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青年吉布小龙梦想成为一名歌手。他去过北京,在成都和西昌也逗留过,他参加各种选秀节目,最穷的时候连地铁也坐不起。最后他回到了大凉山,梦想似乎破灭了。
但不是所有梦想都要在大城市实现,对音乐的热爱也不只是成为歌手。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当下中国,在陌生人之间,没有什么方式比音乐更适合沟通与共情。如果你听过孩子们的歌声,如果你见过他们唱歌时的样子,也许你也会跟我们一样,对音乐怀有一种信仰,音乐带来自由。
大凉山到处都是山。山阻隔了人们的视线和行动。关于凉山,通常的印象是贫穷和落后。普格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东南部,“普格”是个彝语词,意思是山垭口下的草甸子。1987年生的普格青年吉布小龙就是在大山里长大的,他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本科生。
本科毕业后,他来到北京闯荡。他的大学同学将那把吉他送给了他。那是2010年,他梦想成为一名歌手。
在北京,他打短工,在酒吧驻唱,也在饭店端过盘子,坐过吧台,调制酒水。偶尔有一些商演的活找过来,他接到电话,就赶去房地产项目的剪彩仪式、商场开幕仪式上表演。在那些舞台上,他的作用是制造气氛,没有人认真听他唱歌。
他和朋友租住在东五环外的出租屋,时而相互接济。有一些日子,两人都接不到活。没钱吃饭,他们便不吃早饭,到了中午,彼此撺掇着打电话借钱,又脸皮薄,开不了口,于是喝白开水苦熬,两个人都饿得心慌。那段时间,他瘦得只有一百斤出头。有一回,朋友们相约去故宫玩,可他穷得连地铁都坐不起了。他很想去,却只能说,“我没兴趣”。朋友们都走了,他攥着兜里的一元纸币和五毛钱硬币,感到了难以言说的苦涩。
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吉布小龙
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又去了成都和西昌。那些年他跑了好多地方,非常努力地寻找机会。《快乐男声》、《我型我秀》、《完美声音》等等一众选秀节目都参加过,全失败了。他和一位藏族同学组成的组合“青稞荞麦”出过一张原创专辑,也没有反响。
几年漂泊下来,信念也磨散了。他感到很疲惫,又觉得没脸回家乡面对父母。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为了供他上学,父母辛苦了多年。艺术类院校学费很高,他们向亲朋好友借钱,才凑齐了这笔学费。可他没有混出名堂,等到年过25,家里对他成家立业的期盼变得急迫,再这么混下去,总不是办法。他不得不考虑回家了。
有一回,吉布小龙去成都一所小学听课。那是一节音乐课,宽敞的教室里有钢琴和其他许多乐器,孩子们在小板凳上,跟着老师打节拍、唱歌,玩得非常开心。他会想起自己的小学时光,在村小的土房子里,趴在木桌子上学习,一天到晚不是语文就是数学,没有音乐和美术。他想,为什么山里的孩子不能享受艺术的快乐呢?
