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王朝。随着王朝的更替，也就出了许多开国皇帝。
他们为了网罗人才，为己所用，有的千金买士，有的退位让贤，有的以人为鉴，有的三顾茅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贤才视为国宝。他一再强调“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
基于这种认识，朱元璋通过多途并进的办法，广收人才。无论是元朝有才能的官吏，还是他的政敌一一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部将;无论是一时“韬光撮德”的者儒贤士，还是怀才抱德愿意投效自己的谋士、干才，更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朱元璋全都要吸收到自己身边，予以重用。
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脱衣以衣韩信”;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解缓以带李忠”。
魏国开国皇帝魏文帝“思贤甚于饥渴”。他对陈群非常“敬器”，“待以交友之礼”。所以这些古代君王思贤如饥，思才若渴的轶事，至今还为人们传为美谈佳话。
坚持信任原则，对人才“信而不疑”，必要时为人才撑腰说话，这是历代开国皇帝用人的又一重要内容。
汉代大将冯异率军与赤眉军作战，败于赤眉，全军崩溃，冯异弃马而逃。东汉光武帝刘秀本着不以一次胜负论英雄的原则，不处罚冯异，继续命其带兵。乒来冯异独守关中时，威名显赫。
有人向刘秀告发，说冯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称咸阳王”，图谋造反。冯异知道后，惶惶不安，赶忙上书表明心迹。
刘秀召见冯异后，将谗毁他的奏章给他看，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可疑，而有惧意?”于是，仍命冯异统率大军。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刘秀的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政治家风度，任凭冯异有再高的军事才能，也不能取得胜利。
水太清则无鱼。封建君主多数过分注意臣下的小节，有时竟发展到不能容物。
刘邦用人却能从大节着眼，对人才不求全责备，故“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万在这方面陈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有“盗嫂”的嫌疑，护军时又受贿赂，“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的缺点。
当周勃、灌婴借此向高祖进言时乡刘邦终于听魏无知的话，考虑到楚汉相争时需经邦治国良才，并对陈平“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的状况予以原谅，仅对他进行教育，而终于厚赐陈平，“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
刘邦任用陈平，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敌方营垒的人敢于充分信任，另一方面表现了他能够不以短处、缺点而否定人才的知人之明。
刘邦在“天下大定”时，设宴庆功。酒席间，他要诸将领说心里话，他所以得天下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高起、王陵认为，刘邦能将攻下的城池土地，赏赐给将领，跟大家同享好处。
项羽嫉贤妒能，有功的加害，贤能的加疑，打了胜仗不给将领记功，攻下城池不给将领好处，所以失败。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刘邦着重指出，能用三位杰出人物的所长，把他们安置在各自相应的职位上，使他们充分发挥长处，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取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历代开国皇帝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苟安现状，墨守成规，不迷恋于旧的章程和习惯，敢于突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选官陋习的藩篱。
朱元璋曾三令五申，用人要“毋拘资格”他非常注意提拔那些身卑位微的人才，呈括那些有“一善可称，一材可录”的人，都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
朱元璋还批评元朝“设官不以任官，唯类是与”的弊端。他深感拘拟于以“资格”用之，势必会诸塞人才发挥才能的进取之路，特别是堵塞了那些出身贫贱的人才的进取之路。
为此朱元璋规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跟也”。正是因为朱元璋推行了“任人与贤”，“勿拘资格”的用人政策。
朱元璋认为:人才，只有在使用中发现。他说:“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船之能远，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
要善任须先知人。通过使用知其贤与庸，真与伪。随后，统治者再做出一些适当的调节一一使用贤良、罢默庸邪。
朱元璋还认为:“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用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难矣”。
他懂得对人才如求全责备，势必造成对人才视而不见的现象。朱元璋在用人间题上，头脑是比较清醒的。
国家用人贵在因才而用，不能一律求全，否则，人才不能够尽其用，国家也有缺乏人才的危险。
古人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三国时，刘备兵败后，徐庶在新野向他推荐隐士诸葛亮，并要他亲自登门去请。刘备采纳徐庶意唯类是与”的弊端。
他深感拘拟于以“资格”用之，势必会诸塞人才发挥才能的进取之路，特别是堵塞了那些出身贫贱的人才的进取之路。
为此朱元璋规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跟也”。正是因为朱元璋推行了“任人与贤”，“勿拘资格”的用人政策。明朝初年，“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明朝开国君丰朱元璋，在选配官吏时，还注重合理的群体结构。他既任用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一班能征善战的武将，也启用刘基、宋镰、章溢、叶深等一班足智多谋的文人，为他出谋划策。
还特地盖了一幢“礼贤馆”，让刘基等文官住在那里面，给以优厚的待遇。他自己总结说:“建基立业，好比盖一座大房子，剪伐砍硝。需要武将;藻绘粉饰，还必须有文臣。如果武而不用文，就象墙壁没有轰好，就要粉刷一样，用文不用武，正如有简陋的房架子，不加粉刷彩绘，很不雅观。治天下要文武相资，才不会把事情办坏。”
曹操也认为事业依赖于人才的群体效应，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起兵谏暴以来，“所征必克”“乃贤大夫之力也”。另一方面朱元璋还注意人才年龄结构，老少参用，各得其宜。
明史选举志载，朱元璋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四十六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这样“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再一方面是用人不以年龄，资历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诸葛亮初出草庐作为军师，因年轻，无资历为久经沙场的关羽，张飞不服。
但刘备毕竞是依靠诸葛亮“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四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的大略方针建国于蜀国。
陆逊年轻，资历浅，启用时，“诸将皆上书言其懦”。孙权却认为陆逊是“奇才”破格提拔为大都督，“令掌六群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彝陵一战充分显示了陆逊的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