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时，下令将民主同盟会领导人张澜等人秘密挟持到台湾，如不从就杀掉。

为了营救张澜等人，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在周总理的指示下，秘密联系上了特务头子杨虎。

杨虎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当我党让他帮忙营救张澜时，他衡量了一下利弊，决定帮这个忙，随后便派自己的心腹阎锦文去办这件事，阎锦文也早已看清了当时的形势，想向我党靠拢，将功赎罪，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成功救出了张澜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为阎锦文安排了工作，可是到晚年时，阎锦文生活很困难，于是便给邓颖超写了封信，请求享受离休待遇，邓颖超看信后做出批示：不要亏待了他

张澜是四川南充人，民国成立后，张澜被推举为国会议员，但在袁世凯复辟称帝后，就把国会解散了，蔡锷举兵讨伐袁世凯时，张澜受到被蔡锷的重用，被举荐为嘉陵道道尹。

张澜在任道尹期间，经过大力整顿，把川北治理的井井有条，因此深受当地民众的敬重，不久后，张澜又被升任为四川省的省长，在任省长期间，他不贪不占，一心为民，自己的妻子和其他亲人都在乡下辛苦耕作度日。

一次，他的亲兄弟找到他，不想种田，想到官府中谋个小职位，但他却断然拒绝了，他对弟弟道：“虽然我手中有些职权，但是我却不能任用亲人，你还是在家务农的好。”

1920年，张澜因公务带着两名随从前往北京，当他途经秦岭时，当地一个有名的土匪头子王三村突然出现了，王三村诚恳的对张澜说道：“张省长，现在兵荒马乱，秦岭这边很不安全，我护送您过去吧。”

张澜笑问：“咱们也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护送我呢？”

王三村道：“因为您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省长啊，所以老百姓也应该为好省长的安全着想啊。”

1933年，蒋介石以追剿进入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为名，派中央军进入四川，但是红军北上后，中央军却还驻在四川并掌控着省政务大权，这让四川大军阀刘湘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张澜当年曾经对刘湘有过提携之恩，对张澜一直心存敬佩，于是他便找到张澜讨教对蒋方略，张澜对刘湘分析道：“蒋介石心存不良，他既容不得红军，也想除掉川军，如果不让老蒋的阴谋得逞，那就必须与红军化敌为友，联合对抗老蒋。”

刘湘觉得张澜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便听从劝说，拿出二十多万两白银来接济陕北苏区，随后又说服了桂系军阀，与红军协同合作，共同对付老蒋。

当时，张澜受刘湘的委托去与我党的代表进行商谈，在1937年的时候，红军、桂系、川军三方联合，在广西达成了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我党能与刘湘建立起良好的统战关系，张澜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又回到了家乡南充，创办了一所中学，他在教学方式上，注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坚决不采用国民党党化教育方式，那时国统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是当听到蒋委员长的名字时，必须起立或立正。

张澜认为这是典型的奴化教育，他对这种个人权威之上的行为非常反感，所以他教育学生说，听到此不用起立也不用立正，正常听讲就可以了，但是张澜这种爱国民主的办学方针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当张澜的学校遭遇经费困难时，得知消息的孔祥熙表示可以拿出十万元资助他，但张澜却婉拒了。

当有人劝他，孔祥熙不缺钱，他愿意拿出去资助办学，收下又有何妨？张澜正色道：“这种人的钱怎能拿呢？他是想用这钱来封我的嘴，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种小恩小惠，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1945年8月底，毛主席应邀前往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张澜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毛主席，而当年，陈立夫曾多次劝说张澜去迎接一下入川的蒋介石，但张澜就是不去。

张澜好友鲜英的住宅特园，是民主人士在重庆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在这里商讨事情，重庆谈判期间，张澜就住在特园，毛主席还特意登门来拜访他，那次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张澜当时还给毛主席建议，把与蒋介石谈判的内容公布于众，防止他事后翻脸不认账。

毛主席听了张澜的建议，对他大加称赞。而在毛主席走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激动的对在场的人道：“毛泽东，定能得天下！”

此后，张澜坚定的站到了共产党这边，多次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蒋介石对张澜动过多次杀心，但考虑到张澜的身份背景，终究没敢动手。

1949年3月，党中央进驻到北平后，毛主席向张澜等人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也得到了张澜等人准备北上的消息，于是，便指示上海警察局长，大特务头子毛森，阻止张澜、罗隆基北上，伺机把张澜等人秘密转移到台湾。

