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之所以是革命圣地之一，就是因为它在革命初期对红军队伍的存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在这段历史中，其实还夹杂着十分沉重的内容留待人们去发现。

袁文才的命运就是如此，这是一段让人十分唏嘘的往事，其也成为毛主席心里的一个隐疾。

即便到了新中国时期，毛主席仍然对其十分介怀，乃至于亲自下令缉拿与当年事件有关的一个人员。

关于袁文才，大众并不十分熟悉，但去过井冈山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其实不只是他，还有另一个叫王佐的同志，这两个人应该放在一起来说。

时至今日，井冈山上还有他们的塑像和墓碑，这正是党和国家对他们为革命所作贡献的认可。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其实，袁文才和王佐在当年都是农民武装的领头人，井冈山这块地盘最早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

袁文才和王佐都是1989年生人，也都是井冈山长大的乡民，只因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才投身绿林，成为啸聚山林的一方势力。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土匪吗？”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尽管袁文才确实曾是绿林草莽，但他的初衷并不是祸害乡里，而是反抗不公。

这一点十分关键，因而后来在宁冈党组织的领导下，袁文才就带领自己的弟兄参加了宁冈暴动，他随后也成为了农民自卫军的领袖，逐渐蜕变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带领着不足一千人的残兵败将来到井冈山，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庇护之所，袁文才就成为了红军可以依靠的力量。

为了能在井冈山立足，毛主席主动约见了袁文才，见面的地点就选在了井冈山的荷花乡大仓村，这里有一户叫林风和的人家，他和袁文才交情很厚，可以作为中间人。

于是在1927年的10月6日上午，毛主席带领六个随从出现在了村口，而此时的袁文才早已和三十多个弟兄一起埋伏在了附近，然后在暗中观察毛主席等人。

他们倒不是为了谋害毛主席，只是对“不速之客”充满了警惕心理，布置伏兵是担心红军对他们下手。

在观察了好大一会儿后，袁文才终于确认毛主席只带了这几个人来，这才上前去迎候，而毛主席也热情洋溢地上前与他握手。

随后，众人在林家喝茶会面，毛主席对其讲述了自己参加秋收起义的经过，又说了部队当前面临的困境，以此寻求与袁文才的心理共鸣。

毕竟袁文才也是苦出身，从参加马刀队到保卫团起义，再到成立如今的“农民自卫军”，其经历与毛主席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果然，袁文才在听到毛主席说“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后神情大为激动，他说：“以前地主豪绅总是骂我是土匪草寇，说我们是盗贼。但今天毛委员您来了，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很高兴。您看得起我袁文才，那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就此，毛主席和袁文才达成了合作意向，井冈山从这一刻也就向红军打开了大门。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得知袁文才手上缺少武器弹药后，大手一挥就支援了对方一百杆枪。

彼时袁文才最缺的就是枪，所以毛主席的赠礼让他大喜过望，而作为回礼他也送了毛主席六百银元，双方的交情在这一来一往之中得到极大深化。

毛主席带着红军上了井冈山后，一边寻求扩大红军的根据地，另一边也在对袁文才等人进行拉拢改造。

不管是袁文才还是王佐，对此并不抗拒，于是不久后袁文才和王佐的部下就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由袁文才担任团长，王佐担任副团长，他们两人也加入了共产党，真正与毛主席成为了同志。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毛主席只给了袁文才一个团的编制，但其实当时的红军也就只有一个第一团，所以双方的关系还是很平等的。

于是在后面的日子里，红军队伍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小的战绩，袁文才和王佐也在宁冈新城、龙源口、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中立下了不少战功，这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互信。

然而，就在事情逐步变好的时候，突发意外却摧毁这一切。

袁文才和王佐作为红军的一员是十分尽心尽力的，所以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井冈山根据地就在大家的共同建设下得到发展壮大。

但也因为这样，国民党更加忌惮井冈山的存在，他们一再调集重兵前来围剿。到1929年的时候，毛主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决心带兵前往湘南，他同时要求袁文才和王佐坚守根据地。

