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6年的延安，春风拂过这片红色圣地。毛岸英刚从苏联归来不久，正准备前往乡下体验生活。临行前，他忽然想起在莫斯科红十字会看到的那封信，便向父亲毛泽东询问了一个让他好奇已久的名字——＂赤英＂。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却让毛主席的神情顿时变得凝重。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一个小女孩的名字会让两位革命领袖如此关注？这个流落他乡的中国女孩，她的身世和经历又有着怎样令人揪心的曲折？
一、寻找赤英的信
1945年6月的莫斯科，战火刚刚平息。毛岸英来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办理回国手续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线索。当天负责接待他的是一位相熟的工作人员伊万诺夫。在等待文件的过程中，毛岸英注意到伊万诺夫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叠从各地转来的信件。
其中一封信引起了毛岸英的注意，信封上用俄文书写的地址显示这是一封寄给共产国际的信件。伊万诺夫解释说，由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这些原本寄往共产国际的信件都转到了红十字会。这封信是从波兰寄来的，信中提到一个自称＂赤英＂的中国女孩正在寻找她的父亲。
在得到伊万诺夫的许可后，毛岸英仔细阅读了这封信。信中提到，写信人曾在国际儿童院学习，但没有透露父亲的具体身份。从信的内容来看，这位女孩应该是在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时与其他儿童一起被疏散，后来辗转到了波兰。
这封信的时间是1945年初寄出的，经过几经转折才到达莫斯科。信中除了提到自己的中国身份和国际儿童院的经历外，还特别提到希望能通过共产国际找到在中国的家人。
毛岸英对国际儿童院并不陌生，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曾与那里的许多中国革命者子女有过接触。但＂赤英＂这个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许多革命者的子女都使用化名，这个＂赤英＂很可能也是一个代号。
为了不遗漏任何细节，毛岸英仔细记下了信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发信地点是波兰华沙近郊的一个难民安置点，时间是1945年2月，信中还提到了一些在国际儿童院的具体细节，这些都可能成为寻找线索的关键。
在办完回国手续后，毛岸英向伊万诺夫承诺会将这个情况带回国内查证。考虑到当时许多革命者的子女都在战争中失散，这封信的背后很可能牵连着一个重要的革命家庭。此时的毛岸英还不知道，这封看似普通的寻亲信，实际上牵动着中国革命军队最高统帅之一的心。
这封信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重要线索：一端是在波兰辗转求存的中国女孩，另一端是在延安日夜牵挂女儿的朱德将军。而这个故事，要等到半年后毛岸英回到延安，才终于揭开谜底。
二、身份之谜的揭开
1946年1月的延安，寒风凛冽。毛岸英在即将启程下乡之际，向毛泽东询问了这个萦绕在心头半年之久的名字。当＂赤英＂两个字从毛岸英口中说出时，毛泽东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脸色变得异常严肃。
＂赤英就是朱老总的女儿朱敏。＂毛泽东道出了这个困扰多时的谜底。这个名字的来历颇具深意：赤与朱同属红色，既是为了隐藏身份，也寄托着朱德对女儿的期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赤＂字往往与忠诚、赤诚之心相联系，而＂英＂字则代表着卓越和才能。
这个命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40年底，在延安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期间，几位革命领袖就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革命领袖们既要指挥全局，又要考虑子女的安全与成长。毛泽东提议将这些孩子送往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人才。
朱德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在为女儿办理赴苏手续时，他特意选择了这个充满革命寓意的化名。当时在场的几位领导人都认为这个名字既保护了身份安全，又寄托了革命希望。
在延安时期，革命家庭的子女大多使用化名。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是一种革命传统。例如，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曾用过＂红儿＂的化名，刘少奇的儿子曾用＂向东＂为名。这些名字都包含着父辈对子女的期望和革命理想的传承。
得知＂赤英＂就是朱敏后，毛泽东立即安排人通知朱德。当时朱德正在陕北前线指挥作战，接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派人联系苏联方面协助寻找。通过外交渠道，很快就确认了朱敏的具体位置。
