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去苏联的路上，走走停停，这意谓着她离开的决心，也预示她之后的路曲折艰难

前排左二起：王定国、刘英、谢觉哉、徐梦秋、彭加仑、王富贵。后排左起：赵元德、蔡光播、贺子珍、钟赤兵、蔡树潘、蔡元德、朱良才等。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刘英自述》中回忆：“她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1937年11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刘英回忆：她临走时，毛主席来她家窑洞同闻天商量，说林老(伯渠)从西安来电报，贺子珍想同刘英他们一起到苏联治病，征求毛主席意见，毛主席表示让她去吧。毛主席还嘱托刘英，政治上要帮助贺子珍提高，要让她多读点书。当时毛主席无意同她离异，而是有心言归于好的。

贺子珍是1937年10月离开延安，来到西安。贺子珍在西安停留期间，碰见了正从上海路过西安，准备去延安的张文秋，张文秋带着7岁的女儿刘思齐，没想到，10年后，张文秋成了毛岸英、毛岸青的岳母，缘份就是这么神奇！

当时，贺子珍和张文秋还一起去理发店，贺子珍问张文秋：你在白区待那么多年，白区的妇女都留什么发型？我理什么发型合适？

张文秋建议贺子珍去上海还是烫发，可见，贺子珍原本打算去上海看病。

无奈，“淞沪会战”正激战，这时，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从上海辗转南京、武汉、回到西安，她极力劝说大嫂不要去上海。11月12日，上海沦陷，贺子珍打消了去上海的念头。

正在贺子珍进退两难时，刘英一行伤员被送去苏联看病，这一行人中，蔡树藩打仗时被炮弹片削掉了右胳膊；徐梦秋冻坏双腿截肢；钟赤兵在长征中右腿负伤锯了，他们都要到苏联去配假肢；刘英在长征中犯下了肠胃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结核，他们这几个人是第一批去苏联治病、学习的。

贺子珍一行人到了兰州，因为要等飞机又停留近一个月，在此期间，贺子珍和战友们留下了两张合影。

正巧，在兰州遇上王明、康生、陈云等人回国。王明在贺子珍的一生中，虽然没见过面，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王明架子大，他听说有中国同志去苏联，派陈云到兰州办事处打电报同延安联系飞机着陆标记等事，顺便看望了贺子珍一行，还送给他们一百美元改善生活，他们交给了办事处主任谢老。

1937年12月25日，《谢觉哉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十二月二十五日阴

晨，徐、蔡、贺、钟、刘五人飞迪，他们等了将近一月，如鸟出樊笼，欢喜无限。

贺子珍一行终于在兰州坐上苏联运军火的飞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徐梦秋听从苏联回来的邓发说苏联搞肃反很厉害，他害怕了，便留在新疆当了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后来跟着盛世才叛变了，随之，毛泽民三人血洒新疆。

28岁的贺子珍在这种背景下赌气去了苏联，她为自己年轻气盛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也从这里开始，贺子珍的一生被分割成两截，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像消失了一样。

一年多的快乐生活转瞬即逝，一个一个不幸接踵而至

1938年2月，贺子珍一行来到莫斯科，住进柳克斯宾馆，这里曾是共产国际的接待公寓，是贺子珍到莫斯科的第一个落脚点。

在柳克斯公寓，王稼祥（他代替王明任驻国际代表）交代他们千万注意，不要同过去认识的苏联人和中国人随便接触、联系，不然要惹祸的。

1938年4月初，贺子珍在莫斯科谢琴诺夫妇产医院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为了不耽误学习，她把孩子放在托儿所，课余时间去喂奶，晚上把孩子带回宿舍。

这时的贺子珍学习很认真，也很乐观，离开延安时的怄气情绪烟消云散，上课时和学员常争得面红耳赤。她还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告诉他生了个男孩，长得很象他，连同在兰州拍的一张照片一起捎回延安。

她完全没料到，小男孩6个月时染上流感，20来个孩子交叉感染（大部分是东北抗联女人生的，抗战时期撤到苏联），没药可用，不久就夭折了。同时夭折的不只一个，还有刘英的孩子。

