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8日，陕西省甘泉县人民医院的大厅内，一名中年妇女无助地哭喊着：“我娃娃的肾被人割了卖了！”

这个中年女人叫党爱爱，而她口中的娃娃，就是她的女儿，高静。

医生割肾卖肾，这个罪名可不轻，党爱爱敢这么说的证据是什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这是一起医闹事件，还是一起医疗纠纷案件，甚至是一起有预谋地倒卖人体器官的恶性事件呢？

01

事件还得从半年前的一次体检说起。

2012年11月，高静所在的单位，陕西高速公路延安南收费站，组织员工体检。

体检结果出来后，高静看着体检单上的四个字，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那张纸上清楚地写着“左肾缺失！”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少了一个肾？

高静回想起这些年自己的身体状况，唯一和医院有联系的，就是17岁那年的一次车祸事件。

2004年，高静在放学路上被车撞了，送往甘泉县人民医院救治。

当时，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脾脏破裂，需要立即手术。

由于伤势较重，在那次手术中，高静的脾被切除了。

手术后，平常爱蹦爱跳的高静，时常感到腰酸背痛，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都会感觉到很累，就连洗洗衣服，也觉得体力不支。抵抗力也严重下降，别人普通的一次小感冒只需几天时间就能痊愈，可她每次都得打针输液，来回折腾一个多月。

刚开始，高静和父母以为这是手术后元气还没有恢复，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七八年，直到这次单位组织体检，一家人才觉得，高静这几年身体这么差，大概率和左肾缺失有关。

缺一个肾，是大事，担心体检的医院有误诊，高静又去了几家医院检查，可所有医院检查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事实摆在面前，高静确实少了一个肾！那么，高静的肾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时，他们一家三口想起倒卖人体器官的新闻，不禁吓了一跳，难道高静的肾，是在17岁那年的手术中，被医生一并割走了？

想到这里，高静决定向院方讨个说法。

02

2013年的一天，高静一家来到甘泉县人民医院，要找当年给高静做手术的大夫贾军义。

可是，已是外科主任的贾军义，听说高静一家来找他是为了左肾缺失的事情时，直接选择了避而不见。

打电话，不接；问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复是：“贾大夫今天休息了。”

医院如此搪塞的态度，让高静一家难以接受，他们更觉得，贾军义心里肯定有鬼。

看来，文的不行，就得来武的。

于是，党爱爱便来到甘泉县医院的大厅，一进门便叫嚷着说：“我娃娃的肾让人卖了，你们还让我冷静？”

看病的群众一听这话，立刻围观过来，大家都窃窃私语：“卖肾？还真有这事？”

党爱爱这一闹，不但招来了警察，还招来了各路媒体，大家都想知道，高静的肾到底去哪里了呢？

此时，医院也没法回避了，县医院的副院长常文森回应道：我们在手术中没有切除高静的肾，会不会是先天性的肾缺失，或者发育不全呢？

可是，这个说法很快被打脸了。

原来，在2004年的那次手术的B超存档记录中，清晰写着：“双肾清晰可见，未见异常。”而那次手术，也只是切除了脾，并没有对其他器官进行任何手术。

就连2004年和贾军义一起给高静做手术的几位手术医生都证明，当时并未对高静做肾脏切除手术。

医院方面坚持说没有切除高静的左肾，而高静的体检结果是“左肾缺失”，双方各执一词，对于高静一家质疑“女儿的肾被医院割了卖了”的说法，医院觉得那是荒唐至极的猜测。

因为，器官买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由当时参与这台手术的人全部同意才行。况且，如果高静的左肾要被卖掉，那就不光是切除左肾，还要将连接左肾的血管、尿管等一并切除，才可以达到移植的条件。

而且，如果贾军义要倒卖高静的左肾，他还必须找到一个需要肾源的下家，才能达成这单生意，少一个环节都不行。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医院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03

2013年年初，医院找到高静一家，向他们建议，可以请司法鉴定机构来裁定，鉴定机构由高家人去找，医院负责出具鉴定费用。

高静一家也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1月24日，高家人和医院共同委托西安蓝图司法鉴定中心，对高静左肾缺失的事，进行司法鉴定。

正式鉴定前，司法鉴定中心又让高静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一次更权威的检查。

当鉴定中心的专家对医院的原始病历单，进行核查的时候，发现了2个疑点：

首先，高静的病历上写着，手术前是硬膜外麻醉，手术后也是硬膜外麻醉，而手术中的记录则是“全麻”。

也就是说，高静在手术中，医生改变了麻醉方式，然而，这一点，家属和病人并不知晓。

可院方却说，改变麻醉方式是手术的需要，这并不能说明，改变了麻醉方式，肾就丢失了，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第一个疑点就算解释通了，可还有第二个疑点。

根据医院的说法，当时高静的手术时间是11：30-13：20，而高静的病历本上，则写着手术开始时间是9：30，这中间有两个小时的误差。

对此，院方认为，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根本不专业，病历本上写的9：30开始，那个时间也许医生在查房，也许在消毒，而手术真正开始的时间则是11：30。

然而，对于医院的解释，司法鉴定中心并不认可。

5个月后，西安蓝图司法鉴定中心对高静左肾缺失一事，给出了鉴定结果，上面写道：

对于高静的这台手术，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不排除高静的左肾缺失，与医院的治疗过程有因果关系。

鉴定的中心的专家说：“这个肾很有可能是在手术中被切除了。”

