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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位列新中国开国大将之首，军事作战能力毋庸置疑。他尤其重视对军事地图的应用，他曾说：
“熟悉地图，熟悉地形，是指挥员的基本功。‘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
粟裕不仅熟读地图，而且在行军打仗时，更是要看各种比例的地图，范围越大越好。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熟识地图的情况下，跳脱出战场，从战略全局出发思考问题，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粟裕在残酷的战场上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较量，打出了一个个精彩的、令人叫绝的经典战例，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军事将领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
在多次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劣势下，粟裕是如何顶住巨大的压力，找到胜利的时机呢？或许，从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窥见一二。
曾担任过粟裕作战情报参谋的徐充回忆称，当年，在抗大五分校学习期间，有时候会碰到粟裕来作报告。
一次，他曾被安排帮忙做记录，然而，随着粟裕精彩绝伦、滔滔不绝的讲话，徐充早已将做记录一事抛在了脑后。
粟裕与人相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无论对方官职大小，他始终保持着基本的尊重。
叫自己的参谋徐充面谈时，他会说“请”。来到房间后，粟裕还会十分客气地让他“请坐”。讲话时，粟裕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发言，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司令员的身份高高在上。
虽然粟裕性格平和，但在打仗这件事上，他有着自己的坚持，敢于直陈意见。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这可不是空穴来风，一切有迹可循。
解放战争初期，受武器装备、兵力差距悬殊等原因，我军的行动屡屡受挫。然而，粟裕却打下了“苏中七战七捷”的战争奇迹，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其实，根据中共中央外线作战的方针，粟裕正奉命率领华中野战军向西转移，以便配合南下的山东野战军作战。
就在这时，粟裕在对当地的形势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得出了“苏中更符合进行内线作战的条件，应该打一仗再转移。”
虽然违背中央的作战方针，但粟裕还是向中央发去电报说明自己的意见。由于苏中距离延安较远，信号时好时坏，但来回电报又多。这就使得双方的沟通不是很顺畅。
不过，经过反复商量、研究后，中央同意了粟裕的请求，并表示“可以先打一仗试试。”结果，第一仗就打赢了。
中央见状，便表示“那就再打第二仗看看。”众所周知，第二仗也大获全胜。粟裕接连打赢两场战役让中央有了把握。
就这样，粟裕以少胜多，接连打下七场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兵力超过5.3万人。粟裕也因此一战成名，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长为了我军中的一名出色的司令员。
相比于苏中七战七捷电告中央“内线作战”的压力，粟裕在1947年底向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决战”的压力更是超乎想象。
就连粟裕也表示“自己的建议获得中央同意后，在发动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时是最紧张的。”
1947年底，为了打破中原战场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央决定由粟裕率部渡过长江，以此达到牵制住国民党一部分兵力的目的。
命令下达后，粟裕虽然积极进行渡江部署，但同时，他也静静地站在军事地图前，分析着战场的形势。
经过反复思考后，粟裕认为“将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我们10万人到江南去，部队在转战中预计有5万人的伤亡，如果以同样代价在中原战场，可以歼灭敌人2-3个整编师，对打开战局更为有利。”
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发去了完全相反的战略设想，即先跟国民党在中原地区进行决战，之后再渡江南下。
收到粟裕的来电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亲自召集他参加会议。最终，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
虽然这也能够说明粟裕的军事能力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但作为这一战略的策划者之一，粟裕本人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但一切正如粟裕所想，三大战役后，解放军渡江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
粟裕虽然指挥部队打出了很多经典战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军校学习过。他是从一名普通的战士通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成长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粟裕奉命承担起了关于解放台湾的一系列工作。1950年，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粟裕的身体出现问题，这一年年底，粟裕在妻子楚青的陪同下前往苏联治疗。
1951年9月，粟裕回国，并进入总参工作。在总参工作期间，粟裕却因“三次越权”事件，导致自己以后仕途不顺。
总参谋部的人员配置是最豪华的，但同时也是人员变动最大，被不少人称作“最难干”的。
徐向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长，聂荣臻是副总长。不过，徐向前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履职，这一时期，总参的事宜其实是由聂荣臻元帅负责的。
总参的事情十分繁杂，聂荣臻还同时负责着其他工作，因此，聂荣臻元帅曾一度疲劳过度。最终，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中央决定选择新的人来负责总参的工作。
1954年10月，粟裕正式出任总参谋长。粟裕的军事能力自然无可挑剔，总参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也进行得相当顺利。
然而，专于军事的粟裕却缺乏政治敏感度。他习惯将战场上直来直往的方式带到总参的工作中，这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使得他在不经意间犯了错。
1958年，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他被批“个人主义”，虽然有毛主席的信任，但他还是离开了总参。
这令粟裕困惑不已，对此，陈赓私下曾帮他分析了原因：
“自古以来，有两种人是最不受待见的，一种是实事求是，不愿逢合他人的；而另一种便是功劳很大的。这两种你都占了，你能不被打压吗？”
粟裕在1958年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事情一直压在他的心中，他希望能够为自己恢复名誉，摘掉扣在自己头上的“个人主义”的帽子。
但遗憾的是，毛主席在世时，虽然曾安慰他，并对他表示信任，但也由于时代原因，未能帮他平反。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接过了军委主席的职务，但直到他1981年卸任时，也没有下达过任何关于粟裕1958年时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指示。
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期间，聂荣臻元帅任副主席。而他也曾在1958年批评过粟裕。因此，尽管粟裕在这一时期多次向中央反映，但下面的人或许是顾虑聂帅，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继续拖延，不尽全力解决。
1984年，粟裕逝世，临终前，他也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1994年12月25日，经中央军委主席审定，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自此，粟裕生前的遗憾终于被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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