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山崎宏虚岁已经百岁，过生日时，他向家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心愿了，我去世之后，你们捐了我的遗体，做医学研究之用。”家人满足了山崎宏的心愿，不久，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协会接受了山崎宏的申请。

三年后，到了2010年，当年12月1日下午，山崎宏去世了，享年102岁。第二天，家人和红十字协会就为他举行了遗体捐献仪式。因为生前是一名医生，给当地很多人都看过病，所以，前来为他送行的人很多，但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他曾是一名侵华日军。虽然他没有向中国百姓放过一枪，但他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却是为了赎罪，为了侵华日军赎罪。

从1945年日本投降至2010年山崎宏去世，时光已经走过了整整65年，关于那战战争的很多事情都要去史书和资料里去寻找，但山崎宏却用了漫长的65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中国人一直尊重着的“日本鬼子”。

山崎宏是日本冈山县真庭市人，1908年11月生。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便离他而去，是哥哥姐姐将他拉扯大的。因为父母是病亡，他很小就想当一名医生，而长大后的他也顺利进入进入大学读医科。本来，他认为自己做一名医生，结婚成家，一辈子安安稳稳地就过了。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中国唐朝，诗人杜甫写过一首《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首诗通过作者亲眼所见的石壕吏乘夜捉人的故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卢沟桥事后的日本，也有着类似于《石壕吏》的景象，早在唐朝，，武士阶级就在日本一直是属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经历明治维新的改革后，日本开启了以军事来强国的道路，整个国家穷兵黩武，伺机而战。其后，日本建立现代化的义务兵役，采取“征兵制”，因此成为亚洲里首个开启现代兵役制度的国家。

“征兵制”是1927年日本通过制定《兵役法》明确军人征召的规定，要求全国符合年龄在17岁到40岁的本籍男子，除因为自身体质不符合标准或特殊情况，一律要服兵役。因此，在当时的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的男丁数量庞大，已经达到了男子“全民皆兵”的状态。

资料显示：至1937年7月，在长时间兵役制度的培训下，日本的现役兵员已接近40万人，组成了17个师团，预备役兵员接近70万人，后备役兵员达到80万人，第一补充兵约有150万人，第二补充兵有90万人，总共达到了440万人。同时，因为日本向中国大举增兵，要求每家出“壮丁”，逃跑者要被枪毙。

山崎宏家里的男丁除了他自己还有哥哥，兄弟两人不可能都不去当兵，而当时哥哥已成家，要去当兵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山崎宏。为了保全哥哥，山崎宏穿上军装，来到了中国，被作为军中为军马治病的兽医，进而成为一名侵华日军。

1937年7月7日，日军演习中，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私自离队。日军借士兵失踪向中方交涉，并蛮横无理的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军遂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但在日本国内，媒体的宣传、鼓动却是七七事变是中国军队“挑衅”日本军威，“不守信用”地破坏日本在华“合法利益”。

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就为加强侵略政策的宣传，控制文化意识领域更好地达到其目的，在强化本国各种大众传媒机构与人力、改进提高设备与技术的同时，更注意到要严格控制舆论导向的问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媒体迅速行动，在中国东北投入了大批报道资源，大力报道无条件地追认由军部策划制造的既定事实，煽动了军国主义、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和所谓的爱国主义。

当时，因为国际舆论开始对日本不利，日本国内在出兵问题上也给人们不一致的印象，于是，陆军省、外务省有关官员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便于“各省密切联系、交换情报并协商决定对内对外宣传基本方针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他们于1932年5月组成的“时局同党会”（时局宣传委员会），并提出：为统一、加强时局宣传，需设置一个直属内阁的委员会。根据这一要求，同年9月外务省内诞生了一个情报委员会，从外务、陆军、文部（教育）、内务、递信（邮政）各省选派了委员和干事。

