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真假难辨的洪国式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岌岌可危。3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布署解放台湾的工作事宜。

为加强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在原有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中共华东局也成立了台湾工作委员会，派遣党的地下工作者潜台（朱枫便属于这一支）；还有就是李克农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对台情报工作）直接派遣工作组赴台，进行情报搜集及人员策反工作。

前文我们提到的于非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及本文将要讲述的“洪国式情报组”就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派遣的潜台工作组（“洪国式情报组”最著名的“红色特工”就是两次赴台、事败在台南山区藏匿了四年被抓，又关押了五年遭枪杀的刘光典烈士）。

刘光典烈士

虽然“洪国式情报组”与台湾省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组织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是到了1950年2月底，洪国式等人还是暴露了。2月28日下午，保密局突然采取行动，逮捕了情报组的秘密联络点“北方企业行”的所有员工，洪国式也在台北车站被诱捕。

洪国式在诱逼下，“供出了”其组织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使我党的地下情报小组遭受灭顶之灾。 洪国式“投降“后被派到绿岛监狱做“犯人们”的“感化”工作。然而1960年，洪国式却被台湾当局处决了，尸体被残忍地肢解后抛入河中。

这似乎成了一桩“疑案”，有报道说他是“革命烈士”，更多的报道将他列为“叛徒”行列。我专门查了一下，在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烈墙名单中，并没有洪国式的名字。而洪国式的直接下属刘光典烈士的儿子刘玉平经过一番调查却说：将洪国式定为叛徒太过草率，当时对敌斗争非常复杂，洪国式叛变的问题，可能另有隐情……。

（二）“三八式”的“老革命”

洪国式（1918—1960）又名洪秀升、孙静远，是辽宁海城人，洪家在当地是有名的望族。 洪国式从小聪颖好学，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深受进步思潮的启迪。

1938年春，20岁的洪国式考入重庆大学数学系，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学运工作。后曾任地方党支部负责人、东北救亡会秘书处干事、四川绥定中学教员、重庆合兴公司副经理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洪国式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负责收集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在此他结识了在上海跑生意的老乡刘光典，追求进步的刘光典在洪国式的介绍下，毅然担任起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们以“华石公司”为掩护，秘密筹备中共情报站。公司成立初期，资金短缺，刘光典毫不犹豫地捐出了黄金十两，美元1000元（折合30两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洪国式

1947年至1949年初，洪国式和刘光典一直在沈阳、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结识、发展了刘天民（刘光典的远房叔父）、邹曙（洪国式学生）、华震、郭秉衡、胡玉麟等人（后相继去台）。

由此，洪国式绝对称得上是年轻的“老革命”了（“三八式”即37—38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亦泛指革命军人）。

（三）潜台成立情报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台湾工作会议“召开后，隶属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洪国式和刘光典于6月离开北京南下香港，准备赴台。洪国式被任命为情报组组长，负责收集、汇总、处理各种军事情报；刘光典为交通员，负责取回情报，并向在台地下工作者传达指示。

此时，台湾已实施了“戒严令”。为了使他们顺利进入台湾，中共中央社会部联系到在港已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多荃（1897—1985，辽宁凤城人，曾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行动的总指挥），让他给在台湾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儿子刘全礼写信“落实此事”。

刘多荃将军

在刘全礼的协调下，通过刘光典的远房叔父、时任台中市“北方企业行”总经理刘天民的公司为掩护 ，洪国式以北方企业公司副理的身份，办理了《入台证》，刘光典则以刘天民堂侄的身份，由潜伏在台湾《扫荡报》的地下党员邹曙办理了《入台证》。

刘光典第一次潜台是在1949年10月25日，与接头人王耀东（台籍党员）取得联系，顺利拿到了第一批重要情报。11月27日，刘光典用米汤将这些情报写在包茶叶的纸里，带回了香港。

与此同时，由于解放军在攻打金门及舟山群岛的战役中相继失利，为搜集更多军事情报及策反工作，1949年12月10日，中央社会部派洪国式从香港搭船入台，主要进行联络各方关系；建立完整地下情报组织的搭建工作（而刘光典也于1950年1月6日再次赴台收取新的情报）。

此时，随着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地下党员）的被捕及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被破获，大批地下党员遭到逮捕或通缉，岛内已风声鹤唳，形势非常严峻。

洪国式抵台后，于12月15日与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科上尉参谋的刘全礼取得联系，此后两月时间里又多次会面，获取了诸如：基隆、高雄两地要塞炮台；全台驻军战力配置（人马枪炮等）；装甲兵战车数量；东部地势的军事价值；东南“匪”兵驻地表等重要军事情报。

“洪国式案”破获后，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曾有这样的描述：“在台搜集情报以刘全礼所供军事机密情报及王平所供气象密码等最为重要。”

此外，洪国式利用新、旧关系搭建关系网，计划以5个月的时间建立新的交通网络，希望渗入国民党军内部，获取重要军事情报，策反国军重要将领。

然而，洪国式急于发展组织人员获取情报，却忽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及反渗透，致使入台仅两个半月，“洪国式情报组”便被一网打尽。

（四）事发被诱捕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国民党情治部门投入大量人员进行暗中调查，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及其他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1月29日，位于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的台湾省工委被捣毁，台共最高领导人、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不久叛变，使该系统几乎“全军覆没”。

蔡孝乾

而洪国式情报组发展的成员杨文亮表面身份是空军的一名机械官，实则为保密局特务，他与情报组织成员赵德明是同学，而他又拉入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特务陈琦、包文有加入了“洪国式情报组”。

洪国式与陈琦前后会面4次，两人相谈甚欢：“洪亦认陈为争取之对象，并决定赋予工作任务，遂表明其身份与所负之任务。”

1950年2月28日下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突然采取行动，逮捕了情报组的秘密联络点台中“北方企业行”的所有员工。

而洪国式当时正在台北车站察看车次表（已被跟踪），“一个无赖”过来挑衅，两人发生了争执，被车站“警察”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带回了派出所。

五十年代的台北火车站

“警察”对洪国式非常客气，说只要核实了他的身份就可以放他走。洪国式则称自己是台中北方企业行的副经理，因公事来台北出差，现在正准备回去。

“警察”让洪国式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国式急于脱身，不知其中有诈，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情报组成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进而郭秉衡、邹曙两人随即被捕。

由于洪国式的疏忽，台湾特务组织又循线逮捕了其情报组胡玉麟、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骨干成员多人，致使“洪国式情报组”毁于一旦。

保密局在“本案之综合检讨”一栏中写道：“就地下工作斗争技术言，稍具经验者，似即应有所怀疑与警觉，并详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离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讯方式，泄露工作人员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关系，瓦解于顷刻。”

根据1950年7月14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所呈《破获“共匪”中央政治局台湾地工组织负责人洪国式案报告书》所示：洪国式案重要成员10人，次要成员11人，一般关系成员47人被捕。交通员刘光典未被捕。

由于刘光典准备返港而先期来到了基隆港，但台湾当局加紧了对离岛的空中、海上航线的封锁，他没有买到船票，暂时住在基隆的酒店，侥幸得以逃脱。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随即在全岛发布了通缉令。

3月2日，刘光典销毁了随身所带的所有情报和文件，冒着生命危险到邮局给香港联络站寄发了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暗示“北方企业行”已被破坏。从此便踏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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