就在毛主席走后，边区特委中有人因为对袁文才和王佐等出身绿林的同志心有不满，于是就给中央打报告反映情况，上级于是派了一个叫彭清泉的特派员来调查。经常看抗日剧的朋友都有体会，一旦有特派员出现，那基本上就是要出幺蛾子了。

事情果然如此，彭清泉在来到井冈山后，没有进行细致的调查就粗暴地将袁文才和王佐定性为“土匪”，并召开会议表态要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彼时，留守井冈山的还有第五军军长彭德怀，但他也没有做调查就听信了彭清泉的话，还表示会派出部队协助行动。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前一年就已经有苗头了。1928年的九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案》，其中就提到应该对类似土匪的群体及其首领进行严厉镇压。

毕竟那时候中国革命是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所以国内的党组织肯定是要按照该指示去做的，这就导致了红军内部对绿林好汉出身的革命军人成见越来越深。

这里也有袁文才、王佐的个人因素，尤其是王佐，他身上的江湖气很重，在部队里也只服毛主席，从不听取他人的建议，所以招来了一些同志的误解。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土客矛盾，也就是土籍农民与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说过：“土籍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

这里就已经说明了，所谓土籍农民就是井冈山本地土著，而客籍农民或者说客家人指的就是历史上迁徙来此的北方移民，他们和土著之间一直有着宿怨，经常发生流血冲突。

在革命岁月里这一点依旧没变过，当地土著就曾受国民党的挑唆，对客家人展开大规模清算，烧房子杀人，各种暴行接连不断。

后来红军打跑了国民党军队，客家人反过来又开始清算土著。而红军并非单一地依靠其中一方，所以并不希望他们自相残杀，也就此进行过调解，但收效不是很大。

在这一背景下，客家人以及绿林好汉出身的袁文才，就成为了在特委占据重要位置的土著干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偏偏在这个时候，革命军队内部再次发生了一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矛盾。敌人趁我军主力去了湘南，对湘赣边界进行了残酷扫荡，不少同志就此罹难牺牲。

重围之中，反动豪族家庭出身的永新县委书记刘珍的妻子龙氏侥幸逃出，但人们不相信她一个女人家怎么能逃出重重围堵，于是就怀疑龙氏是国民党奸细。

龙氏百口莫辩，于是被押送到了湘赣边区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的面前听候发落，宛希先决定将其先送往永新看管。

途中，龙氏被满腔激愤的士兵枪杀，刘真因此认定宛希先有直接责任，从此对他心怀怨恨。后来刘真死在了敌人的手里，他的好友朱昌楷为了替其抱不平，竟然将宛希先杀害。

宛希先是井冈山上的英雄人物，颇受毛主席器重，而他和袁文才等人也有着不错的交情。

正因如此，毛主席在离开井冈山的时候才把宛希先留下，就是让他充当土客双方之间的缓冲，同时保护袁文才，但没想到他竟然被人谋杀。

宛希先死后，袁文才等人的处境立即变得危险重重。龙超清、朱昌楷等土著出身的将领联手行动，再加上受左倾思想错误引导，一心清理“土匪”的特派员彭清泉提供支持，彭德怀等人又没有加以忖度，结果就造成了悲剧。

三百多士兵直奔永新，将袁文才和王佐的住处包围，随后朱昌楷冲进了袁文才的房间，将其枪杀在了床上。

至于王佐，他倒是非常警觉，第一时间就带着警卫员逃出了包围圈，然后向东门逃去。可惜王佐不会游泳，结果在冒险过河的时候被湍急的河流吞没，其尸体几天后被发现。

袁王二人被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首先是他们麾下部队遭到打击，三十余客家干部同时遇害，部队随之解散。随后是国民党军队抓到红军内乱的机会，趁机攻打根据地，井冈山随之沦陷。

消息传到湘南，毛主席也是震惊不已，他痛心疾首地叹息说：“杀错了呀！他们把党的好同志给杀了！”

彭德怀也是这时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但他也无力回天，此事也就成为了他的心头之创。

前文已经基本说清了袁王二人之死的内幕，但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这件事和罗克绍有什么关系？罗克绍这个人也是大有来历，他并非农民出身，而是茶陵当地有名的地主豪族。