时局宣传委员会虽未列入官制，但委员长和干事长分别由外务次官、外务省情报部长兼任。在这个委员会的控制的操作下，日本对于已经爆发的战争本身的宣传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通过采用褒义或客观中立的词汇，乃至春秋笔法，描述日军的战争行为；二则是隐瞒日军在战场上的残暴行为，使战争不断一步步扩大，利用舆论为战争服务，为战争编造一个个“合理的”借口。

在这种歪曲事实的媒体和社会氛围中，以及日本政府狂热的法西斯主义情绪下，受到煽动的日本民众为战争积极捐款捐物，请缨参军，支持日本政府出兵中国，“膺惩暴支”（意思是“惩罚残暴的中国政府及民众”，为日本当年蔑视中国、侵略中国的口号，在日本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山崎宏来到中国已经29岁了，再加上上过大学，从天津到河北、从河北到河南，他一路目睹日军暴行，开始意识到，日本国内的战争报道与他在中国看到的完全不一样。1937年11月，他所在的日本侵略军来到河南郑州，他看到几个日本兵从一个中国妇女怀里抢过一个两三岁的男童，竟然将男童活活掐死。他上前阻拦，那几个几个日本兵啸叫着，把他推到了一边。见他倒地，那几个几个日本兵将死去的男童扔向他，野兽一样狂妄地大笑了起来。

山崎宏想，这还是人吗？进而意识到，日军在中国的行径就是赤裸裸的、毫无人性的侵略血腥！但他又能改变什么呢？于是，他想到了逃走，逃离他所在的那个魔鬼的世界——他下定决心，就算是被枪毙，也要逃走！机会很快来了——有天晚上，他趁哨兵睡着了，悄悄溜出营房，向东狂奔，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

然而，山崎宏能跑到哪里去呢——很快，他就跑不动了，喘息地发现身上没带一分钱，跑不到哪里去的。但就在这种景况下，他依然决定逃离，永远也不回到日军当中去了。随后，他把自己装成哑巴，一路沿街乞讨。尽管人们还能通过他穿的衣服推断出他是什么人，但一些好心人还是能够给他一口吃的。当然，这种所得毕竟非常有限，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被饿昏在了一户农家的门前。

清晨，男主人发现了山崎宏，赶忙和老伴一起将他拖进了家里，给了他一口水，随后弄了一些吃的给他。看着他狼吞虎咽过后，男主人忽然上前来扒去了他的衣服，他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直到男主人老伴为他拿来一套便装。之后，老两口示意他该走了，他出了这户农家的门，看着农家衰败的残墙土屋，忽然悲从胸中来，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呜呜大哭了起来——我的同胞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可中国人还给我吃的、喝的，给我换衣服救我的命……

之后，山崎宏想到自己是个医生，于是在心中起誓，要倾尽全力为中国人看病救人，他要替他的同胞向中国人赎罪。那时，他的祖国日本已经离他很远很远了，远得让他在想象里都觉得自己无法回去了，再也回不去了，而他就像漂在自己的泪水里的一片枯叶，不知道要去何方，也根本没有人留意。

济南在后来成为了山崎宏的落脚地，他一路乞讨着，对无数个好心的中国人在在心里默默鞠躬之后，济南这座城市收留了他。当时，他已经会说很多汉语了，在这座城市里，改名换姓，在日本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差事，被安排看管材料库。他说，材料库建在铁路旁，里面堆满了毛毯、棉被等军用物资。上班第一天，上司告诉他中国人“刁钻”大大的，经常在夜里摸进材料库偷东西换钱，捉住他们，可以就地枪毙。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他点头答应，但在他的心中，中国人并不“刁钻”，中国人偷东西换钱或粮食是生活所迫。

因为有这种心理和来中国后的认知，排看管材料库的山崎宏成了“内鬼”——一天夜里，有人到材料库偷东西，他假装熟睡，让他们拿着东西离开。甚至，他还让3个前来偷东西人以为自己遇到了“神”——深夜，他听到外面有人窃窃私语，悄悄躲到一边，想让那3个人顺利地把东西偷走。当他看到那3个穿着破烂的人从铁窗缝里，用铁丝吃力地钩住一卷毛毯，拉到窗前却拉不动了时，不禁替他们着急了起来，上前把毛毯卷好，扔出了窗外。

