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犹如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短暂而耀眼。从隋文帝杨坚开创基业，到第二个皇帝隋炀帝杨广终结，它的存在仅仅38年。这个朝代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在隋朝建立之前，中华大地被众多小国分割，战争的硝烟弥漫着整个大地。隋文帝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气，一个个地征服了这些国家，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隋文帝的治国之才、军事策略和英勇精神使得他能够在混乱的时代中脱颖而出，完成了一统中华的伟业。他的功绩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他对于国家建设和民生改善的重视。隋朝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展现出了一个盛世的景象。

杨坚（541年7月21日—604年8月13日），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年号是“开皇”，历史上就将隋文帝统治的这23年称为“开皇之治”。

开皇元年（581年）至仁寿四年（604年）在位。小字那罗延，鲜卑姓普六茹，杨坚掌权后恢复杨氏。

杨忠(507-568年)，字于，小名奴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北魏至北周时期大臣，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隋文帝杨坚之父。

杨坚出身于西魏阀阅之家，为西魏名将杨忠之子。北周时他继承父爵，封隋国公，北周武帝宇文邕娶杨坚之女为妃子，故此杨坚在北周地位显赫。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去世，其子宇文赟继位，即北周宣帝。宇文赟荒淫残暴，导致北周政治腐败。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宇文赟病重，召杨坚入宫托付后事。杨坚在宇文赟病死后掌握朝政大权，任命宇文泰外甥、大将军宇文护为辅政大臣。同年五月，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改元开皇，建立隋朝。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派晋王杨广、高颎等率大军攻入建康（今南京），俘虏了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人，灭亡了陈朝，统一了中国。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隋文帝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改革官制、修订律令、兴办学校等，使隋朝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在仁寿宫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葬于泰陵。

如废除北周六官制，建立三省六部制，开创了三权分立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为中国后世封建王朝中央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

隋朝初期的州的数量是东汉时期的20倍。隋朝初年全国范围内共有253个州，而东汉时期只有13个州。全国被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州。上等州管辖的区域较大，下辖多个郡；中等州管辖的区域较小，一般只管辖一个或几个县；下等州则是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管辖范围较小。

三省六部制是隋文帝杨坚在北周的基础上创立的中央官制。三省指的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则是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在三省中，中书省主要负责政令的起草，门下省则对政策进行审核，最终审核通过的政令由尚书省进行执行。这种环环相扣的事务处理机制，极大地帮助了皇帝将自己的政令颁布并施行下去。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善，标志着中央官制的重大变革。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文帝杨坚在登基后，他与独孤皇后育有五子，皆为嫡出，分别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和五子杨谅。这五位王子分别被封为太子、晋王、秦王、越王和蜀王，并分镇各地。

皇太子杨勇在隋文帝即位之初便被立为储君，备受瞩目。在隋朝的宫廷中，政治斗争激烈，皇太子杨勇因个性仁厚而逐渐失去了隋文帝的宠爱。相比之下次子杨广则因聪明过人、善于矫饰而逐渐受到隋文帝的青睐。

在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废皇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储君。次年隋文帝驾崩后，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根据历史记载，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是一个性格强势的女性，对隋文帝的管束颇多。隋文帝杨坚在称帝前，他的妻子独孤伽罗一直是他唯一的妻子。然而，当隋文帝称帝后，他开始渴望充实后宫，享受帝王之乐。然而，由于惧怕独孤伽罗，他一直不敢这么做。有一次，隋文帝喝醉了酒，看上了一个漂亮宫女，并直接临幸了这位宫女。独孤伽罗得知此事后，醋意大发，直接找人干掉了这位宫女。隋文帝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但又不敢和独孤伽罗发脾气，最后气得直接骑马出宫，离家出走，后来被大臣们劝回宫中。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任命高颎等一批法律专家，着手制定新的法律，即《开皇律》。这部法律在同年即被颁布，成为隋朝的基本法典。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令苏威、牛弘等人对《开皇律》进行修订，删繁就简，最终形成了12篇，包括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章节，共有500条条款。

《开皇律》以其简明扼要、宽严适中的特点，被后人赞誉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它废除了前代的一些残酷刑罚，如鞭刑、枭首、辕裂等，并将刑罚定型为死、流、徒、杖、笞五刑。同时，《开皇律》还完善了“八议”和“官当”制度，使古代特权法走向系统化和固定化。更为重要的是，《开皇律》还将北齐时的“重罪十条”列入法典，正式确立了“十恶”重罪，规定在《名例》篇中，对后世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恶不赦”这一成语即来源于《开皇律》中的“十恶”重罪规定。这十种重大犯罪行为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在隋朝时，隋文帝命令高颎编写《开皇律》，他以《齐律》为蓝本，在写到“十恶不赦”时将其具体化，编写成为十道法规。自此以后，后世历朝历代都沿用了这十条法规，作为判定重大犯罪行为的依据。

隋文帝对于贪污腐败的问题深恶痛绝，为了打击这一现象，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设立了巡查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皇帝亲自任命大臣代天巡狩，以深入基层，发现并整治贪污腐败现象。通过这一制度，隋文帝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地方官员的行政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贪污行为。

实行中央集权，通过削弱番邦力量，为安定的国内环境创造了条件。中央集权能够更有效地掌控国家资源，减少地方势力对财政和行政的干预，从而降低贪污的可能性。

反腐方面，隋文帝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他曾接到举报，开始迅速查办一个官员上下勾结、官官相护数年的案件，最后被牵连出来的人高达200人之众。对于这些贪官，隋文帝毫不手软，该杀头的砍头，该坐牢的收监，坚决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鉴于隋朝才立国，还有一部分官员甘愿铤而走险贪污。于是隋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钓鱼执法。他专门设立一个机构，然后通过底下排查觉得有问题的，就用办案官员便衣去贿赂。一旦罪名坐实，立马砍头。就这样实行不久后，贪官们闻风丧胆，后来贪官慢慢变少，直至没有。

在开皇三年，隋文帝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次普查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方式新颖。他创新地采纳了两种新的人口普查方式，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人口查验方式。各地的官员在普查时，会对每家每户的人口进行详细的查验，包括他们的长相、年龄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作为下次查验的依据。这样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谎报和瞒报，确保了人口数据的准确性。

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令人满意。由于普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可以纳税的人口基数大大增加。即使赋税标准有所降低，国家的财政收入仍然保持增长。这是隋朝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财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文帝的税收改革根据每户的资产和土地数量来确定赋税的等级，实现了税收的公平和合理。不仅打破了贵族和富人的特权，使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财产和土地数量来交税，而且调节了贫富差距，减轻了贫困家庭的负担。

通过税收改革，隋文帝确保了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降低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隋文帝的税收改革还为社会公正树立了典范。他以公平和合理为原则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税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承担税收责任。这一思想为后世的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推动了社会公正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隋文帝杨坚平定天下，复兴文化，功绩卓著，足以与夏禹、商汤、周武并肩齐名。”

朱元璋也称赞他说：“隋文帝统一中国，开疆拓土，创垂基业，功德盖世。”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清代学者赵翼等也在研究历史时对隋文帝治政有系统的评说。他们认为，隋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虽然他在位期间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的大事，但他后来的残暴行为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使得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他纵欲享乐、挥霍无度，不顾人民疾苦，终使百姓怨声载道、反抗连连。

于是人民不再忍受他的暴政，纷纷揭竿而起，组织军队反抗。隋炀帝被人民推翻，从皇位上跌落。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隋朝的兴亡更迭就是一个生动的历史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