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基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与皇权尊崇原则,无论是王公贵族、朝廷大臣,抑或是普通民众,均需对帝王的名讳予以避讳。若有违背,便会依据“大不敬”之罪论处。这种避讳制度,固然彰显了皇权的绝对权威性与至高无上地位,然而,其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亦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诸多困扰与问题。
其理至明。于清代之前,帝王之名多由常用之字构成。鉴于此,在书写运用时,势必要以他字予以替代。若仅一两个字需避讳,尚不足为虑;然而,随着帝王数量的增多,相应需避讳之字亦随之递增。
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深受汉文化濡染,故而在诸多制度方面因袭明代旧制,其中便包括对皇帝名讳的避讳之规。然而,清朝统治者汲取历代经验教训,在皇室成员取名之际,独出机杼,选用大量生僻罕用之字。如此举措,使得避讳所带来的困扰相较前朝大为减少。
在清朝的历史进程中,皇帝避讳制度发端于康熙一朝。具体而言,于康熙之前,诸如顺治、皇太极、努尔哈赤等帝王,其名讳无需臣民避讳。而自咸丰时期起,避讳规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革,明确规定对于皇帝之名,仅需避其第二个字,第一个字则无需避讳。由此观之,清代皇帝避讳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清初三帝不避讳】
在清朝初期,太祖、太宗、世祖三位帝王在位期间,依据清代原始史料记载,此三帝之名,无需遵循避讳制度。无论是日常书写,还是士子参与科举考试,当涉及这些帝王名号用字时,均无需采取诸如缺笔等避讳举措。
需明确的是,依据官方编纂的史料规范,每当涉及此三位皇帝之名讳时,皆需采用特定方式予以避讳。具体而言,即在提及名字之处粘贴黄签进行遮盖,然文字本身并不予以更改。
在清朝历史进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福临贵为清朝的奠基者,然而,其名却未遵循避讳这一传统规制。这一现象背后,实则有着特定缘由。
在关外阶段,满洲文化尚处于发展的较低水平,统治集团受汉文化浸润程度有限。彼时,在命名方面,统治阶层并不采用汉名体系,诸如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称谓,皆是满语的音译。
在关外时期,人名的命名文化别具一格,饶有趣味。以努尔哈赤为例,其名汉译意为“野猪皮”。此外,贝勒杜度之名,寓意为“斑雀”;亲王博洛之名,所指为“凉帽”;萨哈廉之名,表征“皮肤黝黑”。这些名字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独特的命名习俗与文化背景。
从历史命名习俗的角度分析,满族在取名方面与汉族存在显著差异,满族并无汉族那种严格的辈分排行规范。特别是在关外时期,满族的命名方式丰富多样,常以动物、属相、数字、体型特征、物品或吉祥寓意等为依据。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这三位清朝皇帝为例,他们的名字皆为满文的汉译形式。鉴于此,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三位皇帝的名字并不需要遵循避讳制度。
【康熙至道光时期避讳最严】
康熙皇帝深受汉文化浸润,自其始,皇子命名正式采用汉文体系,并严格遵循辈分排序规则。与此同时,康熙帝效仿明代旧制,推行避讳制度,明确规定“玄烨”二字必须予以回避。
自康熙帝颁行避讳制度后,诸多人士未能及时顺应这一规制。于书写皇帝名讳时,缺笔之规未被严格遵循的情况屡有发生。以科举考试为例,诸多士子便因未践行名讳缺笔之举,最终无缘登科。更有甚者,因无视名讳禁忌,竟遭满门抄斩之重刑。究其缘由,依《大清律》之规定,对皇帝名讳不予回避,乃属“大不敬”之罪,此罪位列十恶不赦范畴,量刑极重。
避讳制度所涉范畴极为广泛,不仅臣民于日常书写时需恪守相关规定,而且部分既定的地名、建筑名称等亦须遵循避讳要求。以紫禁城北门为例,其初始命名为玄武门,后因需规避康熙帝之名讳,故而更名为神武门。
值得庆幸的是,顺治帝于为皇子命名之际,并未遵循传统的辈分命名规则。在康熙帝的诸兄弟中,其名字皆未涉及 “玄” 或 “烨” 二字。基于此,康熙帝即位后,其兄弟在称谓使用上便无需因帝王名讳而有所避讳。
自康熙朝起,皇子命名规则发生显著变化,开始引入字辈体系。其中,雍正所属之皇子群体,以“胤”字为辈;乾隆时期的皇子,则统一采用“弘”字辈;至嘉庆一辈,又以“永”字作为辈分之标识。
雍正登基之后,其诸兄弟为避帝讳,依例将名字中的“胤”字更改为“允”字,然怡亲王是为特例。迨至乾隆即位,鉴于诸位兄弟之名皆出自祖父康熙御定,且乾隆素对康熙尊崇备至,为彰示对祖父之敬重,遂明令维持诸兄弟原名,不再变更。
然而,此种情形引发一个特定问题:依据相关书写规范,臣民于书写“弘”字时需采用缺笔之法。基于此例,当提及乾隆兄弟时,亦循例要缺笔书写。嘉庆帝鉴于这一历史缘由,果断做出改名之举,将原名“永琰”更易为“颙琰”,但他的兄弟们却无需因之更名。
从历史角度审视,嘉庆帝的举措颇具政治智慧。其将御名更易为相对冷僻之汉字,鉴于此类汉字日常使用频率较低,有效规避了诸多可能产生的繁琐事宜。无独有偶,道光皇帝亦采取类似策略,在登基后,将其作为皇子时所用之名“绵宁”,更改为“旻宁”。与此同时,出于避讳之需,北京城的广宁门亦相应改称为广安门。
【咸丰以后皇帝以及兄弟皆不改名】
咸丰帝登基伊始,便颁行规制,明确其自身与诸兄弟皆无需更名,悉沿旧称。此举措背后,实因自道光朝以降,皇室血脉传承之势渐趋式微,子嗣繁衍颇为寥落。至同治帝晏驾之后,清宫正统皇子已不复存在,由此,传统的避讳制度亦因缺乏相应对象而难以施行。
值得一提的是,咸丰皇帝曾颁布旨意,明确规定全国范围内,凡地名中含有“咸丰”字样者,皆无需更名。颇为巧合的是,彼时湖北省辖下有一县名为咸丰县。此咸丰县系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所新设。
依传统典制,咸丰县本应更名。然咸丰帝降旨,明令其无需改动。尽管如此,于书写皇帝名号时,避讳之礼仍需恪守。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避讳要求有所宽松,仅需避皇帝御名之第二个字。例如,咸丰朝避“詝”字,同治朝避“淳”字。
自康熙朝以降,皇子命名虽采汉人方式,但并非意味着满人习俗全然被弃。彼时,皇室命名制度明令禁止采用三字之名,盖因三字命名易与汉人趋同,有违满族特性。此规定执行极为严苛,从而使清代皇室兼具满汉特色的命名制度得以长久维系。直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延续已久的命名制度方才正式终结,退出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