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林彪刚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把原本用于建设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下属的大戏院、体育馆和夜校的资金，以及已经购买的建筑材料，全部调去修建“京西宾馆”。他还给这个项目定了死期限，要求必须在一年内完工。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贾若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的负责人，承担了建设“京西宾馆”的关键任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该项目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
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时，工程正从14层推进到8层。就在这时，贾若瑜接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要求所有楼堂馆所项目立即停工。他立刻找到罗瑞卿商议此事。罗瑞卿明确表示，当时全国经济形势严峻，资金紧张，无法继续投入装修工作。
会后，罗瑞卿召集相关人员在三座门开会，重点研究京西宾馆装修收尾工作怎么搞。讨论过程中，邱会作提出了一个想法，但当场就被罗瑞卿否定了。经过一番讨论，罗瑞卿最终做出决定："就按贾若瑜提出的方案办。"
罗瑞卿为何对贾若瑜如此信赖？这得从两人的交往历程讲起。他们之间的深厚信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期共事与相互了解逐步建立起来的。从初次相识到并肩作战，两人的关系在共同经历中不断深化，最终形成了这种牢固的信任纽带。这种信任的基础在于他们共同的价值理念、相似的工作作风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相互支持，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罗瑞卿对贾若瑜的坚定信任。
【罗瑞卿为贾若瑜改名字】
贾若瑜，本名贾直，出生在四川合江县二里乡的一个中医家庭。1931年，15岁的他在成都第二高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并改名为“若愚”。
通过深入调查，党组织了解到贾若瑜的祖父有个干女儿，她嫁给了贵州军阀侯之担。基于这一情况，组织决定让贾若瑜潜入侯之担在四川设立的军事教导大队，执行秘密任务。
1935年8月，国民党八十五师在湖北板栗园与红二、六军团相遇。贾若瑜认为时机成熟，便带领他的机枪连躲进隐蔽的山谷，随后命令所有士兵不得开火。
随后，贾若瑜安排助手与红四师的侦察连取得联系。最终，在未发生任何交火的情况下，贾若瑜将整个机枪连的装备和人员顺利移交给了红军。这次行动后，贾若瑜正式告别了国民党的军装，换上了他渴望已久的红军制服，帽檐上那颗闪耀的红五星标志着他新的人生篇章。
贾若瑜加入红军后，凭借高中文化水平和带兵经验，迅速被安排到红四分校担任军事教官。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举世瞩目的长征行动。
西安事变结束后，中央红军大学的高级干部队伍转移到了延安。随着抗日局势的变化，学校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贾若瑜被任命为第七队的负责人。在延安期间，他时常与直接上级罗瑞卿见面。
这天，罗瑞卿教育长对贾若瑜说：“你去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一个人，叫罗世文，他以前是四川省委书记。现在安排他到你们第七队当政治委员。”
贾若瑜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愣住了，心里琢磨：怎么会安排我去担任四川省委书记？
贾若瑜赶紧问：“我跟罗世文不熟，他是不是认错人了？”
罗瑞卿催促道：“赶紧过去，他刚才亲口跟我说，你们在成都那会儿就认识了。”
离开罗瑞卿的住所后，贾若瑜不禁回忆起自己在成都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十分隐秘，只通过李特生一人传递消息，从未接触过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想到这里，他的好奇心愈发强烈，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到达目的地后，贾若瑜偶然碰到了李特生老师。经过一番交谈，他惊讶地发现“李特生”其实是罗世文使用的假名。
贾若瑜处理完罗世文的事，便去找罗瑞卿汇报情况。在交谈中，贾若瑜提到了自己用化名的事。罗瑞卿听后笑着表示：“在延安，你们的身份已经不需要保密了，我觉得‘若愚’这个化名可以不用再用了。”
贾若瑜提议道：“你来想一个名字吧。”
罗瑞卿表示：“你并不笨，不如将‘愚’字改为‘瑜’字。‘瑜’指的是一种纯净无瑕的美玉。”
贾若瑜深知，罗瑞卿此举寄予了他深切的期望与支持。因此，自延安时期起，他便一直沿用‘若瑜’这一名字，以此铭记这份激励。
【贾若瑜与罗瑞卿不舍分开】
在抗日军政大学，师资力量紧张，中央领导亲自参与授课。特别是军事教育方面，人员更为短缺。面对这种局面，贾若瑜被任命为主任教员，专门负责军事教学工作。