他原本计划回乡考公务员,旁听了这节课后,他就考了教师资格证,回到大凉山,成为了一名村小教师。他很快在父亲的牵线下相亲结婚,在镇上买房安家。
大凉山的“妞妞合唱团”
2017年,他调到了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学。由于师资配置,他不仅教音乐,还要教数学、科学和体育课。专业之外的科目,他只能现学现教,教学任务繁重。
那时他已经有了孩子,过上了普通而平凡的生活。虽然他依然热爱音乐,但已经对音乐失去了信心。他这么说服自己:“这世界上没实现理想的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要自私地只考虑自己的梦想,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家庭,人需要承担起责任。”
那把木吉他弹了十年,已经有一道裂缝,弦钉也全部掉出来过。他舍不得换新的。再说,买一把好点的新琴,怎么也得花几千块钱,他负担起来有点吃力。在每天重复的教学和家庭生活里,吉布小龙觉得,音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大约就在吉布小龙调到大槽乡中心小学时,在东北,一个名叫李平的年轻人也回到了乡下,黑龙江安达市任民镇的中心小学。跟很多考上特岗教师的年轻人一样,他原打算在这里完成三年基层服务后转正,然后就能顺理成章地回到市里工作。
李平是任民中心小学第一个正儿八经的音乐老师。他给学生们上音乐课,发现这些东北乡村的小孩们在音乐知识上的积累几乎为零。当他们开口唱歌,十个人能唱出十个调,听起来歪七扭八。可孩子们的嗓音抓住了他,如此清澈、纯净,是真正的璞玉。
在农村,家长们根本想不到,也没有条件培养孩子艺术方面的兴趣特长。李平觉得有些可惜了,“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唱得多好听”。他总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但孤掌难鸣,好像做什么都很难。
2018年,另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张雨来到了任民中心小学。李平和张雨很快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一个音乐班。两个老师给合唱团起了个简单直白的名字——“村里的孩儿”。
老师与“村里的孩儿”
两位老师常常改词。起先还绞尽脑汁,改得很费劲,后来就轻车熟路了。先定个大主题,热爱家乡、努力学习、励志向上或是热爱祖国,再填上积极、简明的词句就行了。孩子的歌就应该像孩子的心思一样,阳光又简单。
李平和张雨带孩子们唱歌,丝毫不讲究唱功技巧。他们只要求孩子们扯开嗓子,放声歌唱。他们教孩子们按节奏摇摆身体,做出手势和动作。当肢体活动开来,人的状态就打开了,孩子们完全、自然地投入到歌唱里,感情和活力尽情地洋溢出来。
黑龙江的“村里的孩儿”合唱团
小孩子是很聪敏的,他们认真地沉浸在音乐里,自然便体会了歌曲的情感。有一回,“村里的孩儿”排练筷子兄弟的《父亲》,领唱刘鑫悦突然把自己唱哭了。她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刘鑫悦和三岁的弟弟跟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爸爸妈妈在大庆市打工,具体是干什么的,她也不太清楚。她说:“好像是砌墙的。”爸爸妈妈很久才回家一趟。
《父亲》那首歌排好之后,“村里的孩儿”受邀到省城哈尔滨录节目。几十个孩子第一次坐大巴出远门,看到了城市里的高楼,还体验了一回堵车。
那天,刘鑫悦清透的童声刚刚唱出第一句,“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台下的观众就湿了眼眶。孩子们唱得多么投入,一边唱,泪水都淌到了脸颊上。舞台边上的李平和张雨望着他们,也在努力忍住眼泪。
在音乐班孩子们的歌声里,李平体会到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三年基层服务期满后,他没有离开,在任民中心小学留了下来。
