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伪的高级军官大致能够分成三种。一种是私人投伪，另一种是率部投伪，还有一种则是作战失利而投伪。为照顾那些投敌的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的颜面，日军往往以“保存对方脸面”的方式拉拢他们，避免他们背上汉奸的骂名。“曲线救国”这一旗号就是保存脸面的方式之一， “曲线救国”首先是张荫梧在1939 年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正式提出的一个名词，但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张荫梧的日记本，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说。
1940年8月，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简言之，曲线救国就是投伪反共，在名义上“暂时牺牲名誉”，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于是投降日伪以保存实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战失利的国民政府军将领在被日军击败俘虏后，常有禁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而投降，或者被周边的军事、政治形势所迫而投降的。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主要依靠正面防御。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至民国二十八年，军事委员会核定编成之游击队，超过二十八万人”。在游击战过程中，蒋介石仍以限制非嫡系部队的初衷，再加上国民政府军运用战术本身的错误，故冀察、鲁苏两战区日益削弱，成了盛产投敌将领的重灾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下辖“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新五军（孙殿英部），河北民军约相当于三个步兵师”。之后，蒋介石将残破的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调入冀察战区。同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于学忠、韩德勤为鲁苏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除原在鲁南之五十七军（缪澄流部）及苏北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外，另增加第五十一军（牟中珩部），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共七个师，约十万人。此外则为地方保安部队，计有一个师、二十四个保安旅、一个税警总队，共约十五万人”。
冀察、鲁苏这两个游击战区的兵力配置，除了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外，其余都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余部以及地方上的各类杂色武装。这些非嫡系部队深知“中央”是在蓄意牺牲自己，对“中央”的歧视与压迫非常不满。他们与同一战区的国民政府嫡系军队相互猜疑，甚至故意把战火引向并肩作战的友军。
因此，从1942年至1943年，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良诚率部投敌。1943年春，日军进攻太行山游击区，国民政府军依托阵地作战，很快陷入了绝境。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庞炳勋率所部及11 名高级将领投敌。
除此之外，还有些国军将领是在日军和新四军等共同的打击下，为求生存而投敌，或因夹在国共军事冲突和日军紧逼下，部分战败的国民政府军为了反共，往往与反共的地方武装一道投向日伪。
国民政府方面提倡“曲线救国”论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1941年，山东省胶东地区办理军校招生的事宜的少将参议林建五就公开说，“敌后坚持确实不易，逼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投伪有话说，不论时局如何变化都有出路。不能让匪党吃，道理很简单，赤化了就要亡党么！”
此外，抗战时期一些非中央军嫡系出身的将领，时常感到自己被黄埔嫡系歧视和压迫，或因为与其他国军将领的冲突与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向日伪。如东北军系统的胡毓坤、鲍文樾等，都是在国民政府没有兵权，不得志或支持汪伪政权的对日和平政策而投敌。伪闽粤边绥靖总司令黄大伟原是跟随陈炯明叛变的失意军人，汪伪的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天木原是军统的高级干部，因军统内部人事斗争失意而投伪。原属西北军系统的郝鹏举，也因为得罪胡宗南，担心自己受到杀身之祸而投奔汪政权，成为抗战末期掌握徐州地区军事力量的伪军集团将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属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为内部的人事倾轧而投敌。
国民政府军内的派系侵轧严重，苏北部分国军投降日伪就有此原因。李宗仁支持的李明扬与李长江部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关系不睦又有利益冲突，因而被韩排挤。1941年3月，李长江率部投敌。原属川军刘湘部的第144师，在国民政府更换部队主官，安插非川军系的人员时大为不满，顾祝同想方设法对其整编，于是144师师长张昌德在日伪方面的开出的优厚条件下投敌。出身西北军的孙良诚部的投敌，也同汤恩伯对其杯水车薪的援助，甚至加以吞并有关。他的投敌既同中共的冲突不断有关，也有自保的考虑和不满国民政府嫡系刁难的原因。类似孙良诚一般，由于日军的进逼，国民政府嫡系部队的压迫或内部冲突的而投敌的，可说是不胜枚举。
此外，还有希冀通过投靠日军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势力或打击自己的对手而投敌者。他们在国、共、日的权力真空地带，希望不受三者的控制，通过借日军的手消除异己，独树一帜。这一类人的代表，是张岚峰，他同样出自西北军门下。抗战时，他在家乡组织地方武力，希望在这一国、共、日的缓冲区，发展成独霸豫东一方的势力。
对于这些投敌的高级将领而言，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也不过是出于自保的私心。对民国时的地方军将领而言，有枪才是草头王，军队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敌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武器和粮饷的补充，增强自己的实力。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