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人重“理”，一直在尝试把“天、地、人”这三件事搞清楚，因此出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吕祖谦这些大儒。

现代人也讲“理”，比如法理、道理、哲理、物理、生理，以及管理等……不用笑，从学术角度讲，“理”涵盖了世间一切，若无“理”可依，这个世界就会乱套。包括我们码字的，也要讲个“文理”。

那么问题来了，研究这些“理”，非要盘出个“道”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也是这个世界的服务者，如果一门学问不能为人所用，产生不了能量价值，那基本可以判断它是无用的。

“理学”在两宋呈现井喷姿态，既承载了儒学，也承载了禅学，所以理学的天理是“道德学”，为神权和王权所用。简单来说，就是要维持太平，长治不衰。

可是我们看两宋，北宋享国167年，靖康之耻永载史册，灭掉北宋的是金人。金人也讲理，主打一个“蛮不讲理”，因为他们生长的土地贫瘠，不扩张土地就吃不饱饭，甚至连手工业都没有，更别说享受人生了。

南宋享国152年，比北宋还短，灭掉南宋的是蒙古人，游牧民族，虽然国号“大元”起得挺有文化，但更擅长“强词夺理”。所以他们占据天下以后，还像个客人一样，今天抢百姓点这个，明天抢百姓点那个。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民族却把“理学盛行”的两宋给灭了，上哪说理去。

你可以说，两宋灭亡是当权者无能导致的，但恰恰也说明，“理学”并没有服务好国体，那些高举“理学”旗帜的大臣们，也没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因为他们都缺少一个必要的元素，那就“和”，即天时、地利、人和。

朱熹理学的重要观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许多人听见“灭欲”就高呼他的思想是伪学说，这是不对的，更是一种误读。

“灭人欲”不是让人消除一切欲望，而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克制欲望，关于这一点，只要翻翻朱子学说就一目了然了。

实际上“灭人欲”也不是朱熹的原创，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有载：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礼记》中的“理”就是让人消除一切欲望，时代不同，春秋时期列国割据，当权者自然会希望民众服服帖帖，尊崇王道。所以朱熹把这一学说作了改进，但改得并不彻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不太契合南宋的时局。

商鞅变法尊崇的是“法家学说”，就那个时代背景而言，“法家”是最合理的治国方案，霸道王权让秦迅速强大起来，并一统六国。可是到了嬴政坐拥天下时，李斯焚书坑儒，这套理论就不管用了，于是秦再迅速灭亡。

宋廷自南迁以后，高宗不想迎回徽、钦二帝，若“二圣”回朝，他的位置就尴尬了，所以他宁可被金人追着跑，也不组织有效抵抗，更别说收复失地。

宋孝宗即位后，曾一度想过北伐，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可是符离大败，“隆兴和议”签订后，孝宗就再也不敢打了。

这个时期，朱熹的理论已经初成，曾面孝宗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表面上看，这套理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很积极，但实用性很差。他找到了问题所在，却没找到解决办法，只给了宋孝宗一个方针，毕竟他只是个书生。就北伐而言，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和《九议》效果会更好，也很有针对性，连细节都考虑到了。

所以当时的宰相汤思退驳回了朱熹的主张，北伐的事也就没能成型。

现在我们把历史往后推350年，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当时闽、赣、粤大乱，王阳明带兵平定，不久后宁王朱宸濠想要造反，王阳明再领兵平叛，把朱宸濠打得哭哭啼啼。

王阳明也是个书生，他和朱熹一样，都推崇“理学”，不过王阳明主张的却是“致良知”，即“知行合一”。

世间大理，曲径相通，毕竟都是以儒学为基础，吸纳百家。朱熹主张控制欲望，这也没有问题，人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以坚守道德底线。

可“控欲”只是一个基本素质，是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具备的，所以王阳明认为，道德意识存在于人的本心，不需要外力干扰，人只需要在 “良知”的准则内，把所认知的事做好，兼行兼修，理法就自然了。

相形之下，王阳明的理论就比朱熹更加开阔，但这并不是说朱熹的学说是“伪学”，毕竟王阳明的理论也曾参考过陆九渊、朱熹等前辈。

既然说到知行合一，在朱熹身上还发生过一件轰动朝野、古今争议的事，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就能知道朱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了。

02.

公元1182年，浙江一带发生蝗灾，宰相王淮举荐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并让他当天就上路，朱熹辞谢，因为负责纳粮的人还没有进行奖赏。

此前朱熹就在崇安、南康等地赈过灾，经验十分丰富。

等朝廷赏过以后，朱熹才赴浙，到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每天外出调查访问百姓疾苦，走遍浙东全境，单人独车，不带随从，尤其重视整肃风纪，效果明显。

巡查到台州时，有人举报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枉法、伪造官会、嫖宿娼妓等8项罪名，朱熹派人查证后，连上三疏弹劾唐仲友。

然而这三封奏疏却没有送到宋孝宗案前，因为被宰相王淮扣下了，王淮的妹妹是唐仲友的弟媳，他和唐仲友还是同乡，所以等唐仲友的自辩疏上达朝廷后，王淮才上奏。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南宋“学派”林立，相互之间多有争斗，唐仲友和陈亮为 “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的“考亭学派”与其对立，彼此都不认同。

