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大背景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英等西方盟国对日宣战后，9日，中国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了。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协同作战，美国政府希望与延安直接接触。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对日作战不力，美国需要认真地了解延安。

就这样，有美国政府的施压，被封锁多年的延安在1944年迎来了3次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一、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访问，二、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三、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

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中外记者团的到来，是延安方面第一次接待以美国人为首的团体活动，自然十分重视。

中外记者团总领队是谢宝樵，他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副领队是邓友德，新闻检查局副局长。

外国记者有6人：一名是苏联记者普金科，其余5人是史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天主教神甫夏南汉，他们每个人都是兼任英美等国二、三家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

这5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史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很严肃的记者但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有较密切的关系，天主教神甫夏南汗对共产党抱有敌视态度。

中国记者有9人：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烺，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

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4人，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他们还带了电台，代表团路经西安时，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

记者团一共21人，他们到达延安之前，曾先到南泥湾访问了四天，王震旅长亲自接待。

6月9日，记者团离开南泥湾，来到延安。下午5时，由叶剑英同志以我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

不久，就闹了一次不愉快。

记者团的国民党电台人员，把他们带来的电台搬进交际处，预备架设发报，延安传达室的传达人员把他们挡住，发生了争执。

副领队邓友德气势汹汹地说：“电台是我叫报务人员进来架设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挡。”

交际处金城赶紧给邓讲明不准他们架设电台的理由。

又争执一阵，总领队见势不妙把副领队劝走了，电台终于没有架成。

10日，朱总司令设欢迎晚宴。晚宴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音乐会以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结束，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些隆重的活动一半是为了欢迎记者团的到来，另一半则是为了庆祝4天前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

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上的座谈。

12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外记者代表团。

会见后，毛主席宴请了记者团，很多领导同志出席作陪。晚间并请记者们观看了平剧（即京剧）。

中外记者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几天后，记者团中有人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先由史坦因私下向翻译同志探问，得到答复后，史坦因非常高兴。

结果，又闹一次不愉快。

一天，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史坦因为了采访毛主席没有参加活动，副领队邓友德在清查人数时发现没有史坦因，他大发雷霆，当众叫喊说，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人员必须统一行动，史坦因为什么不去？

等了一会，别的记者等得不耐烦了，车只好开走了。

经史坦因这么一带头，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接着几个中国记者也提出单独见毛主席，都如愿以偿了。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报告。

7月12日，中外记者都想赴八路军前线访问，领队怕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竭力阻止，后来把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去，外国记者除夏南汉跟着走了，其余的外国记者直到10月份才陆续返回，逗留了近5个月。

他们于8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

外国记者亲眼看到了八路军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对国民党的洗脑宣传更加嗤之以鼻。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许多人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

如福尔曼在1945年于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史坦因写了一本《红色中国之挑战》，武道也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

一个月后，中外记者团的访问还未结束，延安又迎来了更重要的一批客人，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

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其中1人被日军炸死，1人回华盛顿被捕

18人“美军观察组” 中的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有步兵、航空兵及信号兵和军医等。

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日军的作战情报，了解共产党军队的实力，考察中国北部地区的气象、经济等情况，探索以后的军事合作等。

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一批9人抵达延安，8月2日，第二批9人也到达延安，毛主席到机场亲自迎接。

“美军观察组”里有三个“中国通”，组长包瑞德，1924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

当史迪威将军提出组长必须是一个共产党能够接受和尊重、会说中国话的美国军官，52岁的包瑞德上校就成为最佳人选，他性格幽默随和，待人宽厚。

另外两个“中国通”是35岁的谢伟思和戴维斯，他们都是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而且，他们俩都出生在四川，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不仅能说汉语，还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往延安派驻“美军观察团”最早就是他们俩提出来的。

为使美军观察组成员尽可能地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叶剑英、彭德怀、罗瑞卿、聂荣臻、林彪、贺龙、陈毅都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军队抗战的情况。

朱德、周恩来等则经常不拘形式地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会见和交谈，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美军观察组”还到部队前线亲自考察，8月24日, 观察组成员到南泥湾观看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的训练，9月14日~11月5日, 观察组成员科林、约翰和希契3人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10月17日~21日，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去绥德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10月9日~11月下旬，观察组成员、军医卡斯伯格与3名西方记者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考察八路军前线部队的医疗情况，1944年10月~1945年2月，观察组成员卢登、彼得金、多姆克等5人花了4个月时间，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1945年1月，该小组成员惠特塞在太行山区一个村庄考察时，不幸与日军遭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朱德闻讯后亲自到美军观察组驻地表示慰问，并将美军观察组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塞纪念堂”，同时题写了匾额。

美军观察组还有一项任务，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共营救了102名美军机组人员和其他军事人员，中国军队也付出了110人的代价。

对美军观察组几个月的工作，史迪威将军非常满意，为表彰观察组特别是包瑞德的成绩，驻华美军总部决定授予他个人一枚荣誉军团勋章。

毛主席等中共领袖们都来参加授勋仪式，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为包瑞德献上了鲜花。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毛主席与谢伟思多次谈话，谢伟思把谈话内容写成客观报告，经美国大使馆发回华盛顿，这些报告也为谢伟思带来了灾难。

可是，正当延安和美军观察组协同工作时，1945年1月，对我党持友好态度的包瑞德、戴维斯被调离美军观察组，不再返回延安。

更可怕的是，6月，美国又发生“美亚事件案”，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

谢伟思第二天被无罪释放，但他一直受到排剂，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随着中美关系缓和才得以从这场冤案中解脱出来。

1946年3月11日，美军飞机接走了最后3名美军联络员，至此，历时963天的美军延安观察组的使命被划上了句号，当天下午，国民党的飞机就轰炸了延安，18日，党中央放弃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正如毛主席和谢伟思第一次见面时预言的那样，观察组一撤走，内战就全面爆发了。

就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三个多月后，也就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飞抵延安，调停国共关系，情节更加曲折。

到访延安美国最大的官：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

在与美军观察组的外交活动中，大体情况是开始多友谊，后来多斗争。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他是带着蒋介石的五条方案来的，毛主席和赫尔利经过4次艰难会谈，终于在11月10日又达成新的五条。

但赫尔利回重庆后，彻底地倒向国民党一方，他和蒋介石一样，言而无信，做了许多违反“协定”的事。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赫尔利扮演了“小丑”的角色，事实证明：他不了解蒋介石，更不了解毛主席。

在这几次外交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人用真心、真诚、热情的接待赢得了美国来访者的心，但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也没有争取到急缺的武器，却锻炼了一批外交人才。

从此，延安打破了封锁，自信、坦荡地步入世界舞台，挺起腰杆走自己的路，扬眉吐气办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