一目标，王近山策划一场“声东击西”的战术欺骗，命令部队在攻城前故意制造从南面进攻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使其将主要兵力调往南线，从而在西门防线上露出破绽。

这一计谋果然奏效，成功欺骗康泽，连以智谋著称的“小诸葛”白崇禧也未能识破王近山的真实意图。

康泽误以为南线防御薄弱，是我军主攻方向，将大量兵力部署于南线，西门则相对空虚，正中王近山下怀。

1948年7月15日晚，随着王近山一声令下，六纵三个旅炮火在西门外骤然响起，22门山炮、迫击炮齐发，襄阳城瞬间被火海吞噬，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康泽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落入圈套。

经过20分钟的猛烈轰炸后，地面部队随即发起冲锋，敌军在西门的防御疏忽，我军迅速突破防线，17旅的勇士们率先冲入城内。

此时，国民党军副司令郭勋祺虽急令康泽反扑，可为时已晚，我军已牢牢控制局势，王近山成功“擒获”康泽。

康泽被俘，在延安引起广泛关注，对毛主席等人来说，俘虏康泽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的象征，如何处理这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却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康泽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特务头目，罪恶行径罄竹难书，曾在江西苏区期间带领“别动队”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导致上万无辜生命惨遭毒手。

这种行为激起广大革命人民的愤慨，使他成为我党势不两立之敌，对他严惩无疑是符合正义和民心的选择。

另一方面，康泽在国民党内部地位显赫，被视为重要“望族”，蒋介石曾对他寄予厚望并赋予重任。因此，如何妥善处置他，避免给即将展开的和谈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成为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在考虑多种因素后，毛主席作出决策，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兼顾实际情况。亲自下令将康泽戴上镣铐押送至华北进行严密监管，指示要妥善处理。

这一决定，对待康泽罪行的严肃态度，避免因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波，毛主席强调要继续对康泽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以帮助他真心悔过、重新做人。

在我党的教育下，康泽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行，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被捕后的生活与思想变迁。坦诚地表示曾受蒋介石反动思想的影响，在战场上犯下许多不可挽回的错误，深感愧疚，为自己的过去付出代价。

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康泽向党和人民表达悔意，承认曾参与过对苏区的残酷屠杀等严重罪行，给我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的伤害，决心通过自己的悔改和实际行动来弥补过错，寻求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党的感召下，康泽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最终，1963年，他获得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等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