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学史上，对《春秋》诠释体系的重建，首先需要回应《春秋》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下》云：“《春秋》，天子之事。”
然而，作为鲁之臣子的孔子，何以具有能够褒贬天子、诸侯、大夫的“天子之事”的政治正当性，却并非不言自明。
胡安国以理学诠释《春秋》乃时代思潮使然，但其通过对孔子所谓“罪我”的诠说而透显出的《春秋》政治合法性问题—“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如何可能，可谓洞见。
事实上，历代学者对此皆有自觉，明高拱曰：“贱不得以自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此孔门明训也，乃自托南面之权以行赏罚，是作威作福，躬蹈无君之罪，乱贼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贼乎？”
清四库馆臣曰：“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
近现代学者亦指出：“孔子匹夫庶人，而欲藉《春秋》之直笔，以垂一王之大法，愈非其职也，然而不得已也。”
孔子有德无位，故其作《春秋》具有僭越的性质。历代学者尽管意见不同，对《春秋》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反省角度及提供的解决方案各有殊异，但对《春秋》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自觉意识及欲建构《春秋》诠释体系需要首先回应这一问题的主张而言，则是一贯的。
作为在《春秋》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杜预试图通过反省汉儒之说而构设出《春秋》的三种存在形态，以重建《春秋》的政治合法性。不过，在文学界对此鲜有论及。
公羊学是两汉时期官方学术主流。西汉公羊家董仲舒提出“孔子素王”说以建构《春秋》的政治合法性，并提出与之相应的《春秋》为素王改制之书及所谓“三统”说、“绌夏”“新周”“故宋”说、“王鲁”说等观点。
但素王之说毕竟有以孔子为王之意，在周天子尚在的情况下，以孔子为素王，仍难免僭越之诘。
因此，到东汉时期，何休在扬弃董仲舒以来公羊家及谶纬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推衍公羊经说，提出《春秋》“为汉制法”说，实现了孔子从“受命王”到“制法主”的转变，进一步建构《春秋》的政治合法性。
汉代公羊家有关《春秋》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对汉代左氏学亦产生影响。
两汉时期，《左传》学基本在民间传承，汉初左氏家说经主要是训释《左传》古文，到刘歆时则以《左传》来解经。
由于受到公羊学的影响，亦出于为《左传》争立官学地位之目的，汉代左氏学亦吸收了公羊家有关《春秋》政治合法性的叙述，这一点尤见于其对董仲舒以来孔子素王说之肯定。
如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引“或者”曰：“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孔颖达以为此“说者”即“说《左氏》者”，可见素王说在汉晋左氏学中之普遍流行。
事实上，东汉左氏学名家贾逵即称：“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
经过两汉诸儒之诠释与传衍，董仲舒等公羊家对《春秋》政治合法性的有关论述逐渐成为汉魏《春秋》学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观点。
不过，在杜预看来，所谓孔子素王、黜周王鲁等说，无异于以孔子为乱臣贼子。
《论语·子罕》中孔子曾以继文王之斯文自任，所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杜预认为，若孔子借《春秋》而另立素王之法或自号素王，则明显与《论语》所言扞格，故其提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乃孔子申明其“制作之本意”。
孔颖达疏曰：“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
可以看出，若从探讨文本本义的角度而言，杜、孔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反映出孔子试图继承文王之文的诠说，符合《论语》本意，但其以制作《春秋》为孔子继承文王之文的具体方式则有过度诠释之嫌。
但从逻辑上看，如果承认孔子以继承文王之道为己任，而《春秋》又是孔子所“制作”，那么，说《春秋》为孔子继承文王之道的具体表现，亦不无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杜预于此引证《论语》的目的不是要揭明其本义，而是要借以表明孔子作《春秋》之目的—继文王之道。
依此，孔子显然不可能背离周道而另立素王之法，更不可能自号素王。况且，在《论语·子罕》中，孔子对“子路使门人为臣”的违礼之举提出严厉批评：“久矣哉，由之行诈也！”
依此，孔子亦不可能有素王之说。杜预曰：“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依上所述，杜预既然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继承文王之道，因而说《春秋》黜周王鲁亦不能成立，其称：“（《春秋》）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杜预引《论语·阳货》“为东周”之语，意在指明孔子作《春秋》欲“兴周”，孔颖达曰：“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
可见，在有关孔子作《春秋》之目的的理解上，杜预与董仲舒、何休等汉儒有较大分歧。
这一分歧还见于其对“西狩获麟”之诠释。在董氏看来，“西狩获麟”乃孔子受王命为素王之符瑞，何休则以之为孔子受天命作《春秋》为汉制法之表征。
可以看出，董、何之说虽有差异，但都将获麟指向孔子受天命，而在杜预看来，与麟所对应的是帝王而非孔子，其出被获，说明时无圣王，周道不兴。
杜预认为，孔子由获麟而意识到周道衰败，所谓“伤时王之政”，因此，其试图通过修订鲁史来复兴周道。
综上，杜预并非如前贤所云“不承认孔子有作《春秋》一事”，而是如同汉代公羊家一样，亦主张《春秋》为孔子“制作之文”，体现孔子“制作之本意”，但他反对两汉以来所形成的孔子素王、《春秋》为汉制法等有关《春秋》政治合法性的论述，而是认为孔子作《春秋》志在复兴周道。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如前所述，董仲舒以孔子为素王是以孔子为王的方式赋予孔子作《春秋》的政治合法性，何休的《春秋》为汉制法说是“以孔子为先知先觉的神圣”的方式建立《春秋》的政治合法性，而这两种说法又皆以“《春秋》，天子之事”为其基本的理论预设。
因此，对杜预来说，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假如其接受“《春秋》，天子之事”的说法，则等于是以复兴周道作为“天子之事”的内涵，依此，其需要回答的是：何以孔子具有从事复兴周道意义上的天子之事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假如其不接受“《春秋》，天子之事”的说法，那么，又该如何界定《春秋》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