贾若瑜每周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除了周三下午的党内活动，其余时间都被课程占满。他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准备教案。由于工作压力过大，他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呕血症状。学校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决定让他暂停工作，单独住进一个窑洞进行休养和治疗。
贾若瑜的身体状况良好，康复得不错。然而，他身边一位养伤的战友最近刚刚离世。看到这一幕，贾若瑜心里有些难过。他觉得自己应该上战场去战斗，就算牺牲，也要死在战场上。
当时，贺龙作为120师的领导正在延安参加重要会议。贾若瑜主动找到贺龙，表达了自己希望前往前线的意愿。在获得贺龙的批准后，后方政治部为他开具了前往120师的正式介绍信。与贺龙道别后，贾若瑜遇到了校务部副部长许世友，得知许世友也获得了前往前线工作的许可。
许世友向他表示：“我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离职离校对我影响不大。但你身为教学主管，现在军队急需教官。依我看，罗瑞卿同志绝对不会同意你调离岗位。”
贾若瑜毫不迟疑，手持推荐信，直接前往罗瑞卿的办公室。
罗瑞卿询问了对方的健康状况。
贾若瑜对组织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说明自己的状况已有所改善。
贾若瑜稍作停顿，随后开口道：“这次我是来告别的，准备前往120师报到。”他边说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后方政治部开具的介绍信，递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读完信后，便将其收了起来。他微笑着说道：“既然你身体已经康复，明天就前往庆阳分校报到，继续担任军事主任教员的职务。”
贾若瑜未能前往120师报到，但他仍有机会继续参与工作，这让他感到欣慰。就在他打算离开之际，罗瑞卿拦住了他，并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派克笔。
罗瑞卿用亲切的语气说道：“你就踏实地在学校教书吧。这支钢笔给你，教学时可以用得上。”
这支钢笔陪伴贾若瑜直到他结束职业生涯。
1940年8月，贾若瑜得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罗世文因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抢米事件”被捕，最终在重庆遇害。与罗世文一同被关押的幸存者后来撰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这部作品随后被改编为长篇小说《红岩》。书中描绘的狱中地下党领袖许云峰，其原型正是罗世文。
贾若瑜和罗瑞卿的书架上，总放着一本特别的书籍，这是他们为纪念一位亲密朋友特意收藏的。每当他们翻开这本书，那位老友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离开罗瑞卿后，贾若瑜化身“游击大王”】
贾若瑜在罗瑞卿调离后，跟随抗大第一分校转移至山西。作为军事总教官，他负责制定和实施教学计划，确保学员们的训练质量。
八路军当时的学习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参照苏联红军的作战手册；二是借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游击战策略，核心要点可概括为“快、隐、活、袭”四字诀。
为了将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贾若瑜前往129师拜访了刘伯承师长。刘伯承详细分析了我军各师在对抗日军游击战中的经验。他指出：
游击战术的核心在于灵活机动。所谓“游”，指的是移动；而“击”则意味着攻击。光移动不攻击，那是逃避；光攻击不移动，那是蛮干，这两种做法都不对。关键在于选择最有利的路线移动，用最有效的方式攻击。具体来说，哪里适合移动就往哪里走，怎么走最安全就怎么走；哪里适合攻击就往哪里打，怎么打最有效就怎么打。
贾若瑜听完后，感觉豁然开朗。
在国共合作期间，贾若瑜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军队传授了游击战术的精髓。由于国民党官兵长期习惯于正规作战，对贾若瑜讲授的游击战法感到十分新奇，因此给他起了个"游击专家"的称号。
在一次抗大一分校的全体会议上，朱德突然带着好奇询问校长何长工：“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个被称为‘游击大王’的老师，讲课很有一套，这个人是谁？”
何长工指着旁边那位军事总教官，直接说道：“这位就是老贾。”
贾若瑜立刻起身，向朱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朱德微笑着点头示意。
【贾若瑜与罗瑞卿重逢，装修京西宾馆受罗力挺】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后，贾若瑜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次与罗瑞卿重逢。在这次会面中，罗瑞卿向贾若瑜分享了一段往事，这段叙述让贾若瑜心中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暖意。
罗瑞卿审查了举报材料后感到非常疑惑。当时贾若瑜正在朝鲜战争前线，怎么可能抽身参与情报工作？还泄露了作战计划？于是罗瑞卿要求举报人详细说明情况。然而，这位举报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随后又被发现涉及多起严重问题，最终选择跳楼自杀。