杨森接受了老蒋的命令后，马上下令让上海警备司令部对张澜实施抓捕，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的副队长阎锦文，带人来到张澜所在的虹桥疗养院抓人。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特务，张澜毫无惧色，他语气坚定的表示，自己绝不会跟他们走，要杀要剐在这里就行，不必多此一举。

此时的张澜病情很严重，他不想被国民党抓走，去任老蒋摆布，他做好了死在疗养院的准备，这样可以把国民党的残暴曝光天下，唤醒更多的民众。

最后在医院副院长郑定竹（同盟会成员）和众医务人员的抗议下，阎锦文只好暂时放弃带走张澜的想法，而是派人24小时在医院对他进行监视。

此时身在北平的周总理，得知了张澜的处境后，非常焦急，他致电上海地下党，一定要想办法，把张澜先生营救出来。

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接到上级的指示后，迅速投入到了营救工作中，通过探查了解，吴克坚得知负责监禁张澜的阎锦文，是前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得力部下。

而杨虎当年在上海可是一个八面威风的人物，上海滩黑白两道都走得通，但后来因为争权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惹怒了老蒋，撤了他的职，此后他手中便没有了实权，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当年，吴克坚了解到杨虎与蒋介石的矛盾后，曾经多次找过杨虎，对他做了不少的争取工作，他也有向共产党靠拢的意思。

5月上旬的一天，吴克坚秘密来会晤杨虎，起初，杨虎说自己现在没权没势，这件事不是太好办，但是，当吴克坚说这是周总理请他帮忙时，杨虎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他说：“周先生托我办的事情，再难我也要办，再说了，张澜先生也是我最尊敬的人，我杨虎也没有不尽力的理由。”

最后说到阎锦文，杨虎说，这个人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三年前，周总理来到公馆来做自己的策反工作，当时阎锦文也在场，大家还一起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番分析。

周总理走后，阎锦文还表示对周总理很是钦佩，具体实施营救的行动交给他去办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是他的女婿，也是可以信任的。

随后，杨虎把阎锦文叫到了家里，说了周总理要他们营救张澜的事情，阎锦文一听这是周总理交代的事情，于是坚定的表示，自己一定不辜负周先生的信任和重托，无论如何也要把张澜先生救出来。

就在此时，毛森接到了毛人凤的电话，让奉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对张澜等人实施逮捕，不同意去台湾的，一律处置掉，总之不给共产党留下一个活口。

5月10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接到命令，把张澜和也在虹桥疗养院治病的罗隆基一起押送到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负责逮捕押送张澜的正是阎锦文。

经过一番缜密安排，阎锦文自己先来到疗养院与张澜通气，但起初张澜听阎锦文说要救自己，他根本不相信，以为这是特务的诡计，但后来阎锦文说自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帮助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志坚来营救他时，张澜才相信了阎锦文，同意配合行动。

阎锦文让张澜和罗隆基坐自己的汽车，他亲自开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过重重关卡之后，终于把人安全送到了杨公馆。

早就在此等候的杨虎和吴克坚同时长舒了一口气，不久后，张澜和罗隆基在地下党的护送下安全抵达了北平，在我党1949年9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了国家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解救张澜的有功之臣阎锦文，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把他安排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担任专员，而张澜更没有忘记阎锦文的救命之恩，阎锦文每次到北京，张澜都会热情招待，而且每次都是自己亲自作陪。

但是在我国那段特殊时期，阎锦文还是受到了波及，拨乱反正之后，阎锦文从未向国家要求过任何的经济补偿，没收的房屋财产，他也没向国家申请退还，他自己想的是，日子能过得去就不给国家添麻烦。

可是后来家里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家庭生活非常的困难，无奈之下，阎锦文提笔给全国政协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希望能把退休改为离休。

当时的政协主席邓颖超见信后，亲自做出批示：“阎锦文先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亏待了他，按照国家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完全可以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最终，在邓颖超的关怀下，阎锦文开始按照离休干部的待遇安享晚年。

阎锦文虽然以前是军统特务，做过对不起我党的事情，但他在我党的感召下，能够看清形势，迷途知返，这也是难得可贵的。

而我党也言而有信，对于为党和国家做过贡献的人，从不会亏待，也正因为他当年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张澜等人，一下子从军统特务变成了国家功臣，所以在有了后来的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