在大凉山,吉布小龙仍然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直到2018年的一天,他坐在教师宿舍,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鼓和钢琴的声音,寻摸上去,见到了一个年轻人,名叫阿吾优发。
阿吾优发也是老师,就在中心小学旁的幼儿园。他比吉布小龙小两岁,也曾当过歌手,有自己的音乐组合,他们俩曾在县里的演出上碰见过。小龙没想到,即使当了老师,阿吾也没有放弃音乐,他攒钱买了电脑,从网上搜索教学视频,一直在自学编曲。
两人熟络之后,有一天夜里喝酒,阿吾直接了当地对小龙说:“你这个人很不行,没有上进心。去外面辛苦学了那么多年音乐,回来不用在刀刃上,反而自暴自弃。”这句话刺痛了小龙。
有一天下课,吉布小龙抱着那把旧吉他去找阿吾。天气很好,他们坐在教师办公室外的空地上晒太阳,弹起琴来。三四个小同学围过来,好奇地看。小龙问:“你们敢唱歌吗?”孩子们怯生生的,但点头说“敢”。那天晚上,两个老师商量,不如带着对音乐有兴趣的同学一起玩音乐。
他们在音乐教室里带着三四个孩子唱歌,好多孩子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小龙想让他们进来一起唱,可一开门,孩子们都跑开了。等小龙回到教室,他们又慢慢凑上来看。“他们既向往唱歌,又害怕”,小龙理解那种心情,这里的孩子都很羞怯,别说唱歌了,就连他在课堂上提问,孩子们都不敢抬起眼神看他。他把孩子们叫进来,不唱也没关系,就在一旁坐着看。等孩子们看了一阵,心里有了些信心,便敢上台跟着唱了。
“妞妞合唱团”成员
就这样,唱歌的孩子越来越多,发展成了合唱团。小龙弹吉他伴奏,阿吾在前面指挥。人数最多的时候,合唱团里有五十多个孩子,连合唱台都站不下了。
上音乐课时,小龙问学生们,你们在家看什么电视?同学们说,看“光头强”和“喜羊羊”。他又问,你们听什么歌?同学们说,听爸爸听的歌。于是,孩子们张口唱的就是“我爱你,爱着你”和“出卖我的爱”。孩子们怎么能唱这些歌呢?小龙想。
山里的小孩子像一张白纸,他一点一滴的言行举止都会影响孩子们。就比如,他常常戴一顶棒球帽,渐渐地,好多同学就也戴着帽子来上课。这些小事让他感到了为人师的责任,他打算写一些让孩子们有共鸣、适合他们的歌曲。
有一次,小龙执行扶贫任务来到农户家。他走进院子,看到四个小孩光着屁股在地上玩,旁边是四只小猪,晒着太阳睡着了。他的脑中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段旋律。那天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小朋友在山坡上的玉米地里穿梭。那是傍晚,斜照的夕阳晒在孩子们身上,每个人的小T恤都被汗水浸透。小龙马上意识到,他们在山上找猪草,就像他自己小时候一样。童年和伙伴们拔猪草的种种画面就浮现在他的脑海:玉米的叶子划过皮肤有刺痛的感觉,趴在叶子上的小虫,一碰到就又疼又痒。他们把玉米秆扒下来放在嘴里嚼,味道可口。红红的野果,在地里结成串,他们采来吃,非常甜。他们还抓知了,采一朵小花插在它屁股上,看着它飞得很远很远。
这些路上想起的旋律、看到的画面和回想起的童年记忆,最后变成了一首彝语儿歌:“一二三四,四头小乳猪。胖呦呦,胖嘟嘟,越看越可爱。一二三四,四个小伙伴。蹦呀蹦,跳呀跳,一起去找猪草。一二三四,时间飞快过。过年了,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漫山遍野的鲜花和野果。野果满兜,忘猪草,多么快乐呀。”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童谣》。
孩子们总能给小龙和阿吾灵感,他们创作了十几首彝语童谣,教给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
来唱歌的孩子里,女孩居多。起初有一些男孩,可男孩调皮又贪玩,有时故意不好好唱,鬼吼鬼叫,唱个几天,又跑去打球踢球,不愿意来了。小龙索性就把合唱团定为女生合唱团。