所以朱熹得知奏疏被扣以后，又追奏三疏，并将参与此案的“营妓”严蕊抓捕入狱，移至绍兴府司理院严审。在狱中，严蕊遭遇严刑拷打近两个月，遍体鳞伤，多次昏死。

据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夷坚志》中载，绍兴司理院在审理过程中曾诱供，希望严蕊能承认与唐仲友的苟且关系。严蕊拒不招供，坚称自己冤屈，因此被时人赞为“侠骨才女”，她笔下的那首《卜算子》就和这个案子有关：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严蕊笔下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一个鼎鼎有名的才女蒙受不白之冤，而且还受到酷刑，所以这个案子的舆论让朝廷倍感压力，甚至岳飞的后人岳霖也为严蕊抱不平，以浙东提刑一职重审严蕊。

有趣的是，当这个官司打到宋孝宗面前时，宋孝宗一句“秀才之争”就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此前，宰相王淮曾荐唐仲友为江西提刑，这么一闹后，唐仲友被罢官，王淮就上书奏请孝宗，让朱熹出任江西提刑。

朱熹自然不接受这样可笑的处理结果，便主动请辞，暂隐武夷山九曲溪畔，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

而岳霖重审严蕊后，为其昭雪，出狱时问严蕊此后作何打算，严蕊就口占了这首《卜算子》。

之所以这件事饱受争议，是因为史书中的说法完全不同，首先经考证，岳霖从未出任过浙东提刑，此为谬传。

其次，陈亮与唐仲友交好，同为“永康学派”代表人物，但在这件事上，陈亮是站队朱熹的。此间事了，朱熹就与陈亮展开了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不夹私怨。

由此可见，唐仲友或确有罪行，不过是因为有宰相王涯力挺，孝宗才没有深究。

但严蕊遭受严刑拷打的确是事实，因此也不能说洪迈编撰的《夷坚志》，对这件事的记载全然有误。这件事发生时，洪迈已经60岁了，文天祥曾这样评价洪迈：我朝言治者曰庆历、元祐、乾淳，厥亦惟欧阳子、苏公兄弟、周益国、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为之缫籍粉泽，功光当时，垂休无穷，岂曰小补之哉?

能把洪迈与欧阳修和苏轼、苏辙的著述精神相比较，可见洪迈还是极受人敬重的。

尤其洪迈为人正直，其父洪皓，兄长洪适、洪遵都是南宋著名的学者、重臣，洪皓曾被金人扣留长达15年，洪迈也曾使金。

作为和朱熹同时代的人，洪迈就算不喜欢朱熹的学说，也不至于妄捏曲折，因为《夷坚志》著成时，朱熹还在世。至于说岳霖未曾出任浙东提刑，或许是作为特使暂理严蕊受诬一案，故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对这件事亦有详尽描述，细节大致与《夷坚志》同。

朱熹弹劾唐仲友，主要是贪赃枉法、私造货币、收受贿赂等，对唐仲友与严蕊之间，重点是弹劾他动用库银为40多名营妓置衣，还提前为严蕊办理脱籍，这是有违宋律的。

而且，在浙江朱熹政绩突出，赈灾有功，从种种迹象看，唐仲友难洗清白。

所以争议点就落到了严蕊一个人身上，据《宋史》记载，此事案发以后，朝廷曾诏令朱熹赶往其他州郡巡查灾情，但朱熹坐镇台州，并没有奉诏，反而再上三疏。

因此案涉及唐仲友，为避嫌，严蕊被移至绍兴司理院，远离台州审讯，朱熹不了解严蕊之事细节，也能说得通。

问题就在于，唐仲友曾私闯绍兴司理院，并殴打了审案的推官，那么到底是谁主张对严蕊用刑？诱供目的何在？

虽然绍兴不归唐仲友管辖，但浙东基本是王淮和唐仲友的地盘，为何有人非要把严蕊和唐仲友有私之事坐实？

这些疑点史书不会记载，只能靠我们自行判断了。

纵观此案，唐仲友不法事定存，不过是仗着有王淮这个后台才仅仅作罢官处理。而严蕊受刑蒙冤，朱熹作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主抓政务，也难免有失察之责。他并没有把理学思想应用到实际事件中去。

03.