贾若瑜初次得知此事时，既觉得耳目一新，又对罗瑞卿部长的细致周到心存感激。
1959年，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并兼任总参谋长。当时，贾若瑜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经常有机会见面。贾若瑜非常了解罗瑞卿的性格，知道他为人直率，处理问题果断明确。因此，每当贾若瑜遇到棘手的问题时，他都会主动向罗瑞卿汇报，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军队，必须提升官兵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的文化建设，解放军军人俱乐部应运而生。
1959年，林彪直接给肖华打了个电话，明确指示：“解放军军人俱乐部的建设项目取消，所有原本用于俱乐部的人力、物力和资金都转去建设一个我军的招待所。”
肖华直接给贾若瑜打了电话，明确指示他全权负责解放军招待所的建设工作，要求他加快进度，确保工程按时完工。
当得知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交付任务时，贾若瑜瞬间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了许多。
关于京西宾馆的选址问题，当前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使用正在建设的军人俱乐部用地，二是向北京市申请新的建设用地。
另外，京西宾馆的具体建筑规模有多大？它遵循什么样的建设标准？
宾馆要在一年内完全投入使用，这意味着不仅装修要到位，所有配套设施也得一应俱全。这涵盖了从硬件装修到内部设备的各个方面，确保每个细节都准备妥当。
贾若瑜经过多方咨询，最终由苏焕清部长做出决定。
张爱萍随后提出，宾馆需要扩建一个多功能礼堂，并配备适合不同规模会议的专用会议室。
贾若瑜明知任务艰巨，依然选择迎难而上。
1960年末，宾馆的14层主体结构完工后，内部装修工作随即展开。施工采用了从高层向低层推进的方式，当工程进行到第八层时，国家正面临三年经济困难。为了减少财政支出，中央下令暂停所有新建楼堂馆所的工程，因此第七层及以下的装修工作被迫中止。
得知情况后，贾若瑜第一时间向罗瑞卿作了详细汇报。次日清晨，军委在三座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罗瑞卿明确指示：“京西宾馆项目必须立刻停止，只保留一个大队负责日常维护工作。”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如果保留一个大队负责维护工作，就可以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装修。
罗瑞卿听完邱会作的建议后，立即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他明确指示邱会作：“贾若瑜的事情由你来处理，必须确保现有情况不受影响，绝不允许再进行任何施工。”
贾若瑜提出，只需保留一支施工队伍负责日常维护工作，其余人员可以调离现场，投入到其他任务中去。
罗瑞卿表示：“就这样安排，留下一支工程队负责维护工作，由你直接管理。”
"八一饭店"项目在1964年之前一直处于停工状态。那一年，全国人大为了筹备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需要解决参会代表的住宿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这项工程得以重新启动，并最终完成了剩余的施工任务。
【贾若瑜负责军博建馆，罗瑞卿为他向毛主席求题字】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贾若瑜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展览布置工作。然而，博物馆建成后，馆名仍未确定。贾若瑜认为，毛主席是最适合为博物馆题写馆名的人选。因为军博所展示的军事历史与党史紧密相连，而毛主席作为我军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他的题字将赋予博物馆更高的历史意义和权威性。
罗瑞卿参观军事博物馆时，贾若瑜向他提出请求：“目前博物馆还未正式命名，能否麻烦您向毛主席转达，请他为我们题写馆名？”
罗瑞卿笑着回应：“我乐意帮忙。我会把你的请求转达给毛主席，但他是否会题字，我可不能保证。”
贾若瑜手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几个字，然后递给罗瑞卿，请他帮忙转交。
两天后，罗瑞卿把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字交给肖华，让他转交给贾若瑜。
题字送达军事博物馆时，贾若瑜感到十分欣喜。肖华随后传达了罗瑞卿的转述：“毛主席提到，这是他近期写过的最大字迹。”贾若瑜随后将这些字放大至直径超过一米，并得到周总理的许可，使用超过200两黄金进行镀制，最终悬挂在军事博物馆的正门上方。
在那个充满波折的年代，贾若瑜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积极参与斗争。到了1975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的副教育长，同时担任军事系主任和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去世，当时63岁的贾若瑜深感悲痛。为了纪念罗瑞卿的90岁生日，贾若瑜特意创作了一首诗，以此表达他对这位逝去战友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