他还有更多的考虑。看着这些认真唱歌的女孩,他常常想起自己的姐姐。家里尽力供自己一路读完大学,可姐姐读到小学三年级,就没能继续念书了。在大凉山,重男轻女仍然很严重,要是家里来了客人,杀猪宰羊,总是男人先吃饭,妇女和孩子只能坐在一边。女孩子小学毕业后,如果成绩不太好,便不再上学了,到了十七八岁,家里安排相亲,就嫁给人家当老婆了。小龙想,或许音乐可以鼓励女孩们勇敢、坚强,让她们变得自信,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彝族,许多女孩的乳名都叫作“妞妞”。小龙便将合唱团命名为“妞妞合唱团”。
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人涌向大城市,他们相信那里到处都是机会。如果你有一个音乐梦,你得进入某一个圈子,或者参加选秀,增加自己的曝光量。对吉布小龙来说,离他最近的一个模范是吉克隽逸,她的老家离普格县很近,她就是在大城市开始了歌手之路。但不是每个人都像吉克隽逸那么幸运。最终,每年都有大量的年轻人抱着遗憾从大城市回到家乡。
像吉布小龙和李平这样的年轻人,在农村越来越多。比如河北衡水市饶阳县大官亭镇上的张艺老师。她音乐专业毕业,是大官亭镇中心小学的第一位专职音乐老师 。
她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音乐课的内容。她教孩子们怎么看简谱,唱歌时,她不仅带着大家齐唱,还让每个学生单独唱。每个学生都有了激动人心的开口展示机会。
有一堂音乐课,一个名叫刘泽举的12岁男孩演唱了一首《游山恋》。那嗓音不仅有童声的明亮高亢,还糅合了戏曲腔调的宛转拿捏,张艺感到惊讶,这分明是流行的戏腔唱法。
河北衡水市饶阳县大官亭镇中心小学,12岁的刘泽举
小时候,刘泽举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他就在奶奶家那个种着瓜果蔬菜,养着鸡鸭鹅的大院子里跟奶奶学唱歌。爸爸是镇上超市的送货员,早出晚归。妈妈给人加工衣服,也成天忙碌。他还有一个哥哥,去好远的地方念中学,一个月才回来一趟。刘泽举拿着奶奶的手机看视频,学唱视频里好听的配乐。他每天唱来唱去,爸爸、妈妈和哥哥要么没听到,要么没在意。
刘泽举的教室
等他上了小学,学习就成了“正事”。学校没有音乐老师,每周一节的音乐课,来上课的不是数学老师就是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用电脑功放小学生必学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或是《少年先锋队队歌》,全班跟唱学习。刘泽举的歌声就淹没在同学们齐刷刷的合唱里。
但自从张艺发现了这么个音乐苗子,她常常在课余时间教刘泽举一些乐理知识,挑选风格合适的曲子让他练习。她还建议刘泽举学习一门乐器。饶阳是民乐之乡,盛产乐器。刘泽举选中了二胡,每周末到县里上二胡课。
刘泽举有一个歌手的自觉,会在演唱时挺直腰板,拿起架势,像个成熟的晚会歌手那样,随着旋律和情绪缓缓展开一条胳膊。他对于演唱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每次张艺老师给他推荐了新曲子,视频发过去,他会几十上百遍地听,用最快的速度学会,并记住那些半文半白的拗口歌词。他看自己唱歌的视频,总觉得唱得不如别人,于是努力练习张艺老师所说的,用气、而不仅用嗓子发声,从小腹发力。他还非常自律,不吃辣,多喝热水。
河北衡水市饶阳县大官亭镇中心小学,12岁的刘泽举
刘泽举的态度自然让张艺欣慰,不过,她也有些担心走红对小孩的影响。毕竟网络热度就是一阵风,真正选择音乐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学校的条件也很有限。大官亭小学历史上,还没有出过走文艺特长道路的孩子。她每天要向刘泽举灌输许多遍:好好学习,学好文化课才是首要任务,就算要考中国戏曲学院,也是要拿分数考的。在这方面,刘泽举做得不错,保持着班级中上的成绩,数学成绩尤其好,还担任着数学课代表。
不过,小孩子的想法是一天三变、捉摸不定的。过去,如果问刘泽举,你以后想做什么?他会敷衍地回答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有一阵子,他想过当医生,因为爷爷的腿患有血栓,行动不便,他想治好爷爷。后来又想,当医生太难了,扎针的时候手一紧张就容易扎错,还是算了。
