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源于无准，疑义起于模糊。我们既已界定了儒商的概念，解释了儒商的特点，我们就有了对儒商的较为清晰的认识就有了辨析儒商问题争议的评判标准。

儒商与非儒商。一些论者肆意地将儒商的范围扩大，只要是风度儒雅的人，都奉上儒商的雅号。例如，有些人只看到儒商的“儒”字，忘了儒商的“商”字，把纯粹的记者、作家、教师，也冠以“儒商”的名号，这就泛化了儒商的外延，因为这些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途径是领取工资、稿酬等，与商必备特点的企业的经营性、营利性是有本质区别的。即便是文人下海，亦文亦商，若要介绍他们的儒商事迹，也应当反映其如何以儒经商，而不可仅渲染其舞文弄墨的“成就”，失却儒商本旨。另一些论者则只看到儒商的“商”字，忽略了儒商的“儒”字，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上乃至学界曾经一度对“知本家”的推崇，认为知识经济条件下掌握了知识资本的知识分子是最有前途的，而认为“知本家”就是“儒商”，更是将知识属性无限扩大，忽略了儒商的道德属性和崇尚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知本家”满足了上述儒商四个特点中的“办营利企业”“有知识能力”两项，有的“知本家”能够满足“讲经济道德”和“崇尚儒家文化”两项，但是只有四个特点都具备的“知本家”才可称为儒商。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知本家”都是儒商。

真儒商与假儒商。由于儒商是一个时髦而荣耀的“桂冠”，许多人自诩为儒商。但其中有些人仅有儒商的表象，他们或是叶公好龙者，或是阳奉阴违者，甚至有些人是打着儒商的旗号以达到个人无法告人的目的。著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先生曾批评有些商人致富之后，附庸儒者的风雅热衷琴棋诗画，是没有意义的徒具形式的“儒商”。如果说这种假儒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话，另一种假儒商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例如，有的叶公好龙者平时总以儒商自居，一到关键时刻，当道义需要他捐钱出力时，就立即成了缩头乌龟，或只要认捐的虚名而“假捐”却赖着不兑现。更有甚者，例如曾列为中国首富的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就自诩为当代“儒商的代表性人物，还在南德集团办了“儒商学院”，扬言要把它办成培养儒商的“黄埔军校”。但他却是个假儒商，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刑。看一个人是否真儒者，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国内曾有个研究现代新儒学的“权威”，儒学根底不可谓不深，却趁出国讲学之机，伪造结婚证，分别六次带不同的六个“妻子”出境未归，非法获利十七万元，以骗取出境证件罪被判有期徒刑，真是儒者的耻辱。同样，我们看一个人是否儒商，也要“听其言，观其行”，这是检验其是否真儒商的更为根本的标准。

纯儒商与准儒商。鉴于儒商所崇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行为的复杂性等原因，即便是商，也有纯儒商与准儒商之分。一种情况是，有的儒商崇奉中国传统文化的《周易》和儒家，有的崇奉老庄道家，有的崇奉《孙子兵法》有的崇奉佛教，其中以儒家思想指导经商实践的属纯儒商，而崇奉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思想的属于准儒商。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儒商虽然是以儒家思想指导经商实践，但崇奉的是儒家的某些思想，而未能遵循儒家的另一些主张。能够全面地崇奉儒家思想的儒商是纯儒商，部分地崇奉儒家思想的儒商则是准儒商。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准儒商。

旧儒商与新儒商。旧儒商亦称传统儒商，新儒商亦称现代新型儒商。从时间上看，近代以前的儒商显然是旧儒商，现代的儒商有可能成为现代新型儒商。由于传统文化的遗传性现代的儒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等方面仍延续着旧的传统，未能跟上时代和科技的发展。只有那些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的新型商人企业家，才称得上是现代新型儒商。例如，许多私营企业主懂经营、讲道德、崇儒术，但却死守家族制不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这样的企业家只够得上旧儒商而不能称为新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