窗外那3个人并不知屋里有人帮他们“偷东西”，被会“飞”的毛毯吓了一大跳，这让他们壮起胆子爬进材料库，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当他们看到里面的山崎宏时，日军巡逻兵却来了。山崎宏赶忙示意3人躲到床下，等巡逻兵走后，山崎宏让他们赶紧离开。3人非常感激，山崎宏又追上去塞给他们两卷毛毯。

山崎宏向说：“我当时就是想报答中国人的衣食之恩，我也深知战争让很多中国人受苦受难，希望能帮助中国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3个人因此记住了他——最先时，他在在铁路局的工地上遇到了那3个人，双方只是彼此点点头，会心一笑。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成了“兄弟”。

很快，材料库里的军用物资接二连三地丢失就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他们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出了“内鬼”，山崎宏也便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日本人将他捆绑了起来，让他跪在带钉子的硬木板上，对他严刑拷打，但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他，一口咬定此事与他无关，更别说供出偷东西之人了。因为他的坚持再加上没有证据，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他被放了出来。曾经，他帮助他们偷东西的那3个人跑来看他，看着他伤痕累累的样子，却拿不出太多的钱和物质照顾他，就对他说：“你重情义，是条汉子，跟咱山东人脾气相投……咱也没啥给你，还不咱结拜，以后做兄弟！”

原来，那3个人是一家人，兄弟3人，平时在工地上做苦力，但生计依然难以维持，这才有了“偷东西”的经历。他们对山崎宏说，我们啥也没有，但我们有命，人的命就是在困难时相互扶持，走起来才有意思、才有意义。就这样，山崎宏被兄弟3人请到了家里，兄弟3人的父母成了他的义父义母，他们4人在一起还像江湖上的侠客在结拜时，真诚并热烈地喝了一杯酒，而他的义父义母为他送来了一套新做的衣服。

那时候，日本人开始大肆宣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亚洲、澳洲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统治的计划。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首次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鼓吹“日满华三国合作”，企图独霸中国，排斥西方列强在华势力。

1940年7月26日，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中进一步提出，“建设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在谈话中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印度“之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苏联远东地区及夏威夷群岛等。

“共荣圈”在政治上以“共存共荣”为幌子，意欲达到统治东方各国的目的。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圈内的丰富的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地位，同美英展开争夺远东霸权的持久战；在思想文化方面，强制推广日语，实行奴化教育，消灭圈内各国和各地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

1942年夏，日本已占领了西起缅甸，东至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迄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广大地区，以及中国的部分领土，总面积3200平方英里以上，“大东亚共荣圈”初步形成。

所谓“共荣”类型是指为加强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日本内阁在1942年11月1日增设“大东亚省”，计划将占领区分成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统治：直接统治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帝汶等；扶植亲日的傀儡政权，如伪满洲国、伪“中华民国”；“同盟”国，如服从日本控制的泰国、法属印度“之那”；日本原来的殖民地，如朝鲜、中国台湾等。

1938年，这些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但侵华日军已把“东亚新秩序”成天吊在了嘴上，成为了他们侵略中国的幌子，这让山崎宏对自己的那些同胞更加不屑和厌恶了起来。而那时，他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觉得他和他们已经是两类人了。义父义母还有那3个兄弟，对他都很不错，不久便张罗着让他成了家。对方是一个从河北唐山逃难到济南的女子，有过一次婚姻，还带着一个女儿。但山崎宏很爱她们，还把这个女儿当成亲生的，并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山雍蕴”。

日子就这样过到了1945年，曾经起誓要替他的同胞向中国人赎罪的山崎宏在日本投降后，终于有了为中国人做事并实现自己誓言的机会。他写信到日本，他们的日本家人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他早已战死，他的牌位已被供了多年，他们还给他修建了衣冠冢。哥哥兴奋极了，要他回日本，但他却说：“我要留下赎罪，也要报恩。”