但现在,他的梦想很明确了。他要当一个像李玉刚那样唱戏腔的歌手,如果尝试像他那样男扮女装演唱,应该也挺有意思的。他甚至想到了,将来考大学的目标是中国戏曲学院。
2021年暑假的一天,大槽乡中心小学空荡荡的。吉布小龙和阿吾优发很早就开车来到了乡场上。这天早上下起了雨,校门口的水泥路上,鸡和鸭摇摇摆摆地跑开了,临街的农户正抢收晒在门口的一束束金黄烟叶。
妞妞合唱团的女孩们有的步行,有的乘摩托,陆陆续续也来到了学校,然后一股脑地钻进宿舍里。一会儿她们再出来,都换上了五颜六色的彝族服装,彩色绣花镶边,百褶裙转起来像开出一朵花。
孩子们说,爸妈从小就会给每个人准备一套彝族服装,以往只在过年和火把节的时候穿。现在,如果需要演出,或者像今天这样有外面的哥哥姐姐来,她们也会穿上这套衣服。
十一个女孩聚在一起,互相帮忙整理衣袖和扣子。一个女孩将头帕用假发辫在脑后系紧固定,头帕上坠着红色的珠串和丁零当啷的银坠。她们说,这些坠子看着很重,其实不沉,坠子都是假的。另一个女孩说 ,这些彝族衣服都很便宜,妈妈不会买太好的,因为她们还没长大。
妞妞们的宿舍在校舍一层,房间不大,左右各摆着两架上下铺铁架床,格子布的棉被都叠得好好的,摆在床头。颜色各异的小拖鞋在床下排成一列。架子上的毛巾和塑料脸盆都排列得整整齐齐
一个圆脸小女孩自我介绍说:“我叫喜妞妞,是小龙老师给我起的。不过,那是叫给外面的人听的。大家都叫我伍各,我真名叫阿牛伍各。”
伍各说,她原来不是这么活泼的。以前,她胆子很小,就连加入妞妞合唱团,都拜托了好朋友,辗转询问小龙老师。过去,她不太爱笑,觉得自己的门牙有点大。她躲在合唱团后面的位置,有点畏手畏脚。可有一回,她们去镇上演出,她在台下的人群里居然看到了妈妈,心里高兴极了,一边唱,一边不知不觉笑了出来。演出后,小龙老师说:“你笑起来真好看。”他把伍各调到了第一排,告诉她,每次唱歌都要笑得这么灿烂。
现在,妞妞合唱团已经成立三年多了,一批孩子已经毕业,新的孩子又加入了进来。在团里的40个孩子中,五年级同学“逗妞妞”是第一个加入的。她还记得,去年小龙老师到班上说,喜欢唱歌的同学来登记名字,她第一个就冲了上去。
“逗妞妞”名叫阿西莫伍果,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如同她在合唱团的艺名,她就是个爱说爱笑,喜欢逗乐的女孩。阿西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哥哥姐姐都已经离开了家。平时,妈妈在地里干活,爸爸上山放羊,阿西也要帮忙干许多活。她还没上小学就会做饭了,个子够不到灶,就搬个板凳垫着。种玉米、种土豆、种烤烟、拔猪草,她什么都会干。阿西说:“我们这里的孩子如果不会干活,家长会被人说太宠小孩的。”
按照学校要求,阿西三年级开始住校。住校的好处在于成天跟同学们在一起,但学校管理严格,就连中午吃饭和朋友聊天都要被老师凶。像她这样活泼的小孩,难免觉得拘束了。不过,一到合唱团排练,阿西就很快乐。小龙老师和阿吾老师总是让大家放开来唱,总是夸她们“唱得好”,“最漂亮”。他们爱开玩笑,两个大人还会手舞足蹈地给大家示范动作。别的老师,就是一副老师的样子。小龙老师和阿吾老师嘛,像哥哥,也像朋友。
五年级的“蓝妞妞”是合唱团里唱得最好的孩子之一。“蓝妞妞”名叫保机莫尔各。她学新歌很快,有时,小龙老师写了新歌,就先教给她,再让她教给其他女孩。
大家一致认为保机学习好,她却不好意思这么说。她说,一二年级时,她的成绩排在班级末尾,班上那些靠抄答案拿到头几名的男生,总是欺负成绩差的女孩。过去,她不敢反抗,只是默默承受。加入了合唱团之后,小龙老师会告诉她们,女孩要勇敢,相信自己。于是她非常努力地学习,考到了班级第一名,战胜了那些仗着成绩欺负人的男生。现在,如果他们还敢给女孩们起难听的绰号,她会拿起扫帚追着他们打。
“妞妞合唱团”成员
小龙老师说她像《蓝精灵》里那个黄头发的蓝妹妹,聪明又坚强,就给她起名“蓝妞妞”。
保机没有爸爸。妈妈在福建打工,她有时住在爷爷奶奶家,有时住在已经结婚的大哥家。从爷爷奶奶家到学校,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走到森林里,听到树林深处动物的叫声,保机就害怕得发抖,她总是跑着走过那段路。
