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妓家始于东周，该行业的“祖师爷”是管仲。笔者认为，在东周以前也有许多从事皮肉生意的女人，只不过这种行业在东周规范化、国有化，所以后人才会认为春秋齐国是妓家的发源地。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管仲算不上妓家的始祖，但他却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为了增加齐国的财政收入，管仲建议齐王在宫中开设“内闾”，一次性解决了七百多名妓女的就业问题，且让这一群体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虽然“官方妓院”并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价值观，但在那个思想尚不开化的年代，管仲开设的“内闾”有效地解决了齐国的经济问题。
其实不只是现代人对管仲的“内闾”嗤之以鼻，当时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不少齐国百姓都抵触管仲开设官方妓院这件事。《东周策》中提到：
“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
虽说齐国并不是妓女的发源地，但世界上最早“禁娼”的声音便是从这里传出的。
不过，虽然当时这件事在齐国掀起轩然大波，但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齐国的娼妓行反倒蓬勃发展，促进了国家经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因为当时满嘴喊着“禁娼”的士大夫们，下班后就钻进了“内闾”，所谓“禁娼”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罢了。
到了秦汉以后，管仲的制度被保留下来，并演变成更加完善的“乐户制”及“官妓制”，老百姓们上行下效，民间亦出现了“青楼文化”。虽说“青楼”这个话题有些暧昧，但我们无法否认这就是古代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唐朝时期，朝廷开设了许多国有妓院，朝廷的大臣们经常在下班后结伴支持“国企发展”，跑到妓院中放松身心。为了犒劳文武百官，朝廷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会为官员报销嫖资。
活在长安的老百姓，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街市上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妓院，每到晚上整个长安城歌舞升平。不同于现代人闻“妓”色变，在唐朝嫖妓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反而是一种风雅之举。达官显贵与文人墨客们流连于烟花之地，毫不避讳，就像我们逛夜店一样。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将古代嫖客想得特别龌龊，他们去妓院的目的并不单单是发泄性欲。唐朝妓院中有许多娱乐项目，包括琴棋书画、吟诗作对、舞蹈、杂耍等。气氛也并不是现代人想象的那般乌烟瘴气，比较清雅。
相传，唐朝的大臣欧阳詹爱上了一名风尘女子。可惜红颜薄命，两人相处没多久女子便染病离世了。欧阳詹听说这件事后，请假来到妓院，趴在情人的棺材上失声痛哭，后来干脆自杀为其殉情。
让人意外的是，欧阳詹的行为非但没有受到当时的舆论谴责，还得到不少士大夫的理解，当时人们都说欧阳詹是个重情重义的家伙。从这就能看出，当时的老百姓对官员嫖妓这件事早已司空见惯，而嫖妓这一行为也不会被视作道德品质败坏。
不过，唐朝人之所以会对妓家如此宽容，完全是因为唐朝相对开放的风气所致。到了宋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人的思想越来越保守，特别是在民间，劳苦大众对“嫖妓”这种破坏家庭和谐的行为深恶痛疾。于是，宋朝初期民间掀起了一阵“道德禁娼”的热潮，老百姓不再包容妓女和嫖客。
不过，娼妓行毕竟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仅靠“道德禁娼”，显然是于事无补的。宋朝时期的妓家五花八门，从官妓、营妓、家妓到私人形式的暗娼应有尽有，从事这一职业的，有敌国的俘虏、丧偶的寡妇、罪人家的女眷以及单纯为了赚钱的卖身女。当时宋朝禁娼的力度不足，是很容易理解的，若取缔了这一行业，这些女人将面临失业的风险。
不过，朝廷命令禁止了“逼良为娼”这种情况，从准入机制上防止民风败坏。此外，宋朝统治者针对性消费者的性消费行为也做出了一定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肩负社会责任的官员因嫖妓影响公职。宋仁宗登基后，颁布了这样的禁令：负责刑狱的官员禁止出入妓院，这是为了防止执法人员因嫖妓耽误执法工作，或遭人利用。
宋神宗上台后，扩大了禁令的范围，不只是刑狱人员，监察官员也被收录入禁令中。不过，为了防止这群被“区别对待”的官员不满，宋神宗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一年中可以“放松”一天。宋神宗生日那天，禁止监司嫖妓的禁令会临时解除。因此，每到这一天，监司人员便会成群结队地出入风月场所，将他们这一年的积郁全部发泄出去。
时人用一首诗描绘了那一天的场景，是为：
“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到了明朝，朝廷“禁娼”的力度越来越放松。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但不认为嫖妓是一种道德风气败坏的表现，反而大力提倡。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朱元璋在秦淮河附近开设了十多家妓院。
起初，来秦淮河畔上班的妓女很少，为此朱元璋还从各地搜罗了不少“经验丰富”的女人，将她们安排到岗位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朱元璋的初衷与东周时期的管仲差不多。明初经济萧条，国库紧张，朱元璋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带动“内需”。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官员们带头消费，所以娼妓业的发展在明初迎来了巅峰。不但当时达官显贵的宴会中会出现妓女的身影，连官员的日常应酬也可以在妓院进行。
不过，虽说妓院让国库充盈了，但妓院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明初的官设妓院破坏了多少家庭，酿成多少人间悲剧，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当时民间“禁娼”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朱瞻基登基之前，就看到了官妓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朱瞻基上台后，立即下旨取缔了官妓，并明令禁止官员嫖妓。可惜的是，朱瞻基将重点全部放在官妓上，对私妓的取缔力度不足。
朱瞻基的禁娼政策出台后，土豪乡绅们立即拿出了对策，他们在家中养起了家妓，巧妙地打了朝廷“禁娼”的擦边球。随着官妓被取缔，各地出现了许多失去生计的妓女，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开设暗娼。因此，朱瞻基虽然下旨“禁娼”，但妓家并没有灭绝，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朱瞻基驾崩后，后来的明朝统治者再次放松了对娼妓的限制。明末清初，秦淮河畔盛况空前，远胜于明初。不但秦淮河两岸坐落着一排排妓院，连河中都飘着数不清的画舫。清人所著的《板桥杂记》，其实就是一本官员、学生、文人的嫖娼记录，其中记载的“秦淮八艳”则是秦淮河畔最抢手的八名妓女。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妓家的限制多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出台相应的刑法，因此娼妓业的发展从未停步。
不过，到了清朝，妓家的日子便不再好过了。
康熙上台后，先后多次重申“禁娼”，并颁布明文规定：
“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登基后，进一步加强了处罚力度：
“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其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研究“禁娼”这个问题，有不少皇帝都将其付诸实践。不过，只有清朝皇帝算是“动了真格”，将“道德禁娼”变为“法律禁娼”。饶是康熙、嘉庆颁布了更加完善的限令，但“禁娼”的效果始终差强人意。
清朝时期的官僚体制存在缺陷，因此不少私娼都与地方官有所往来。这些私娼的消息十分灵通，每次朝廷加大力度“扫黄”时，他们总能第一时间收到风声，“集体消失”。因此，《扬州鼓吹词》的开篇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
“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由此可见，清朝皇帝提出的“禁娼”制度并不完善，很容易被私娼钻空子。在清朝末期，娼妓业再次繁盛。由于西方列强敲开了国门，商业经济使娼妓业复苏。此外，朝廷出台的“禁娼”政策越来越松弛，无法对私娼形成约束。更重要的是，同治皇帝非但没加大“禁娼”的力度，反而走在嫖娼的最前沿。统治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穿着便装微服出巡，到花街柳巷中释放性欲。
总而言之，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娼妓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鼓励，有的禁止，反反复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禁娼”才成了现实。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明确规定：“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