那时，山崎宏从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他决定把自己的赎罪与报恩变成为中国人民的服务，让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派上用场。他说：“我认为，中国的贫穷，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中国建设需要人，我怎么能走呢？”

很快，山崎宏在济南开了一家诊所，开始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给中国人看些简单的病症，也开始自学中医。虽然，当时很多少并不相信他，都叫他“日本鬼子”，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主动上门为几个得了“打摆子”（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疟疾）的人看好了病，这才逐渐获取了人们的信任，找他看病的人才多起来。

当时，中国刚刚摆脱日本侵略的中国，很多人提到病看不起，也不好意思去那里看病。他知道消息后就主动上门询问病情，并经常免费为病人送药。这样一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好人，不好意思再叫他“日本鬼子”了，可他家却因为免费送药，一家人经常饿肚子。邻居们看到后，非常不忍心，就东家一碗稀饭、西家一个窝头地周济他。他和当地人的信任和友谊，就这样被真正建立了起来。他说：“当听到病人都叫我‘山大夫’，看到很多病人通过我的诊治恢复了健康，心里真是高兴啊！”

新中国成立后，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20世纪50年代我国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在当地卫生机关领导下，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联合设立的一种医疗预防机构）。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即使深夜有人请他出诊，他也点上油灯，拿上一根棍子上路。那根棍子是用来防狼的，当时济南郊区时常有狼出现。人们觉得他很敬业、很辛苦，对他充满感激，但他却说：“嘿，那有个啥呢！”在他心中“向中国人谢罪”就必须有些付出，而这也促使他在中国默默并无私地工作了大半辈子。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业已结束。是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始。随后，一位日本官员到中国，听到山崎宏的经历后，问他：“我听说现在还有中国人叫你‘鬼子’，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他说：“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

1976年，山崎宏被批准回日本探亲，但在那一年的1月8日，中国人民心中亲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十里长街人群悲恸，只为送总理。日本家人来信问山崎宏为什么不回去，他说：“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为此，直到1977年初人才回到了阔别40年的日本。拉扯他长大的哥哥、姐姐非常高兴，认为他回来了就不回去了，并在当地医院为他找了一份高薪的工作。但他却婉拒了哥哥姐姐的好意，原本6个月的假期，只休了3个月，便回到了济南。

那时候，找山崎宏看病的人很多，他常常是给大人看完了病再给小孩子看，一看就是一家几代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人别说叫他“日本鬼子”，甚至忘了他曾经是个日本人，曾经是侵华日军，而他也把济南当成了自己第二故乡，难以离开了。家人盼着他能从日本带些洋家电回来，但他只带回一台别人不要的14英寸彩电，却自掏腰包买了近万册日文科技图书，并将它们全部捐献给济南市图书馆。

1983年，济南市和日本和歌山政府签署友好城市协议书，和歌山成为济南的第一个“国际朋友”。和歌山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大阪都市圈的组成部分，属于日本地域中的近畿地方。地处日本最大的半岛“纪伊半岛”的西南面，面向太平洋，东部与东北部分别与三重县、奈良县以及大阪府接壤。两市能成为“朋友”，山崎宏是牵线人，为此，他曾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而在和歌山有他的亲人在政府工作，为两市的友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两市政府签署友好城市协议现场在和歌山市政厅，山崎宏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直微笑着，默默地看着大家伙和气融融的交谈。但他的曾经作为侵华日军的身份却被一些媒体“挖”了出来，并做了大量的报道。等他返回济南后，女儿带着报纸已在家等待多时了。

“爸，您真的是侵华日军？”女儿问。

山崎宏说：“曾经是……”

女儿说：“……”

山崎宏说：“说是当时留下替那些赎罪，但其实也没做什么……”

女儿说：“……”

山崎宏说：“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但只要努力了就行了……”

女儿说：“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

“那是中国人不叫我鬼子了……”山崎宏说，“不过，我是个逃兵，没有对中国人开过一枪……”见女儿落泪了，又补充说：“懂得感恩的人，才配做人，才配谈感情、谈友谊……现在好了，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