与袁文才一样，罗克绍也是北方移民的后代，其家族历代都是当地客家人的话事人，乃至于成为雄踞茶陵的豪族。

要说罗家有多豪，他们家不仅有一支护院家丁队伍，甚至有生产枪炮的作坊，你就可见其实力。

而既然是豪强势力，对红军自然是不欢迎的，所以当红军来到茶陵的时候，罗克绍作为族长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联防团并自任总指挥，一时间成为当地最大的民间顽军力量。

在1928年的2月，罗克绍就曾带人在尧水镇杀害了十八名苏维埃干部，酿成了尧水镇惨案。

不仅如此，罗克绍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他的亲侄子因为参加了红军，结果就被他淹死在了湖里。

对于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对手，毛主席也是忌惮不已，他曾说：“井冈山有两条地头蛇，东有肖家壁，西有罗克绍，如果不将他们除去，人民将永无宁日。”

不过，尽管罗克绍凶恶，但他毕竟是客家人，按照当地的规矩，客家人是不打客家人的。

所以不仅罗克绍从未进攻过袁文才的队伍，后来袁文才在伏击中抓获了罗克绍，也是将其释放，对内则声称罗克绍自己逃脱了。

这里就体现出了袁文才等人在政治上的迟钝，但此时问题还不足以致命，要命的是他们企图以此为人情，然后从罗克绍的兵工厂里买武器！

为此，袁文才和王佐就找了个机会请罗克绍喝茶，席间商议军火事宜。和最危险的敌人谈生意，这本身就很不理智。

果然，等到罗克绍回去后，敌人就拿这件事做文章，渲染袁文才勾结罗克绍准备叛变的谣言。这下朱昌楷、龙超清他们彻底兴奋了，原本还在愁怎么找个借口动手，现在名正言顺的理由送上门来，焉有不取之理。

于是，一干人等立即组织动手，最终将袁文才、王佐以及四十余干部杀害，这直接摧毁了一支红军队伍，也间接毁灭了井冈山根据地。

袁文才和王佐牺牲了，但这场屠杀的参与者们结局也不是很好，朱昌楷在井冈山失守那一刻就自知罪孽深重而自杀，龙超清则在1931年也遭遇错杀，而彭清泉在袁文才死后不久就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最后因坚贞不屈而牺牲。

在这个事件中，罗克绍作为参与者之一也有锅要背，于是在毛主席心里也给他记上了一笔。

等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先是听说肖家壁在老家被枪杀，随即就想到了罗克绍，于是他就给湖南省政府去信：“着即查明茶陵罗克绍此人是否在，在之从速逮捕！”

当时处理这件事的是省委副主席谭余保，他倒是知道罗克绍，只是没想到毛主席竟然也还记得，可见其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之深。

谭余保随后查明，已经七十三岁的罗克绍如今确实还在茶陵，并且还在小学当了教书先生，于是立即派人去抓。

不过，因为一个亲戚为其通风报信，罗克绍连忙躲到了山里，并让家人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假葬礼，企图骗过警察。

可公安部门岂是这么好糊弄的，干警们当场要求开棺验尸，罗克绍假死的真相于是暴露，他本人随后在山洞被抓。

一年以后，罗克绍被枪毙于长沙狮子岭，曾惨死其手下的烈士英魂于斯得以安息。

袁文才和王佐的故事固然是悲剧，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找到一个真正的恶人。

就直接的责任人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朱昌楷、龙超清等人心胸狭隘，但他们是坏人吗？显然不是的，包括彭清泉也不是坏人，所以他们和袁文才、王佐一样都被国家认定为烈士。

真正的坏人可能也就是起到了间接作用的罗克绍，但他的结局并不全是因为袁王事件，他自己作恶多端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说来说去，也只是可惜了那些赤诚之士，他们成为了种种矛盾下的牺牲品，对此，毛主席也是深以为憾，所以他后来重回井冈山的时候还特意拜访了袁、王二人的遗孀，亲切地称呼她们为“嫂子”，同时也让地方政府对其加以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