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西方笔下的中国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等，只从商代开始谈起，明摆着是在否定夏朝。但在另一方面，西方“推知”的印欧人历史等，却洋洋洒洒一大篇。可以说，就是明摆着搞历史双标。

西方否定夏朝的理由，就是认为夏朝史料不可信，极有可能是周人虚构的，故而考证夏朝必须靠考古字证或自证。当然，西方对待自己的历史，比如“特洛伊遗址”没有字证等时，依然采取认可态度，总之这又是一个双标。

然而，在西方否定夏朝时，中国夏朝考证却取得诸多成果，近些年有遗传学家从基因角度，又取得了一个重大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发现又一次印证史书记载，说明中国史书真的可信。

根据史书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夏人主要有四个去处：

首先，南逃。《逸周书》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跟随夏桀难逃的必然是贵族、卫队等。

其次，西逃。周朝中期的褒国褒姒，文王妻子的有莘国之太姒等，史书上说他们是夏人后裔，故而都姓“姒”。

第三，投降。大戴礼记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将夏人聚集在杞地。甲骨文上也有杞国记载。后来，周朝继续将之封在杞地，春秋时孔子拜访杞国，声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第四，北逃。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认为夏人北逃，大抵是顺着黄河向北逃，最终逃到了大草原上，成为后世的“匈奴”。

以上就是夏人下落，近代以来西方否定夏朝，这些夏人下落之记载，自然被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如今学者通过古基因对比研究，又一次印证了中国史书的记载。

中国科学院的刘皓芳博士，在《河南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论文中，指出在二里头遗址采集了40份人骨样本，对其DNA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见下图）：二里头夏代人群主要留在了当地，但也有一部分人向西北和东北迁徙，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东迁到了日本，即二里头先民在黄河中下游与北方广泛分布，但在南方似乎没有什么分布。

史记记载夏人北逃，“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从刘皓芳的研究结论看，匈奴显然包括部分了夏人后裔，且广泛分布在内蒙、甘肃、东北等地。

因此，中国史书记载夏人北逃、原地投降、西逃，显然是可信的，当然司马迁把匈奴全部视为夏人后裔，这一点应该是错了。

但问题是，《逸周书》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说明也有一批夏人南逃，为何在现代基因调查中没有显示呢？

跟随夏桀南逃之人，应该多是显贵之辈，商汤大概不会放心这一股势力。2018年，在安徽合肥肥西县三官庙村（临近巢湖），考古发现“三官庙遗址”，距今3600年，出土了一批高等级的青铜器，包括军事指挥用途，此外主人被杀后全场被烧毁，很像一个兵灾现场。如此独特的遗址，很难不让人与夏桀联系起来，或许商汤派人追杀了夏桀。

除了之外还有一个夏朝标志文物——牙璋，这是夏朝显贵之人才能掌握的。但考古表明牙璋在南方多地出现，湖北、福建、广东、四川等，比如三星堆就有牙璋，相反商朝中后期已无牙璋。顺着牙璋这条线，大致可以看到夏人贵族的确南逃，且不断南逃避难，所以才会在多地留下牙璋。与此同时，相反北方却鲜有牙璋出土。（上图，二里头牙璋）

由此可以看到，众多平民北逃，少部分显贵南逃，且可能被商人不断追杀，最终数目可能不多了，故而在此次基因调查上没有表现出来。

其实，对于夏朝考证，早已一次又一次的印证了史书记载，比如二里头所处时空与史料高度一致，二里头的王朝气象与广域王权特征，又与夏朝高度一致。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的有一句话很经典：“你要否定它是夏，比肯定它是夏的难度要更大。”

因此，如此种种印证史书的考证发现，无疑再一次说明中国史书的可信度，夏朝自然真实存在的。至于西方学者否定夏朝的论调，却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周人虚构夏朝说，更重要的是，所谓正人先正己，能否先以对待夏朝的统一标准衡量中西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