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医疗领域一项备受瞩目的政策变革正在逐步推行——取消医疗机构用药数量限制。

自2023年起，已有多地陆续发文实施这一政策，新疆更是从2025年1月27日起，明确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取消药品进院品种和数量限制。

曾经，为控制医疗费用和药品成本、减轻医保负担，各地医疗机构被戴上了用药限制的“紧箍咒”。以广东2012版《医疗机构药品目录管理指南》为例，对不同等级医院的药品配备品种数作出了严格规定：三级综合医院原则上不超过1500种，三级专科医院不超过1200种，二级综合医院不超过1000种，二级专科医院不超过800种，其他医疗机构不超过600种。这种限制在实际执行中，对患者就医产生了诸多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用药限制的初衷是通过控制药品的使用量和种类，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医保资金的合理分配。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药品费用在医疗支出中占比较大，不合理用药现象时有发生，通过限制用药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过度用药、滥用高价药的行为，从而减轻医保基金的压力。例如，一些医院为了控制成本，会优先选择价格相对较低的药品，减少高价进口药的使用。

然而，这种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某社区平台曾有医生发帖分享，所在省份限制用药，许多药物被规定了特定使用场景，如西替利嗪仅限儿童使用，多潘立酮仅限儿童和吞咽困难者使用等。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获取合适药物的权利。对于一些患有特殊疾病或对特定药物有更好疗效反应的患者，用药限制可能导致他们无法及时使用有效的药物，影响治疗效果。

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提到，用药限制后，超量开药系统无法提交医嘱，导致偏远地区患者复诊不便；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也透露，儿童用中成药数量受限，孩子上呼吸道感染时，一次开药量常不够一个疗程，这就增加了患者就诊成本和医患沟通成本。从社会层面来看，频繁就诊不仅浪费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额外费用，同时也加重了医院的门诊压力，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面对用药限制带来的问题，多地纷纷出台政策取消这一限制。截至目前，新疆、河北、广东广州、山东济南、北京、四川、广东（征求意见稿阶段）、上海等8个地区已有所行动。各地政策在取消用药数量限制的同时，还对药事管理提出了要求，如新疆规定自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公布后2个月内及时召开专题药事会，且每年不少于2次；北京要求国谈药目录公布后1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全年不少于4次。这些举措旨在保障药品合理使用，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取消用药限制是顺应医疗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决策。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取消用药限制可以让医院根据自身的医疗需求和患者的实际情况，更加灵活地配备药品，提高医疗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一些专科医院可以根据专科疾病的特点，增加相关专科药物的配备，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

在实际执行中，不少地区取得了积极成果。新疆自2025年2月1日起取消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用药品种和数量限制后，当地一家三甲医院迅速响应，召开专题药事会，及时调整用药目录。以前因用药数量限制无法引进的部分治疗罕见病的药物，如今成功进入医院药房。例如，一种治疗遗传性血液疾病的药物，此前患者需辗转外地购买，现在在本地医院就能开到。此外，在儿童用药方面，根据政策，遴选儿童用药（仅限于药品说明书中有明确儿童适应证和儿童用法用量的药品）时，可不受“一品两规”和药品总品种数限制。某儿童医院借此增加了多种儿童专用剂型和规格的药品，如口感更好的儿童止咳糖浆新剂型，更方便儿童服用，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用药需求。

广东广州落实取消医疗机构药品配备总品种数限制，并督促医疗机构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医疗器械相关委员会工作会议。一家综合性医院在政策推动下，优化药品采购流程，积极引进新药。某新型抗癌靶向药在上市后不久，便通过医院药事会的评估，快速进入医院药房，为癌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同时，医院利用政策优势，加强与周边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联动，将一些常用药和慢性病用药下沉到基层，方便患者在基层就医取药，推动分级诊疗的实施。

北京取消医疗机构药品数量限制后，部分医院药品种类有所增加。北京地坛医院医生表示，之前有几款断货的中成药和进口药显示有货了。例如，一款用于治疗慢性肝病的进口保肝药，此前因医院药品数量限制以及采购流程问题，长期处于缺货状态，患者只能自费去院外药房购买。政策实施后，该药品重新进入医院药房，为患者节省了购药成本。

然而，政策落地后的实际情况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四川省早在2024年1月就宣布取消医院用药数量限制，但该省某三甲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表示，医院至今未传达这一政策变化。北京、山东济南和河北等地也有多名医生表示未收到相关通知。从开药实际情况来看，单次就诊带药量并未明显增加，药品使用标准也未放宽。

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看，医院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可能存在问题。一些医院规模较大，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导致政策无法及时传达给一线医生。此外，医院可能对政策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取消用药限制对医院的实际运营影响不大，从而忽视了政策的宣传和培训。

北京多家医院医生反映，虽然部分断货药品显示有货，但开药仍存在困难。像进口的莫西沙星，在一些医院只有特定科室能开，其他科室需向药房报备申请；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药品不互通问题也依旧存在，给患者用药带来不便。这反映出医院在药品管理和调配方面还存在不足。不同科室之间对药品的需求和使用情况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药品资源的分配不合理。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的分离管理模式，也增加了药品调配的难度和成本，影响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指出，医生对政策感知不强，主要原因在医院层面。尽管用药限制已不适应医疗发展，但医院面临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P（按病种分值付费）等多方面因素限制，取消用药限制对解决现阶段医院发展问题作用有限，导致部分医院未积极传达政策。此外，集采任务也是影响医生开药的重要因素。医院需完成集采任务量，部分集采外的进口药和原研药使用受限，如东部沿海某三甲医院采用“以病房集采，养门诊进口”的模式，集采药用完才考虑使用进口药。

DRG和DIP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对医疗服务进行分组和分值计算，实现医保基金的精细化管理。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医院为了适应这种支付方式，往往会更加注重控制医疗成本，优先选择使用集采药品，以确保医保支付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一些集采外的优质药品，尤其是进口药和原研药，在医院的使用受到限制。

集采政策的初衷是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药品价格，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但在实际操作中，医院面临着完成集采任务的压力，如果任务完成不了可能会面临罚款等处罚。因此，医院在药品采购和使用上会优先考虑集采药品，即使一些患者可能更适合使用集采外的药品，医生也会受到限制，无法为患者开具。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也限制了医生的临床用药选择，不利于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取消用药限制政策是医疗改革中的重要一步，虽为医生顺利开药扫除了部分障碍，但要真正实现减轻医疗系统经济压力、让患者便捷就医，还需解决医院执行动力不足、集采任务平衡等深层次问题。

未来，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进和完善，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有望为医患双方带来更多利好，推动医疗行业健康发展。例如，可以进一步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减少对医院不合理的限制，提高医院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加强对集采政策的评估和调整，确保集采药品的质量和供应，同时合理安排集采任务，避免对医院和患者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只有这样，才能让医疗政策真正惠及广大民众，提升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

编辑丨杨坤

审核丨卢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