有一天,小龙老师写了一首新歌,叫作《勇敢的妞妞》,歌词说:“不惧密林深处的豺狼,敢于深海浅谈蛇蝎作伴。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女孩,我是勇敢的妞妞。”后来,小龙老师告诉保机,这首歌是为她而写的。
这是保机最喜欢的歌。一个人走山路的时候,保机会想起这首歌,就好像合唱团的朋友们都在身旁,她就不害怕了。
海嘎小学这么有名,是因为五年前,一个名叫顾亚的摇滚青年来到了这里。顾亚还记得,他刚到海嘎时,这所位于海拔2400多米大山上的乡村小学,只有一栋破旧的两层教学楼,四个老师,十几个学生,年级都开不齐。
人们把发生在海嘎的故事称为真实版“放牛班的春天”。
去年毕业的黄玉梅,是海嘎第二代乐队“未知少年”的鼓手。黄玉梅是个浓眉大眼的姑娘,不笑的时候,脸上带着一股倔强、较真的神色。五年级选乐器时,班上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吉他,其次是贝斯,选鼓的只有两个人。黄玉梅是主动选择架子鼓的,她觉得打鼓很酷。她打鼓的特点是力气大,有劲。
贵州海嘎小学的“未知少年”乐队
“未知少年”2019年组建,队名是黄玉梅的姐姐想到的,她说,你们还小,未来有很多未知的可能,不如就叫“未知少年”。这个提议得到了乐队一致认可。
大部分时候,黄玉梅是个没心没肺、爱开玩笑的人。但一打起鼓,她立刻变得专注,整个人充满自信。她中午练鼓,下午放学后还要练一会儿,一天两练,每天如此。乐队排练是很快乐的,和队友们和顾老师在一起,有说有笑,又好像在一起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2020年6月,未知少年乐队的五个女孩就要毕业了。临放暑假,顾亚老师赶紧把她们招呼过来排练。孩子们马上就要升上初中,剩下的这段时间,也许是五个女孩最后的玩乐队的时光。顾亚对她们说:“不管怎么样,以后还能不能学音乐,无所谓,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只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我们曾经耍音乐,排歌,有这样的回忆就很好。”
那天,还是在那间旧排练室里,“未知少年”表演起了痛仰乐队的《为你唱首歌》。二十来个更小的孩子抱着腿围坐在地上,仰起头,聚精会神地看。他们看起来那么懵懂,却陶醉地跟着节奏摇晃,拍手,眼神亮晶晶的。“未知少年”的五个女孩穿着校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她们表情专注又严肃,像是格外认真地对待音乐和这场演出。主唱晏兴雨的嗓音又高又亮,还带着稚气。她唱着:“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只有我才懂得你珍贵。”
未知少年乐队的成员们已经小学毕业,
今年夏天她们再次聚到一起排练。
很快,痛仰乐队、新裤子乐队相继来到海嘎。一波又一波的视频团队、媒体记者也来了。起初女孩们有些不知所措,看到镜头会捂上脸,被提问时,回答都结巴。不久他们就适应了,会冲着镜头笑,也能够和到访的哥哥姐姐们自然地聊天。
那个暑假像做梦一样。原本宁静的海嘎村变得热闹,那么多人为他们远道而来,五个女孩被拍了整整两个月。她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把乐队玩下去。也就是说,音乐这件事变得更重要了。毕竟,所有的关注和机会都是音乐带来的。
夏天结束后,五个女孩该上初中了。市里有文艺传统的十中向她们抛出了橄榄枝,愿意免学费录取她们,还提供接送她们去上学的专车。更重要的是,十中有乐队排练室和专门的指导老师。女孩们都去了十中,除了黄玉梅。
黄玉梅留在了镇上的大湾中学。她的爸妈都说,乐队只是娱乐,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她应该读一所学习氛围更浓厚的初中,为中考做准备。黄玉梅想,自己成绩不错,应该努力考全市最好的几所高中。选择不去十中,是她自己最后作出的决定。
黄玉梅是个说话直接又爽快的人,嗓门大,她们叫她“大喇叭”。现在,黄玉梅和队友们分开了,她想,她们应该觉得清静了不少。