这个消息传来时，延安的干部子弟学校里还保存着朱敏留下的一些物品。1940年朱敏在延安短暂停留期间，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一个月。她的一个笔记本上还留着用稚嫩的笔迹写下的＂赤英＂二字，这成为了证实她身份的另一个佐证。
这次身份之谜的揭开，也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同时也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众多革命领袖的子女被送往苏联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改用了化名，带着革命理想和父辈的期望，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战争的阴云很快就笼罩了这些年轻的学子。
三、战火中的转折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突然越过苏联边境发动进攻。这一天，正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朱敏和其他中国儿童正准备参加一场文艺演出。但演出还未开始，防空警报就突然响起。国际儿童院的工作人员立即组织所有孩子进入防空洞。
当天下午，莫斯科方面便下达了紧急疏散令。根据事先制定的预案，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被分成几个群组，由不同的工作人员带领，向东部安全地区转移。朱敏所在的群组与其他十几名中国儿童一起，被安排搭乘最先启程的一批疏散列车。
疏散过程异常仓促。孩子们只来得及收拾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甚至连个人档案都来不及完整转移。这也为后来查找身份带来了诸多困难。疏散列车走走停停，有时要临时改道，有时要在野外停留。期间，由于德军空袭，朱敏所在的群组与其他几个转移群组失散。
7月中旬，在一次空袭中，朱敏所在的火车被德军战机发现。列车被迫停在一片树林中躲避轰炸。就在这次混乱中，朱敏与照看她的工作人员失散。当时还有另外三名中国儿童与她同行，他们在附近农民的帮助下，躲进了一个偏僻的农舍。
这个农舍的主人是一位波兰老妇人。她冒着极大风险收留了这些孩子。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老妇人对外宣称这些是她远方亲戚的孩子。朱敏和其他孩子则被叮嘱不能说中文，只能用简单的俄语交谈。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得知了这些中国儿童的处境。通过秘密联络网，他们设法与莫斯科方面取得了联系。然而，由于战事吃紧，加上通讯困难，营救计划一再推迟。
1941年秋天，德军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专门寻找流散的苏联人员和其他国家的侨民。老妇人的农舍也未能幸免。一次突击检查中，朱敏和其他三名中国儿童被德军发现。由于无法证明身份，他们被视为＂可疑人员＂，随后被送往集中营。
在被押送途中，朱敏遇到了另外几名从其他地方被抓获的国际儿童院的学生。他们商定在集中营中互相照应，同时约定对外统一说法：声称是战前在当地居住的平民，以此来掩护真实身份。这个决定在后来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保护了他们自己，也保护了其他仍在流散的革命者子女。
到1941年底，原本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儿童，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失散。其中一些人辗转到达了苏联后方安全地带，一些人在当地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隐藏了起来，而像朱敏这样被关进集中营的，至少有七人。这些散落在东欧各地的中国孩子，就这样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战时生存。
四、集中营里的四年
1941年末至1945年初，朱敏在波兰集中营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四年。这座位于华沙郊外的集中营关押着来自各国的平民和战俘。在这里，朱敏遇到了另外两名来自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女孩，她们分别是来自上海的林小梅和来自四川的王华。
集中营的日常生活极其严酷。每天清晨四点，囚犯就要起床接受点名。之后是一天的强制劳动，主要是在附近的军工厂从事零件组装工作。由于朱敏和其他两名中国女孩年纪尚小，被分配到了较为轻松的工作——在缝纫车间制作军服。
1942年春天，集中营来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德国军官。这位军官原本在中国待过多年，此时被派来审讯营中的东方面孔囚犯。朱敏和其他两名中国女孩在此前就约定好了统一口径：她们声称是战前在波兰经商的华侨子女，因战乱无法回国。这个说法最终得到了德方的认可。
集中营的伙食极其简陋，每天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碗稀汤。1943年冬天，由于战况吃紧，物资供应更加紧张。朱敏所在的缝纫车间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却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朱敏和其他囚犯开始秘密培育一些蔬菜。她们在车间后的一小块空地上，利用工作间隙种植了一些萝卜和白菜。
