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军机大臣与大学士常肩负多项职务，这致使在公文书写署名环节产生复杂状况。对于兼任职务数量较少者而言，情况相对简易，例如身任文华殿大学士并兼领吏部尚书之职，完整书写其职位所需字数不多。然而，若如和珅这般深受宠幸且兼任数十项关键要职的臣子，在公文署名时将所有职务一一罗列，实不具可行性。
在此情形下，朝廷针对该事项是否制定了具体规范？经御史对相关史料的详尽查阅，并未发现与之契合的记载。然而，通过对部分奏折、奏疏以及笔记的深入研读，仍可洞察其中若干蛛丝马迹。
【一、如何署名要分场合。】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大臣若需向帝王私下奏报政务，依循定制，应撰写奏折。奏折具备高度保密性，通常情况下，外省的高级官员会以单独呈递的方式向帝王奏明事宜；而身处京城的大臣，则多采取当面向帝王汇报的形式。
就雍正、乾隆两朝的历史情形而言，彼时奏折的署名方式较为简约。以地方封疆大吏山东巡抚为例，其于奏折上的署名格式通常为 “山东巡抚臣某某谨奏” 或者 “山东巡抚臣某某跪奏” 。
需明确，“臣”这一称谓，仅适用于汉族官员。与之相对，身为旗人，在奏事时需使用“奴才谨奏”或“奴才跪奏”之类表述。
于京城任职的大臣向皇帝呈递的文书，多为奏疏形式。奏疏与奏折存在显著差异，奏疏无需保密性，可视为大臣以某一部院的名义，向皇帝建言献策。
以皇帝处理政务为例，当面临难以抉择的事务时，依据既定规制，需交付大学士与九卿共同商议。在此过程中，诸臣需以书面奏疏的形式陈奏各自见解。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一般奏折，奏疏的格式更为严谨规范。大臣于奏疏上署名时，必须详列其主要官衔，以此彰显奏疏的严肃性与规范性。
然而，应当留意的是，奏疏所罗列之官衔并非全然完备。以某位大臣为例，其兼具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日讲官以及正红旗都统等诸多要职。
在撰写奏疏时，仅需标注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及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衔。究其原因，此三项职务均属实职，于朝政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军机大臣一职，本质上乃临时性差遣，并非正式官职。因此，在各类公文中，均不会出现“军机大臣”的表述。
经筵日讲官一职，就其品秩而言，通常未臻高位，故其建言著述与否，于朝堂局势之影响相对有限。而正红旗都统，虽位列高阶，然在传统的政治生态中，朝廷一贯秉持崇文抑武之理念，致使武职官员在朝堂议事之际，话语权颇为稀缺。
【二、以张廷玉、傅恒的奏疏署名具体分析。】
于诸多意义重大的庆典仪式，诸如新帝登基、皇室大婚、帝王诞辰等场合，抑或当国家面临关键事务，像祭祀天地、进献战俘、编纂典籍之时，臣工向帝王呈递的奏疏，必须遵循最为严苛的规范撰写。
乾隆四年，由张廷玉主持编纂的《明史》完竣，朝廷为此举行隆重典礼。彼时，张廷玉于奏疏之上署名：“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世袭三等伯”。
在这之前，张廷玉曾向乾隆帝呈递一份有关京察的奏疏，其上署名仅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由此不难看出，在不同情境中，相关的署名规范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敏锐的读者或能察觉，关于张廷玉的完整官衔称谓，似有若干值得探究之处。
首先，值得探究的是，经筵日讲官为何在相关序列中位列首位？需知，经筵日讲官所任实乃一项差遣，通常由翰林院中的才学渊博之士充任，其品级一般并不甚高。依照惯常规制，此类官职并不应占据首位。
经筵日讲制度起源于宋代，至康熙朝，其演变为皇帝每日不可或缺的研习课程。彼时，承担经筵日讲授课职责的官员，虽官职品级未必显赫，却凭借与皇帝的紧密联系，成为皇帝的近臣，在朝廷政务决策中握有相当的话语权。
乾隆年间，经筵日讲的原有规制发生变异，其性质逐渐演变为赐予大臣的一项殊荣。乾隆初始，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等数人获任经筵日讲官，此举措彰显出乾隆皇帝将经筵日讲这一待遇，作为一种极高规格的荣誉赋予了其亲信大臣。
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态中，经筵日讲一职，堪称衡量大臣是否深受帝眷的重要标识。鉴于此，彼时大臣将经筵日讲置于首要地位，实乃顺理成章之举。
其二，既已存在太保这一官职，缘何还需专门注明太子太保？从官职体系而言，太保位列三公，而太子太保则归属于三师。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官员生前能获赠三公之衔者极为稀少，总数未逾五人。
明清时期，公孤与宫保衔的赐予存在可叠加之制。于实际施行时，针对同类宫保衔，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例如，若大臣初获太子太保衔，后又获太子太傅衔，那么其先前所得之太子太保衔即告废止。
同理，当大臣首次获封太保衔，旋即又获太傅衔时，依据惯例，先前的太保衔即行废止。然而，公孤衔与三师、三少衔存在可叠加的情形，张廷玉便是典型例证。因此，在提及太保衔时，需特别注明兼太子太保。
其三，需探讨世袭三等伯位列末位之缘由。于清代异姓爵位体系中，公、侯、伯皆属超品，就品级与俸禄而言，均高于正一品的大学士。依理，爵位理应置于官衔之前，如此方可达至名实相符之状态。
事实上，清代施行的是极为严谨的爵、职分离制度，爵位与官职界限分明，绝不容混淆。大臣于国家所尽之效力，究其根源，在于官职与爵位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部分获授高级爵位者，未担实际职务，仅享有俸禄，无权涉足朝廷政务。缘此，大臣署名之际，会将爵位置于落款末尾。
以乾隆十四年为例，傅恒于奏疏之中详尽罗列其完整官衔称谓：傅恒时任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同时兼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掌銮仪卫事务，且兼管户部诸事，暂理三库事务，亦身任内务府大臣之职，还获封一等忠勇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