黄玉梅的妹妹黄玉兰,是海嘎小学第三届乐队“顽皮精灵”的吉他手。这支成立于2020年9月的乐队简直幸运极了。海嘎热度发酵后,更多的邀约、采访和捐赠随之而来。“顽皮精灵”直接拥有了设备完备的排练室,和外出演出的机会。那年冬天,他们去北京演出。那是五个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坐飞机,还参观了故宫和毛主席纪念堂。
海嘎小学的第三支乐队“顽皮精灵”赶上了
海嘎热度发酵带来的一系列机遇,
他们去过北京,参加过痛仰乐队贵阳站的巡演,
还登上了溧水迷笛音乐节的舞台。
2021年4月,痛仰乐队贵阳站巡演邀请了顽皮精灵。那天,在青岩古镇的戏台上,三个女孩用红绸带扎着痛仰标志性的双丸子哪吒头,顽皮精灵压轴登场。痛仰主唱高虎带着场下的观众齐声喊:“海嘎,牛逼!”
到了六月,顽皮精灵又登上了溧水迷笛音乐节的舞台。开阔的草坪上很高的舞台,孩子们登上台,看到人山人海。摇滚乐迷以最大的热情跟随他们的音乐跳跃,挥舞旗帜,举起金属礼,还有人跳水。
每次演出回来,妹妹总要跟黄玉梅炫耀,去了哪儿,又玩了啥。不过,乐队已经跟黄玉梅没有关系了。到了中学,她每天五点起床,六点跑操。每个人都非常拼命,许多人连排队打饭或是上厕所,都会带本课本背。周末回到家,她和姐姐要负责洗全家人的衣服,还要做晚饭,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业。她常常想念在海嘎小学打鼓,和乐队、顾老师在一起的时光。但她的生活里只剩下学习了。
海嘎小学的“顽皮精灵”乐队
黄玉梅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老二。她家里种土豆、玉米和红豆,养了三头猪和七头牛。爸爸外出在工地打工,妈妈在家种地干活。他们经常说:“你们好好读,以后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还在地里干活。”
从海嘎小学毕业时,每个同学都在彩色的便利贴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贴在黑板上。黄玉梅写的是:“我希望我能走出这座山。”
2021年暑假,又有视频团队来到海嘎小学。趁着放假,顾亚老师叫回了“未知少年”的成员们参与排练拍摄。接到顾老师的电话,黄玉梅觉得不可思议,她还以为顾老师已经把她忘了。她回到海嘎小学,重新握起了鼓棒。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到鼓了。
“顽皮精灵”乐队成员
拍摄排练的任务很重,有一天,拍摄团队和她们一直排到了夜里十二点多。黄玉梅总是打错,心里很烦,便停下来不想打了。队友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她,她们吵了起来。黄玉梅觉得尴尬,心里很不好受。明明节奏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地记得,但手就是不听使唤。她意识到自己太久没练,手还是生了。
好在这只是个小插曲。她又练了几天,找回了曾经打鼓的感觉。虽然只是短短两三周的排练,但黄玉梅体会到了久违的快乐。她说:“玩乐队打鼓算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了。”
在东北,在河北,在大凉山和贵州,在所有这些唱歌的小孩里,最特别的一个人,是妞妞合唱团里的“大妞妞”陈机默。她今年已经17岁,可是刚刚小学毕业。
妞妞合唱团里有一首歌叫《蒲公英》,是唱给妈妈的歌。这首歌不常表演,但却是陈机默最喜欢的。只是每次唱到一半,她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从不能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下来。
陈机默不到两岁时,父母就离婚了,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爸爸后来娶了后妈,搬到了大房子。她和奶奶一起生活。