1944年夏天，随着苏军的步步逼近，集中营的德军开始准备撤离。8月1日，华沙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控制了集中营附近的地区。在混乱中，一些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趁机潜入集中营，策划了一次营救行动。朱敏和其他十几名囚犯在这次行动中成功逃脱。
逃出集中营后，朱敏和其他幸存者被安置在华沙郊外的一个地下组织安全屋中。在这里，她第一次有机会写信向外界求助。经过波兰地下组织的协助，这封信辗转寄往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这就是后来毛岸英在莫斯科红十字会看到的那封信。
1945年1月，苏军解放了华沙。朱敏和其他幸存者终于重获自由。当地的苏联军事指挥部得知这些中国青年的身份后，立即向莫斯科方面报告。然而，由于战后各地交通中断，加上大量难民的安置工作，朱敏等人仍然滞留在波兰近一年时间。
在集中营的四年里，朱敏用针线在衣服内层缝制了一个暗袋，里面装着她在国际儿童院时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她和其他中国儿童在一起的场景，背面写着＂赤英＂两个字。这成为后来确认她身份的重要证据。在集中营里，这张照片是她唯一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物件，也是她与过去生活唯一的联系。
五、重返延安
1946年2月初，在苏联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朱敏终于踏上了返回延安的路程。这次长途跋涉历时三个月，途经蒙古、外贝加尔和东北地区。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位在欧洲找到的中国青年，他们都是战前被送往苏联学习的革命家庭子女。
返程队伍从波兰出发时共有12人，其中包括在集中营相识的林小梅和王华。途经莫斯科时，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他们在当地休整了两周。在莫斯科期间，朱敏见到了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正是通过毛岸英，延安方面才最终确认了朱敏的身份。
3月中旬，队伍到达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在这里，中共驻蒙古代表处派人前来接应。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了主要交通线路，返回延安的路线必须经过人迹罕至的草原地带。代表处专门为他们配备了向导和骑乘用的马匹。
穿越蒙古草原用了整整一个月。白天赶路，晚上借宿在牧民的蒙古包中。其中有一段路程恰逢春季融雪，队伍被迫在戈壁滩上停留了一周，等待地面结冰后才能通行。期间，朱敏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下了这段艰辛的旅程。这本笔记后来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
4月底，队伍抵达东北解放区。这时候，朱德正在东北前线指挥作战。得知女儿即将回到延安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警卫员前往接应。然而，由于战事紧张，父女二人未能在东北相见。
5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朱敏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这时的延安正值春暖花开，杏花遍布山间。当年送别时还是个少女的朱敏，此时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青年。抵达当天，延安女子大学的师生们专门组织了一场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朱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康克清。
一周后，朱德从东北前线抽空回到延安，父女终于得以团聚。朱德特意带来了一件礼物：那是一本194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语童话集，书的扉页上还留着当年朱敏用稚嫩的字迹写下的＂赤英＂二字。这本书是在整理国际儿童院的物品时找到的，经过多方转折才辗转带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朱敏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她被安排在延安女子大学教授俄语，同时协助翻译一些苏联的教材。她的课堂上经常会讲到在苏联和欧洲的见闻，特别是关于战争年代普通民众生活的故事。这些亲身经历的讲述，为延安的革命教育增添了生动的一课。
当年和朱敏一起返回延安的12人中，有8人后来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担任了重要工作。他们的经历成为了一段特殊的革命教育史，也见证了中国革命青年在战火中的成长历程。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室里，至今还保存着朱敏在集中营时用衣物暗袋保存的那张照片，以及她从波兰一路记录到延安的日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