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繁华，不仅镌刻在园林曲巷与烟雨楼台中，更流淌在吴侬软语的韵律里。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同属吴语太湖片，却因历史脉络与地理区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言体系。

吴语并非铁板一块的标准语言，而是包含上百种方言的庞杂体系。所谓“正宗”，往往指向两种标准：一是语言特征的保守性，即保留中古汉语的声韵系统；二是文化影响力，即是否被广泛认同为吴语的代表。

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如b、d、g等带声的辅音）和复杂的声调体系（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理论上可达8个声调），是吴语区别于其他方言的核心特征。此外，文化载体如戏曲、文学中的语言使用，也塑造了“正宗”的话语权。例如苏州话因昆曲和评弹的传播，长期被视作吴语标杆，但这种“文化霸权”未必完全等同于语言学的“古老”。

从方言分区看，三地虽同属吴语太湖片，却分属不同小片：

这种地理差异，直接影响了三地方言的存古程度与演变方向。

苏州话在声韵保留上堪称典范：完整的全浊声母系统（如“同”读[doŋ]，“共”读[goŋ]）、8个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以及中古“支微入虞”现象（“水”读[sʮ]而非普通话的“shuǐ”），均与宋代《广韵》高度对应。反观常州话，城区方言已出现浊音清化（如“地”从[di]变为[ti]）、声调合并（阳上并入阳去，仅存6调），但其郊县仍存留更古老的发音。无锡话则处于过渡状态：声调简化至7个，部分词汇受常州影响（如“玩耍”说“白相”，与苏州同；但“筷子”说“箸”，与常州一致）。

苏州话凭借明清以来的文化优势，留存大量古吴语词汇：如“汏”（洗）、“囥”（藏）、“朆”（未曾）。常州因相对封闭，反而保留了一些更古老的表达：如用“侬”指代“你”（苏州用“倷”），用“晏”表示“晚”（苏州用“夜”）。无锡话则呈现出融合性，既有苏州的“学堂”，也有常州的“田岸”，还自创了“佬小”（男孩）等特色词。三地语法结构大同小异，但虚词使用差异显著，如苏州用“哉”表完成（“吃哉”），常州用“咧”，无锡则两者兼用。

语言的地位从来与文化影响力紧密相关。明清时期，苏州作为江南经济文化中心，其方言通过昆曲、评弹、吴门画派等载体辐射全国。昆曲唱词中的苏州音韵，甚至被称作“中州韵南化”的典范，这种“文化正统性”使得苏州话成为吴语的象征。相较之下，常州虽在清代涌现出“常州词派”“阳湖文派”，但其方言更多局限于学术讨论（如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以常州话为参考）；无锡作为工商重镇，方言的文化输出较弱，反而在近现代受上海话影响较大。

若以文化影响力论“正宗”，苏州话无疑是最强代表；若以语言存古性为标准，常州部分农村方言可能更接近唐宋遗音；若论动态演变中的兼容并蓄，无锡话则体现了吴语的韧性。事实上，吴语的“正宗”恰在于其多样性——南宋《癸辛杂识》便记载“吴音不统一，相邻两地即异声”。

今日的苏锡常方言，如同太湖水系的支流，既有各自蜿蜒的轨迹，又共享着中古汉语的基因。保护吴语，并非要决出“谁更正宗”，而是需在城市化与普通话浪潮中，为每一种腔调留存呼吸的空间。毕竟，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