可当高家人拿着这份鉴定报告，找医院讨要说法的时候，医院又反悔了。

他们说，鉴定机构根本没有看懂病历，就出具一个模棱两可的鉴定报告。

04

在司法鉴定报告出来之前，院方同意以司法鉴定结论为主，可当鉴定结果出来后，医院却不认账了，这让高家人更是难以接受。

医院认为，蓝图司法鉴定机构给出的结论并不专业，造成高静“左肾缺失”的原因，可能有四种情况：一是先天因素，本身就缺一个肾或发育不完整；二是左肾异痊，位于盆腔内或游走肾；三是腹部受伤后，导致左肾出现萎缩；四是那次脾脏手术后，高静又做了别的手术。

可医院的这些说法，在高家和鉴定机构看来，根本站不住脚。

除了有医院的原始记录，证明高静“双肾未见异常”之外，高家人也证实，这些年，高静只做过这一次手术，且有高静肚子上的伤疤为证。

至此，四种可能直接就被排除了两种，而另外两种可能，也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检查结果，而给予了否决。

可是，肾脏切除手术的刀口并不是在肚子上，而是在腰的左后方，而从高静的术后疤痕来看，除了当年的脾脏切除术，也确实没有别的疤痕。

司法鉴定，不但没有起到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作用，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玄幻了。

为了让这件事尽快有个了结，院方建议，可以给高静做一次泌尿系统三维重建，通过这项检查，就可以弄清高静左肾缺失的原因，如果在检查中发现，高静体内有割除肾之后留下的痕迹，医院就承担责任。

可这样一个看似对双方都合理的建议，操作起来也是一波三折。

05

高静的母亲党爱爱托人打听之后才知道，泌尿系统三维重建检查，对人体的伤害特别大，现在女儿已经少了一个肾，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岂不是影响了孩子的后半生吗？

于是，高家又与医院鉴定中心签了一份协议：上面写着，高静在进行泌尿系统三维重建检查后，如果身体再出现什么症状，且经正规医疗机构鉴定，是由于这项检查所致，那么后果全部由医院承担。

而正是后面的这句“后果由院方负责”，让医院在检查的前一天反悔了，决定不和高静签订这项协议。

医院觉得，高家人在这件事上，情绪波动比较大，万一高静以后身体上有点什么大病小痛的，那会给医院带来无尽的麻烦。

眼看本来商讨好的方案又流产了，高静一家又一次次地找医院，可每次医院都以“院长不在”“得院长拿主意”等理由推脱。

事情就这样，拉锯战式地拖拉了两年。

2015年，被逼无奈的高家人，将甘泉县人民医院告上了法庭。

可无论是高静还是医院，都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高静的肾到底去哪儿了。

第一次接到这种案件，法院也犯难了。

可没等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一直避而不见的主治医生贾军义，却先发制人，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高静告上了法庭，不但让高静向他赔礼道歉，还要求赔偿他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原来，高静在与医院打官司的同时，也将这件事发放到网上，贾军义的儿子在学校听说这件事后，也跑来问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军义觉得，既然这件事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家人，他有必要站出来，为自己维权。

这下，高静一家蒙了，自己这个受害人，怎么转眼间成了被告了。

随着事件越来越复杂，当地卫生局介入，并进行了调解，贾军义也随之撤诉。

2016年，法院以医院存在过错为由，判决医院赔偿高静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26万余元。

06

事情貌似已经有了一个结果，可对于高静来说，这还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那个莫名其妙消失的左肾，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了她的心里。

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的高静，早已没有了谈恋爱的心思，她变得自卑，又有点敏感，她说：“我觉得自己以后肯定不会幸福。”无论谁听到这句话，都会感到阵阵心酸。

高静事件，并不是个案。

2010年，湖北的万木匠遭遇车祸，做过一次肝破裂修复手术，当时双肾正常，且手术也没有涉及肾脏。但2年后，万木匠又因病住院，检查单上却写着“右肾缺失”。

万木匠也曾找过给他做手术的医院，医院给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右肾是萎缩了。”

之后，万木匠又做了多项检查，可检查结果并未证明他的右肾是受伤萎缩掉了。2015年，万木匠也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可法院却迟迟没有立案。

2015年，万木匠也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可法院却迟迟没有立案。

无独有偶，2004年，16岁的高兵强乘坐三轮车出了事故，在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做了肠吻合和腹腔引流术。

6年后，当高兵强患尿毒症去医院就医时，也被告知“左肾缺失”。

高兵强和万木匠、高静一样，在和医院讨要说法未果后，也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可是，5年过去了，法庭依然以“没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为由，不予立案。

07

也许，以现有的医疗技术手段，并不能完全找到“高静们”肾消失的根源，但我们还是希望，当事件发生后，医院可以积极面对，而不是将患者的诉求，看成是“医闹”。

毕竟，买肾，卖肾并不是患者凭空想象出来的。

2018年9月的《半月谈》杂志上，一篇题为《卖肾，买肾！起底猖獗的“人体器官黑市”》的文章，详细地记录了黑市中，个别无良医生的私下进行非法器官移植手术的现象。

而这种生意之所以有市场，就是因为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偏差。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值，但能仅有1万人能得到救治。

在正规渠道下，至少到等1.5-3年的时间，才可能碰见合适的供体，相当一部分患者都是在等待中绝望而终。

所以，“高静们”的猜测也不是空穴来风。

归根到底，医患矛盾的纠纷，在于院方与患者站在了对立面上，如果双方都能换位思考一下，这些医患矛盾会不会少一些呢？

作者：落地成河

参考资料：《我的肾哪去了》来源：央视社会与法治频道《热线12》

《甘泉县人民医院与高静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来源：天眼查

《卖肾，买肾！起底猖獗的“人体器官黑市”》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