贺子珍悲痛欲绝，她抱着变冷的儿子不肯放手，不让战友们把他埋掉，同贺子珍一起学习的贺诚、钟赤兵等人怎么劝都不行，只得强行把他抱走，埋在学校后面的花园里。

贺子珍把小男孩的照片放在床头，日夜看着他，她还经常来到校园，坐在长凳上，看着那个小土丘哭泣。同她一屋住的王美兰发现她的枕头上常常有大片泪痕。

这个打击已经够沉重了，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

有一天，读报员读到了一条消息：

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读这条消息时，贺子珍在场，她态度镇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贺子珍再上课时老走神，失眠头痛的毛病更严重了，失魂落魄的她无法坚持上课，好在这里是边治病边学习。

此时，毕业的学员或有任务的同志陆续回国，毛主席得知贺子珍的状况，把4岁的娇娇送到了苏联。

1941年2月初，娇娇来了，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生活也乱了套，是走？是留？贺子珍有难言之隐

娇娇的到来确实让贺子珍惊喜，节假日、周末时，毛岸英、毛岸青也来贺妈妈这里团聚。

毛岸英兄弟比贺子珍早一年到苏联，他们住在国际儿童院，她对兄弟俩非常疼爱，兄弟俩爱贺妈妈，哥哥疼妹妹，妹妹爱哥哥，四个人都爱这个家。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突然爆发，苏联人民的生活都转入战争轨道，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也乱了套。

中国同志已一批批地回国，和她一起来的刘英和蔡树藩已于1939年3月回国，钟赤兵的情况最曲折，他和几名中国同志回国时被留在蒙古边境好几年，战争结束，穷困潦倒地又回到莫斯科。

贺子珍一会儿决定走，一会儿又决定留，一时举棋不定。

蹇先任（贺龙妻子也已婚变）决定回国，她动员贺子珍同她一起走，“这是别人的国家，你在这里永远是作客，还是回去的好。”

贺子珍有她的难言之隐，蹇先任也猜到了，主要是不愿意看到毛主席和新夫人在一起。

蹇先任也是长征过来的女红军，她曾背着18天的女儿走完长征，此时她也和贺子珍一样面临着婚变，但她的抗压能力比贺子珍强。

蹇先任又劝道：“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已经扩大了很多，你可以不去中央，到其他地方去。”

贺子珍说：“那人家会怎么看我。”

蹇先任说：“你管人家怎么看你呢，你不回去人家就对你没看法吗？”

最终，倔强的贺子珍没有接受战友的劝告，她决定留下来自食其力。

在她决定留下那一刻，善良的她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以后的结局。

存放在档案馆里的两封“求救信”让人泪目

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为了追寻外公毛泽民的足迹多次来到俄罗斯。贺外婆、舅舅毛岸英、毛岸青这些亲属的档案他也不会放过。

费了好大劲，曹耘山才找到一个名叫“文云”的档案，她就是贺子珍。

曹耘山在这份卷宗的借阅签名表上签字时大吃一惊，上面竟然没有一个签字。也就是说，这67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借阅过这份档案！

档案里两封贺子珍写给共产国际的亲笔信，字字句句描述着她当时的窘迫和艰难。

从这封信的开头可以看出，贺子珍是1941年7月28日从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到达距莫斯科约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和贺子珍一起来的还有林彪的妻子张梅及几个月的女儿林晓霖，她和贺子珍的情况差不多，婚姻也遭到打击。

第一封信的末尾显然是请求“小张”帮忙安排工作，“那我们吃饭成了大问题，不然，他们把我们赶回莫斯科又奈何呢！”

第二封信正是战争残酷时期，她一天只有400g的黑面包（贺没正式工作），饿得刚拿到手里就一口吃完了，还要干活、种菜、织毛衣供应前线，小孩子有600g的面包供应，而有的职员有800g面包供应。最困难的是没有炉子没有电，零下三四十度，大小便都在房子里，为了维持生计，她把手表、自来水笔、衣服都卖了换取食物…

