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李善长的死，背后主谋竟是太子那一拨人！
之前淮下书生说过，洪武十八年那会儿，勋贵和文官之间的势力变化很明显，一个势力减弱，另一个势力就增强，这正应了那句“此消彼长”嘛。
有人讲啊，那些勋贵经常干违法乱纪的事儿，被整治好像也没啥稀奇。这说法确实在理，可光干坏事不代表就想着谋反呀，也不意味着朱元璋就非得要他命吧？就像《明实录》里记着的，朱元璋不但没杀李善长，还帮李善长跟那些文官说好话呢，李善长最后是自己寻了短见。有道是“罪不至死”，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嘿，也有人这么嘀咕，要说老朱真有心保李善长，那还不就跟说句话那么简单嘛，咋最后还被那帮文官给牵着鼻子走了呢？这不正应了那句“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当时朝廷中文官势力也不小，各方利益纠葛复杂，老朱虽贵为皇帝，可在一些事儿上，也难免会受他们影响。
其实啊，在李善长案没爆发之前，这场争斗可不是简简单单勋贵跟文官两拨人掐架，而是老派勋贵、新派勋贵再加上文官，三方之间的混战。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吃”，各方都有自己的盘算。老派勋贵里头，李善长那是带头大哥；新派勋贵这边呢，蓝玉就是核心人物。
在洪武十八年那会，老朱提拔新派的那些有功劳地位的人，有俩打算。其一呢，是想给太子朱标留一批能打仗的将领，其二，是想壮大淮西那些有勋贵身份的人的势力。俗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老朱这么做，说到底，就是在恢复科举的情况下，也得让勋贵和文官的势力保持平衡。
老话说，“本应同舟共济，结果却各奔东西”。本想着新派勋贵和老派勋贵能联合起来抵御文官，达成一种平衡，可最后这事儿没成。为啥呢？新派勋贵蓝玉不但没跟老派勋贵一起对抗文官，反倒在李善长案闹起来的时候，帮着文官对付老派勋贵，这就好比给文官递了把刀。
嘿，这就有个问题冒出来了哈。老朱为啥非得恢复科举呢？咱都知道，科举那可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就像古人说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科举就好比是那个能发现千里马的伯乐。老朱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恢复科举对他治理国家、选拔人才啥的，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老朱为啥废除科举呢？他觉得科举选出的官员，文章倒是写得漂亮，可办事能力却不咋地。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老朱心里头想要那种德智体美劳样样都出色的全能型人才，所以才做了废除科举这个决定。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当时，老朱寻思着得给太子朱标储备能用得上的人才。于是呢，他就搞了个跟汉朝察举制差不多的法子，让地方推荐人才。但这办法问题可不小，很容易偷偷摸摸搞小动作，存在暗箱操作。就这么过了十几年，通过这种方式举荐上来的人，还比不上科举考出来的呢。
咱们都清楚，老朱对继承人的要求，关键就是要尊崇文化、品德高尚。就像朱标，后来的朱允炆也是这样。从他对孙子朱高炽和朱高煦的态度上，也能瞧出来，他更偏爱有点文气的朱高炽。这就好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老朱看重崇文厚德，自然对这类品性的后辈更青睐。
毕竟是第二代皇帝，属于守成的君主，治理国家肯定靠的是文治，不再像开国皇帝那样马上打天下了。所谓“打天下易，守天下难”，为了契合第二代重文的皇帝，自然得重视儒教，大力兴办科举。
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科举恢复势在必行。老朱心里明白，科举要是恢复了，文官的势力肯定会变强。可他没办法改变这局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法子平衡各方势力，这才有了新派勋贵冒头。
都是淮西勋贵，咋新派不跟老派感同身受，反倒帮着文官呢？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或许当时的局势使得新派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咱先瞧瞧哈，蓝玉跟朱标是啥关系呢？是朱标妻子常氏的舅舅，也就是朱标的妻舅。这关系那可老好了，好到啥程度？蓝玉还跟朱标举报过朱棣在燕地行事不规矩，有僭越的举动。所以啊，朱元璋用蓝玉辅佐朱标，心里头踏实着呢。哪怕蓝玉犯了不少错，朱元璋也能睁只眼闭只眼，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嘛，就因为这层关系在那摆着。
要说起文官这块儿，您要是留意洪武十八年那场科举，一下子就明白咋回事儿了。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一年科举可出了不少关键人物。那年殿试，练子宁得了榜眼，黄子澄拿了探花，齐泰呢，也是这一科考中的进士。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朱允炆后来特别倚重齐泰、黄子澄还有练子宁这几个人，他们也能算得上是太孙党。
常言说得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太孙党和太子党，其实没多大本质上的差别。要知道，当年要是太子朱标没去世，那后来这几个挑大梁的文官，肯定也会围着朱标转，替他办事儿。就说黄子澄吧，人家本来就是东宫伴读，天然跟太子亲近。
简单讲，文官们都围着太子转，蓝玉那边同样围着太子。大家目标一致，很容易就产生共鸣。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三拨势力里，要是有两拨凑到一块儿了，剩下那拨指定得倒霉。
俗话说，大势不可逆。那时候啊，老朱心里头对东宫往后的安排都差不多定下来了，所以文官那块他基本不会大动。这么一来，太子就好比文官们面前的一块铁盾牌，他们做事也没太多顾忌了。李善长呢，瞅着这局面，知道自己没辙了，大势已去，最后只好自杀，来成全老朱定下的这个布局。
常言说得好，“树倒猢狲散”。当时啊，朝堂局势复杂，文官们联手把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老派那些有功劳地位的人都搞垮了。之后呢，朱标一下子没了，这可急坏了老朱，他得赶紧给太孙重新安排以后的路。这时候，像蓝玉这样代表新派的那些有势力的人，就好比是会威胁到太孙以后统治的定时炸弹，没办法，蓝玉案就这么爆发了。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建文帝刚登基那会，淮西的老派、新派那些有权有势的勋贵们，对文官已经完全构不成威胁了。之前文官跟勋贵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就变成了文官和藩王之间的矛盾。没了制衡的文官们，立马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起了建文削藩，这手段相当激进。后来朱棣被逼得没办法，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靖难，要清理的就是这帮激进削藩的文官。
朱棣一当上皇帝，就下令把《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给毁了，相当于完全不承认洪武十八年那472个考上进士的人。咱们把时间拉回到洪武十八年，那时候朝廷里勋贵和文官的势力变化可明显了。文官这边，科举又恢复了，势力见长；勋贵那头呢，徐达去世了，势力就弱了些。您知道吗，这徐达可是朱棣的老丈人。正所谓“此消彼长，世事无常”，这势力的变化就这么体现出来了。
