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话，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讲了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弄虚作假的问题。

当时郑州会议将要通过一个决议，毛主席要求“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搞假干什么？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这就很危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地方基层领导干部弄虚作假的问题在“大跃进”时期恶性发作，达到了巅峰状态，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的就是这件事。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已经指出这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时不仅极为严重，实际上毛主席批评之后也还是有的。

毛主席这次讲话中还讲到了战争年代就曾发生的作假的事情：“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这里毛主席并不避讳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虚报战绩”的事情，并且也讲了可以“以壮声势，让老百姓看了舒服”的缘由。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段时间里虚报战绩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国民党蒋介石还“带头”虚报战绩。共产党这边很快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纠正了这一问题，但国民党那边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批评。

1838年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蒋介石对外宣布是这样说的：“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矶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而日军方面记载的伤亡人数为11984人，其中战死2369人。究竟多少可能难以确定，但至少蒋介石比李宗仁多出来的1万人是虚报的。

1943年蒋介石描述“鄂西大捷”的战果，称“日军死伤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名，其中被俘者四十八名。战利品甚多，计获步枪六百四十枝、机关枪卅挺、迫击炮十尊、战马三百余匹。”然后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到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以求获得更多援助，但美方不信鄂西大捷的数据。宋子文写信给蒋介石汇报说：“文意稍具常识之人，必觉我方如仅获如此少数战利品，敌人决无五万余人之死伤。以各国战事常例判断，敌方死伤不能超过五千人。”

蒋介石官方公布的鄂西大捷战报确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而造假造得脱离常识，让宋子文十分难堪。“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且其报告损害政府之威信甚于敌人之宣传，其效用等于第五纵队参加工作。文代表钧座驻外三年之间，工作受其影响殊深。”他说“窃查我方军事宣传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儿戏视之”，显示他已经忍无可忍，直接打了“钧座”的脸。

说实在的，在存在着“数字激励机制”的地方，要做到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直到今天，在我国一些党政机关中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然需要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