贺子珍的求救信显然是收到了，但从结果看，贺子珍希望“快点换到其它地方”的请求没人理会，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5月解散，她还不知道。

苏联正在抗击德国法西斯，谁还能有更多的精力来帮助她呢？

我很好奇，收信人“小张”是谁？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和孙维世两个姑娘算是幸运的，当时留在莫斯科的只有她们两个和苏联机关的少数几个中国同志，她俩紧紧抓着“组织”中的苏联人一起逃难（可能因为她们是学生），虽然饿得很瘦，几年来她们没有流落街头。

2006年，林利写了《往事琐记》一书，记录了当时中国同志的悲惨经历，她逃难时曾跟“小张”在一起工作过，她表示难以容忍“小张”对她的居高临下和仗势欺人的狂妄自大。

“小张”名叫曾秀夫，他在苏联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工作，是紧跟王明的，他主要是向上反映中国人的情况，对中国人傲慢得鼻子朝天，对不少中国人搞诬陷、嫁祸，他怎会救助落魄的贺子珍！

前排右起：张梅、林晓霖、韩铁生老师、李敏、朱家瑞（韩铁生妻子）、韩模宁（韩铁生儿子），后排左为李特特（蔡畅之女），右为贺子珍。

贺子珍像一叶小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孤独无助地漂泊。这时，国际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名叫玛尕洛夫，他强行把贺子珍送进了精神病院，伴随着声声凄厉的喊叫声，这叶小舟被巨浪打翻海里。

贺子珍想法自救，她从精神病院发出一封信

至于为什么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贺子珍也糊糊涂涂，她不愿意回忆这段时光，每次回忆都噙满泪水。

事情的起因是娇娇生了一场大病，一连9天不省人事，医生已经把她送到太平间副室，这里都是临危的病人，贺子珍看到女儿时肝肠寸断。

她苦苦哀求医生，“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就回来。”

她回家拿出值钱的衣服卖掉，买回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她把娇娇的牙齿慢慢撬开，一滴一滴地喂…终于，终于，终于，娇娇苏醒了。

贺子珍决定把娇娇带回家精心护理，没热水、没电、没炉子，护理的难度可想而知，悄悄用个灯泡取暖也有人来查，不管多难，娇娇一天天好起来。

一天，儿童院的院长找她谈话，说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儿童院了，你也应该马上去干活。

贺子珍解释说：娇娇的病还未完全好，我再照顾几天。

那位院长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

这个新来的院长玛尕洛夫，他对中国人非常歧视，对中国孩子也总是挑刺儿找茬儿，大加呵斥。孩子们吃不饱饭，他们夫妇还从中克扣，大点的孩子总眼气他家的餐桌上不断肉。

贺子珍语言不通，说话又急躁，这种侮辱性的话谁也无法接受，更何况贺子珍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女将。

连日来所有的不满，一下子迸发出来，她同院长吵了起来，院长叽哩哇啦说了一堆，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几天后，一群穿白大褂的苏联人把贺子珍强行带走，送进了精神病院。

谁能想到，一个儿童院院长居然不经医生诊断，就随意把一个中国职员送进精神病院，原因竟然是冒犯了他。

在精神病院，从反抗到反思，从反思到自救，贺子珍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不忍细写。

终于有一天，医生暗示她：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她向一位态度温和的女护士要了一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信封，又一封求救信发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柳克斯公寓，此时，二战已经结束，贺子珍也不知道。

左等右盼，1946年，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先后到苏联看病，他们在柳克斯公寓见到了已经在莫斯科上大学的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听孩子们讲起了贺子珍的遭遇，随即与苏联方面交涉，贺子珍终于重获新生。

1947年春，贺子珍带着娇娇和毛岸青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祖国有爱她的亲人和战友，更有护佑她的亲密战友毛主席，这一年，贺子珍38岁。

十年的南征北战，十年的异国他乡，这苦，这累，怎么能让一个人吃？有人说：苦难能使人崇高，这句话更贴合“双枪女将”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