朱熹出生在官宦人家，父亲朱松曾任官著作佐郎、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职，秦桧向金人求和时，朱松极力劝阻，因此遭到外放，自请为祠官，管理台州崇道观。

在朱熹14岁的时候，朱松就病逝了，因此朱熹随母亲祝氏自尤溪迁至崇安，投奔父亲的好友刘子羽，即朱熹的义父。

传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天资聪颖，5岁便能通读《孝经》，并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6岁时，朱松指日示曰，朱熹便问，日何所附？天何所附？此时就能看出他的穷理之心。

刘子羽对朱熹很好，视为己出，很重视他的教育，因此特请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老师教习朱熹。不仅如此，刘子羽还专门为朱熹母子筑建别舍，名曰紫阳楼。

18岁时，朱熹考取贡生，次年进京参加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因此，老师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正式成家立业。

公元1151年，22岁的朱熹通过吏部铨选，官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向朝堂迈出了第一步。

两年后，朱熹赴同安途中，再拜李侗为师，他一部分思想理论受教于李侗。李侗为程颢、程颐的二传弟子，朱熹曾三次求见李侗才入其门，此后几年一直在钻研学问。

公元1162年，高宗禅位，孝宗赵昚登基，旋即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圣上三札，因抗金之计被汤思退驳回，故授国子监武学博士时，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5年后，崇安发生水患，朱熹参与救灾，积累了很多经验。

随后，朱熹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意味着此时他的理论已经逐渐成熟。

他笔下的《观书有感》就是作于此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公元1169年，朱熹丧母，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6年的寒泉著述，这首《春日》就是作于这段时期。

公元1175年，吕祖谦访朱熹，两人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谈理论道，随后又一起赴信州鹅湖寺，与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相聚，史称“鹅湖相会”。

三年后，孝宗再召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农事，适逢大旱，朱熹主持赈灾，并寻白鹿洞书院废址，不遗余力地完成重建。学院重建完成后，陆九渊曾来讲学。

之后，“唐仲友案”就爆发了，朱熹虽赈灾有功，但因失望请辞，继续著述，开始广招门徒，聚众讲学。这期间，朱熹的理论已经大成。

公元1190年，61岁的朱熹知漳州，并在那里实施了改革，但因阶级矛盾激化严重，未能成功。

翌年，朱熹长子朱塾病逝，朱熹悲痛欲绝，以治子丧请祠，迁居建阳，后于考亭讲学，创建考亭书院， “考亭学派”具雏形。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朱熹这首《劝学诗》就是写给门生的诫语，学院规模越来越大。

公元1194年，宋宁宗赵扩即位，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惊朝野。朱熹临危受命，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赐紫章服。到任后，朱熹采用怀柔政策，叛民得以安抚，因此朱熹在当地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并扩建了岳麓书院。

同一年，宁宗任用定策有功的赵汝愚为相，召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故朱熹于行宫奏事，谏言宋宁宗正心诚意、读经穷理，妥善处理潭州善后事宜。

随后入殿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所以引发宁宗和韩侂胄的不满，入朝仅46日就被除服。

去官后，朱熹回建阳考亭继续讲学，但是很快“庆元党禁”就爆发了，监察御史沈继祖批判朱熹的学说为“伪学说”，列八项大罪，并效法北宋元祐党籍之故伎，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

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惨遭清算，或遭流放，或下狱。

公元1200年，朱熹忍着病痛，完成了生平所有著述，随后写下遗嘱，嘱托儿子和门下弟子努力学习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次日，朱熹衣帽穿戴整齐，靠着枕头就去世了，终年71岁。

当初，辛弃疾和朱熹曾共游武夷山，朱熹写下“克己复礼”“夙兴夜寐”八个字，分别悬挂在辛弃疾两间斋室的门上。

朱熹病逝时，“庆元党禁”尚未解除，韩侂胄一再打压朱门学子，因此无人敢去吊唁，但辛弃疾却亲自前往，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纵观朱熹这一生，为官9年，但仅在朝中40余天，每一届皇帝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谏言天子注重道德、修身齐家，灌输“格物致知”之理念。他很有治国能力，这从几次赈灾中就能看出，著述也颇丰，有自己的道统思想，可是辅佐君王之术，朱熹尚欠火候。

在古代，君者即天下，若悯天下苍生，当使君明理，找到合适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灌鸡汤，抱着“我不怕死、我是谏臣”的态度。凡事变则通，通则达。

至于针对朱熹的“伪学说”，完全是一种政治攻击。

公元1194年，太上皇宋孝宗病重，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很想在离世前再看光宗赵惇一眼。但光宗素来与父不和，不肯探望，左丞相留正恳请光宗满足孝宗最后一个愿望，可光宗却挑衣而起。

不久后，孝宗崩，光宗不执丧礼，群臣累奏不复，因此韩侂胄和赵汝愚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赵扩登基，为宋宁宗。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因辅佐有功擢右丞相，以独相的身份执政，因此遭到韩侂胄妒忌。赵汝愚亲朱熹，不但让他平乱，还入宫侍讲，推广其理学。

随后，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奏称赵汝愚乃宗亲，不宜担任宰相，遂赵汝愚遭罢免并外放。当时很多大臣都上疏攻击韩侂胄，这其中就包括朱熹，因此韩侂胄掌权后，就酝酿了“庆元党禁”。

这件事的本质还是宋宁宗厌朱熹，若宁宗坚持，韩侂胄纵然有报复之心也无计可施。

朱熹死后两年，台谏奏请宋宁宗恢复其名誉，赐恩泽。

公元1210年，宋宁宗赐朱熹谥号“文”，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时期又追封徽国公，朱熹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之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

朱熹把这一生都奉献给了“理学”，有些争议在所难免，但历史已经给出正确答案，在古代到现代的思想进程中，“程朱理学”影响巨大，成就斐然，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