她四五岁已经开始上山帮奶奶放羊。等到再长大,其他孩子都上学了,她还在放羊。她坐在家门口,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家孩子背着书包、穿着新衣服去上学,觉得很羡慕,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读书呢?但没有人跟她提过上学的事。直到乡里实行“控辍保学”政策,很多人都批评她爸爸,为什么不让孩子读书,爸爸才领着她来到大槽乡小学。那时她快12岁了。可那之后的每一天,她都是开心的。
陈机默住在高山上,从家到学校,需要走两个小时山路。一旦下雪,路上都是泥巴,一路走一路滑。冬天天黑得早,走进树林里,她感到提心吊胆。偶尔还会遇见蛇。路上经过一条河,每到下雨天,河水涨得很高,她就把鞋子脱了,挽起裤腿,把年纪更小的孩子一一背过去。可有一回她冒着雨上学,河水涨得太高了,连她也过不去。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她蹲在河边等了半个小时,急得掉眼泪。最后,一个路过的牧羊人把她抱到了对岸。
上学之后,陈机默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学习。下课时,同学们都到操场上玩,她就留在教室读书。晚上回到家总是很晚了,一吃完饭,她就趴在床上写作业,有时写到深夜,睡了过去。早上醒来,她一睁眼就看到床上乱七八糟摊着的作业。
由于年纪比别的孩子大很多,陈机默没有太多熟悉的朋友。她的话很少,总是自己一个人。妞妞合唱团排练时,她常常在楼梯口悄悄地听,很羡慕她们可以用歌声大胆地表达情感。有一天,小龙老师发现了听歌的陈机默。
“妞妞合唱团”的女孩们穿着彝族服装
刚进合唱团,她放不开。其他孩子们做起动作,天然带着孩子气的可爱。她总担心自己太大了,会显得别扭。小龙老师对她说:“没事,老师都三十多岁了,你才十几岁,你在我面前也是个孩子,要自信。”陈机默就笑了,她慢慢地放开自己,渐渐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打开声音唱歌,自然地做动作。
小龙老师会跟女孩们说许多话。他给女孩们讲自己在外念书、在北京打拼时经历的、看到的,大山外的世界。他说,女孩子要努力学习,将来不要急着嫁人,要计划自己的未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陈机默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21年6月毕业之前,她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小龙老师。
小龙老师说:“老师能力很有限,但是咱们俩可以一起许个愿,一旦妞妞合唱团有机会到外面唱歌,我就带上你,带上妞妞们,一起到外面走一走。”
也许是因为比其他孩子更成熟,陈机默敏感地发现了一种界限。这种界限存在于她和老师之间,她和其他小女孩、她所在的村子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她有自己的梦想,但她不再像当年的吉布小龙那样,梦想成为一名歌手去外界闯荡。
如果我们回看上面描述的所有这些老师和孩子,也许你会发现,给他们带来改变的,是一个人激励着另一个人,一个地方的合唱团激励了另外一个地方。人们发现,只要你愿意在当地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在当下中国,你的声音不再会被淹没。
在大凉山,17岁的陈机默会想象自己的未来——她考上了大学,去了大城市。她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她要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但是她知道,她最终会回到这里,像小龙老师那样当一名小学老师。她要把梦想传承给更多的孩子,无论那梦想是音乐,是知识,还是别的什么。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永远怀着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